一、“仁说”缘起
中和问题，本就是心性问题，而心性问题又以“仁”为根核。朱子四十岁成立中和新说，再经三数年之浸润与议论，乃又展开关于“仁说”之论辩。这两步论辩，代表朱子思想奋斗建立的过程，而一般皆忽而不讲，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亦只录列中和讨论的文献，而有关仁说的论辩，则完全阙略。可见数百年来对于朱子学的理解，并未尽其底蕴。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第三册，曾以二百八十多页的篇幅，对这长达十年（即朱子三十七岁至四十六岁）的论辩内容加以疏解，义最赅备而精当。
朱子理解《论语》之仁，开始也想以二程之所说为纲领，但他对明道“识仁篇”的纲领始终凑泊不上，故终于舍明道而从伊川。他依据伊川“仁性爱情”之说，将仁体支解为心性情三分、理气二分，而以“心之德、爱之理”的方式说“仁”。他四十三岁作“克斋记”，随后又作“仁说”。⑧
二、朱子“仁说”大旨
朱子“仁说”一文，前大半为正面之申论，后小半则辩驳杨龟山与谢上蔡。此文之大旨可综为下列各点：
第一、天地之心，由“气化流行以生物”而见。于是心只成气化之自然义（而非本心呈用之自然）。人之心，由“动静语默而理寓其中以成德”而见。然而，理不寓于心则不能成德，而统贯诸德者方谓之“仁”。
第二、仁不是爱，而是爱之理、爱的所以然之理；仁不是心，而是心之德、心所应当具备之德。⑨人常默识仁理以引发心气之凝聚向上，久而久之，实然的心气便能现实地（实践的）摄具此理，以成为人自身之德。（理转成德）
第三、不以爱之发（情）名仁，而以爱之理（性）名仁。恻隐等四端，是爱之发，是情；其所以发之理（性），乃是仁。这是将精诚恻怛之本心仁体，支解为“心性情三分”，性为形上之理，心与情属形下之气。所谓“仁是爱之理”，是表示然与所以然的关联。所谓“仁是心之德”，是表示心知之静摄的关联，至于“心统性情”，则表示统摄的关联。但须知心之摄具理，乃“后天”的关联，而非“先天”的本具。
第四、仁只是理，与气成二分；仁只是性，与心、情为三分。故仁是形上的“有”，而不是具体的“在”。（1）若依程明道（识仁篇）之义，则仁是理、是道；依理与道之存有义而说仁是形上的有。仁亦同时是心、是觉，依心与觉之活动义，而说仁是具体的在。故明道义的仁，是“即有即在”的。（两即字，犹今语“同时是”，仁同时是有，又同时是在。）杨龟山承明道“浑然与物同体”说仁，谢上蔡承明道“麻木不仁”（仁则不麻木）的指喻，而以“觉”（不麻木）训“仁”。觉则层层感通而与万物为一体，故杨谢二人的讲法，其义一也。（2）今依朱子，则仁是性、是理，是形上的“有”，但仁不是心，不是情，不是具体的“在”。于是，仁成为“有而不在”（普遍而不具体、超越而不内在）。依朱子“仁是心之德、爱之理”的界定，“理”须通过心知之明的静涵而后具，“德”须通过心气之摄具而后成，故“仁”之理并非内在本具。此一讲法，显然不合孔孟原义。
总括朱子言“仁”之意，可以归结为：“仁者，爱的所以然之理，而为心所当具之德”。这句话含有：
（1）仁不是心，而是心之德；不是爱（情），而是爱之理。此即“心性情三分”。
（2）仁是理、是性，属形而上；心、情则是气，属形而下。此即“理气二分”。
（3）心知之明静摄仁理（理寓于心），则此理乃能引发心气之凝聚向上，而显现为中节合度之行。此即所谓“理生气”（生、非产生义，乃引生、引发义）。
依朱子性理系统的义理，可知他所完成的，是一个“他律道德”的系统。
⑧ 按：“克斋记”（见文集卷七十七），从克己复礼以申论仁之义旨与求仁之要。此记作于壬辰年，朱子四十三岁。“仁说”编在文集卷六十七。作于何年，不可确考。但据朱子与张南轩论辩仁说之书信曾提及“克斋记”，可知其“仁说”作于“克斋记”之后。
⑨《朱子语类》卷二十：“爱非仁，爱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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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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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