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命观念与主宰性之肯定|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二章第五节

一、义的定然性与时宜性

“义”字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仅次于“仁”与“礼”。我在《孔孟荀哲学》卷上第七章，曾引录《论语》言“义”之文句计十七条⑳加以考察。可知“义”的义指，不外乎“正当、合理、合宜、理义、道理、正当责任”等意思。总起来说，“义”是事理之当然，亦是人事之所当为。所谓“事理之当然”，意即理当如此，必须当下肯定，不容怀疑。譬如对国家之忠，对父母之孝，都是事理之当然，是天理合当如此，亦是我的良知（道德本心）当下之肯定。对于这种当然之理，不可看做寻常事件来究诘。人所应讨究的唯是如何尽忠，如何尽孝；也就是说，只须对此“所当为”的事讲求“如何为”，以期完成正当的责任。据此可知：

义有定然性、不变性，是“理”之应然与必然。

义亦有时宜性、适应性，是“事”上之所宜为、所可为。

但亦须知，义虽是事理之宜，是人事之所当为。但这作为“事理之宜”的“义”，却不在外在的事物本身，而是在于我们对事物态度的合理合宜上。所以朱子以“心之制，事之宜”二语解释“义”，王阳明亦说：“心得其宜谓之义”。可见义与不义，是必须断之于行为者之心的。通过心的主宰断制，以明辨是非，择善固执，而后才能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取不伤廉，与不伤惠”。因此，义在本质上乃是道德的应然判断（价值判断）。譬如“见义不为，无勇也”，我何以知道此时所见的事，是义或非义、当为或不当为，这并不能从我所见到的对象（事物本身）看出来；而必须根据我心对此一事物所作的价值判断，始能辨别它合义不合义，和决定这事当为不当为。

同时须知，同类的事物，常因时间地点与情境之不同，而或为义，或为不义。同一件事情，亦因行为者之责任、立场、境遇等等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应事态度和处置方式。反过来说，虽然应事处世的态度方式不相同，但只要是依事理之当然而行，都算是合义的行为。孔子所谓“无可无不可”，孟子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正表示人的行为方式可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措其宜。总之，行事的态度方式可以变，所不变的乃是“惟理是从，义之与比”，而“从理”“从义”，又必须以“心”（本心、良心）为准衡；离开了“心之制”（应然的判断），是不可能表现“义”的。

二、命令义之命与命定义之命

依儒家，“命”可有二义。从天之所命、性之所命而言，谓之“天命”“性命”。这一面的命，是“命令义”的命。如《诗经》“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中庸》“天命之谓性”，皆是命令义的命。后儒所谓“天命流行之体”，流行二字便是根据命令作用而说。另一方面，是“命运、命遇、命限”之命，这是“命定义”的命。命定，是表示一种客观的限定或限制。

对于“命令义”的命，必须敬畏、服从、践行。因为无论天之所命或性之所命都是善的命令——道德的命令。儒家讲道德实践，都是和这一面相关联的。对于“命定义”的命，则应知之、受之、安之。因为知晓客观的限制，才能够安然受之，而不存非分之想，不作非分之求，也才能够“不怨天，不尤人”，而回过头来“反求诸己”以克尽自己性分中的天职。

《论语》所载孔子探伯牛之疾，曰“亡之，命矣乎”（雍也）。子夏谓司马牛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子曰“道之不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此所引各条，除了“与命与仁”之命，不当作“命定义”解，其余各条则皆可解为限制义之命。㉑

三、从尽义知命到义命合一

石门晨门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㉒的人。这句话大有意义。“知其不可”，是知命（知道客观的限制）；“而为之”，是尽义，凡“事理之当然”与“人事之所当为”者，皆当尽力而为。孔子“尽义以知命”的示范，决定了日后儒家精神之方向。

孔子有言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又有言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前条知富之不可求，是“知命”；从吾所好（好善恶恶之好），以为其所当为之事，则是“尽义”。后条知道之不行于世，是“知命”：但道虽不行，而“志于道”的君子，仍须“行其义”（尽义），以明道、守道。这是不可抛弃、不可让度的义务。

孔子“知命”而犹然“尽义”的人生态度，是举世共知的。孔子周游列国，常常受到一些隐士的讥讽。如宪问篇所记荷蒉、微生亩，微子篇所记荷蓧丈人、楚狂接舆、长沮、桀溺等。它们或者对孔子说“斯已而已矣”，或者说“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或者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归结起来，无非都是“既知命矣，何必尽义”的论调。孔子的回答，则以为“鸟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才会情切救世，想要以正道移易天下。孔子这份情怀，倒是给石门晨门“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句话说着了。晨门一句话和仪封人“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的话，都是能够知人论世、表出孔子精神的人。

总之，“命”表示客观的限制，“义”表示自觉的主宰。从“命”一面看人生，会感到世间事都有一定的限制，都是被决定的；在这一面，实在看不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人生不止这一面，除了“命”一面，还有“义”一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自觉、自由”诸观念运行的领域，正须从“义”这一面来显现。人亦只应在“义”上作主宰，以对是非善恶之价值负责。至于“命”一面则非人力所能掌握。因此，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从成败利害上作计较，而应在是非善恶处作判断，以“是其是而非其非，好其善而恶其恶”。自从孔子明辨二者之分际与界限，不但透显了儒家精神之方向，亦决定了此后儒家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态度——“重能不重所，依自不依他”，而中国人的人生观，亦正是在此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

从“义”与“命”之分际界限看，可以说“义命分立”。但除了“命定义”（客观限制义）之命，还有“命令义”一面的天命性命之命。从这一面说命，则是“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所以“天命、理命、性命、德命”诸词，皆可以成立，而且实亦可称为“义命”。这时候，“命”已内在化而与性德合一，与义理合一。因此，天之所命即是性之所命，性之所命即是理之所当然、义之所当为。据此可知：

从“命定义”之命而言——尽义以知命——义命分立

从“命令义”之命而言——尽性以至命——义命合一

由“尽义”以“知命”反转过来说，则虽“知命”而仍须“尽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义”乃是尽我性分之所当然，所以“尽义”亦即“尽性”。到这一步，则所谓“知命”，便不止是知“命定义”的命运命限之命，同时亦知“命令义”的天命性命之命。而天命性命之“命”，实际上就是我性分当然之不容已，亦是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义务”。此便是“尽义、尽性”以“至于命”㉓，亦即是“义命合一”。据此可知，尽义以知命，固然可以说是孔子的人生态度，而推进一层说，则尽义尽性以至命（义命合一），才是孔子所证现的人生境界。

⑳ 按：所引《论语》言“义”之文字，约如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季氏）。“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士质直而好义”（颜渊）。“子产……使民也义”（公冶长）。“行义以达其道”、“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

㉑ 参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学生书局）卷上，第七章第二节。

㉒ 见《论语》宪问篇。

㉓ 按：《周易》说卦传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处略更易其词而通说之，在义理上应无违逆。程明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若实穷得理，则性命亦可了。”（了、了当之了）。明道所说，拙撰《宋明理学·北宋篇》第十章第二节有疏解，请参考。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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