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虽然只写成上下两册（原先是想依顺五个阶段写成五大册），但就其分卷分章分节的内容看来，大体上是依循当代新儒家（主要如牟宗三先生等）所开显的思想架构与义理规路，而进行表述。
民国以来，由于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传统的隔与无知，常以为中国文化是一停滞不进的封闭系统。其实，在二千多年大开大合的发展中，中国文化本就不断有义理的开新。牟先生除了在《中国哲学十九讲》有精确的疏导，另外也在一次演讲中，举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十大诤辩：（见《牟宗三晚期文集》三七一－三八三，联经，全集本第二十七册）
第一、儒墨的诤辩：
二帝三王之时，没有思想之分歧。到春秋之末，儒家思想建立，而后乃有墨家对儒家挑战。通过儒墨的诤辩，使儒家在哲学文化之发展中，取得正统的地位。
第二、孟子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诤辩：
孟子反对“生之谓性”，而主张“仁义内在”。牟先生说，孟子的主张是一个“伟大的洞见”。能了解“仁义内在”，就能了解道德之所以为道德，儒家之所以为儒家。
第三、魏晋玄学家之“会通孔老”：
两汉是经学，在思想上并无特出之表现，因而也没有思想上的问题。到魏晋道家思想复兴，而儒道的冲突遂不可免，但孔子地位不能撼动，于是乃有王弼“圣人体无”之说，向、郭注庄也提出“迹本论”。其实，大教的会通，永远都是新鲜的问题，而问题的提出正表示思想境界的新开发。
第四、言意之辩：
这是名言能否尽意的问题，也是永远新鲜的问题。从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到魏晋人言尽意或不尽意，再到西哲维根斯坦所谓“凡是可以说的，就清楚地说；凡是不可说的，就保持沉默”，也仍然是这个问题。这类的问题，永远常新，值得思量。
第五、神灭不灭的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而有轮回之说，梁朝范缜反对轮回说，乃作“神灭论”，而引起一场大诤辩。牟先生指出，此一论辩并未发展成型。如今重加反省，便知此一问题并不简单，既可与儒家三不朽、耶教灵魂不灭相对较，而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必须审识明辨，故仍值得注意。
第六、天台宗“山家”“山外”关于圆教之诤辩：
这是天台宗内部很专门的问题，对人类智慧亦非常有贡献。山家山外之争，也可说是天台宗与华严宗之诤辩（因山外是以华严宗之思想讲天台圆教）。其焦点集中在圆教问题，这是哲学上最高深最终极的问题，西方哲学尚未能触及此一理境，可见其理论之深微。牟先生指出，圆教之义理，无论就中国文化本身之价值，或就中西文化之比较而言，皆有重大意义。
第七、陈同甫与朱子争汉唐：
宋明儒内部的讨论，集中在内圣之学（如中和参究、朱陆异同），而此一论辩则属外王问题。朱子站在道德立场，故贬视汉唐事功，他所持的是道德判断，不是历史判断。陈同甫则赞许汉唐事功，他只着眼于英雄生命以论历史，也不算历史判断。依黑格尔，要真正接触历史，必须从知性理性进到动态理性。朱子是知性的理性型态，陈同甫是感性的直觉形态，这二者是对立的，而皆不能在了解历史时引进历史判断以真实化历史。只有在动态理性中（即曲线辨证的理性中），始能引进历史判断。（因为在动态的理性中，知性与直觉之对立已被消融故。）
第八、王龙溪与聂双江的“致知议辩”：
这是王门弟子对王阳明“致良知教”之了解的争辩。对于一个教义的本质是否真懂，必须在层层转进的论辩中，看他的思路是如何前进的，再审视他措辞的轻重本末，才能考验出谁是真有所得，谁是真能相应。这是批判真伪的试金石。谁是王学的正嫡，谁是王学的偏歧，皆可以在此一论辩中分判出来。
第九、周海门与许庵“九谛九解”之辩：
“九谛”代表许敬庵的主张，主要是对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起疑惑，因而对王龙溪天泉证道之宗旨亦一并辩驳。周海门（龙溪弟子）顺九谛作答辩，名曰“九解”。此一论辩不仅关乎王学，也关乎儒家与中国文化。老子当初讲“无”，是从作用层上说，而作用层上的无，实乃“共法”，为儒释道三家所共许，这是属于“如何”的问题。
凡实践工夫达到某一水准，一定会接触到这个理境。须知分别是非善恶，是属于“是什么”的问题，而“如何”面对是非善恶以表现好恶，使好恶皆得其正，这才是成就道德价值的关键所在。故《尚书·洪范》也有“无有作好，无有作恶”的话，作意（有意）的好恶，乃是偏好偏恶，所以必须“无”掉。道家所讲的“无”，正是在此特显胜场。因此，作用层上的无，既无须反对，也不能反对（因为是 “共法”故）。
我们不能一见到 “无”字，就以为来自佛老，说它不合圣人之道。这个禁忌主要是朱子造成。此不仅妨碍人了解道家之“玄理”与佛家之“空智”，对于弘扬儒家也甚为不利。在道家，只有“如何”这一层的问题，而没有“是什么”的问题，儒家则两个层面同时兼备。周海门与许敬庵的论辩，其重要性即在有助于我们了解此中义理的分际，以开出哲学的理境。（我对九谛九解之辨，曾全文加以疏导，见《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学生版）页二三九－二七六。）
以上九大诤辩，都发生在过去的历史中。但这些论辩所代表的意义，则不可以陈迹论。其中实显示生命的智能和生命的方向。只要一加反省，它就能开启我们的生命，触发我们的灵感，彰显我们思想的光辉。
第十、中国文化畅通的问题：
魏晋时代的课题是会通孔老，宋明时代的课题是对治佛教，我们这个时代又当对付哪些问题呢？总起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如何畅通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谁与谁诤辩，而是所有中国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之不能畅通，其首要的任务是使民族生命复通。第二个使命，是如何消化西方文化，而其重点是在宗教方面，儒道佛三教，都是东方宗教的型态，与西方基督教的型态有根本上的差异。所以“辨耶”便成为当前文化使命中第二件工作。中国文化不容许篡窃，我们反对以马列代孔子，也反对以耶稣代孔子。
至于文化使命的第三件事，则不属于消极的破与辨，而是正面的“立本”。本不立，则一切都将落空。立本，是要维护中国的文化传统，要顺由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脉，来恢复中华民族立国的大本。顺立本而来的第四件事，就是“现代化”：现代化不是洋化，我们要求现代化，但必反对洋化（若洋化，便将失其本）。
以上四件事，都是中华民族“自尽其性”的事。人要尽其性，民族也要尽其性。民族不能尽其性，则既不足以言建国，更谈不上文化的开创和新生。
写到这里，或者有人会觉得奇怪，写自序为什么要提这十大诤辩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不能只在文献材料上讲哲学史，而是要在民族文化生命的脉动上来讲哲学史。这十大诤辩，正是顺就文化生命的大动脉，而来讲述我们哲学史里面重大的关节。所以先作简括的提揭。
我这样写书序，虽然有点特别，但化特异为平常，又一直是我生命表现的基本形式。我想要讨论的有关哲学史的问题，其实在本书卷首的“绪论”中，已大致有了相当持平的说明。至于我的书究竟写得如何，我想静待读者的评判，应该是比较好的态度。
蔡仁厚 戊子农历重阳
于东海大学哲研所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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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