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绪论
一、从两本书说起（本节）
三、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六、中国哲学史的前瞻
绪论
我以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者与撰述者之立场，对中国哲学史所涵蕴的问题，提出全面性的疏导和说明。其中含有：（1）对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认识，诸如中国哲学的源流系别，中国哲学的特质，与中国哲学优、缺、得、失之评判。（2）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分期不明确，即表示欠缺恰当相应的理解，故分期甚关重要。（3）对中国哲学的教与学，诸如说话的立场，生命的感通，智慧的契接，都应该有所措意。（4）现况的省察，诸如中国哲学通史的检讨，中国哲学断代与专题之研究等。（5）中国哲学的前瞻，也即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问题。凡此，皆应兼顾并重，提出说明。
一、从两本书说起
对中国来说，“哲学”乃是二十世纪的新词。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容纲领和学门分类，早已形成规格。譬如“经史子集”。“经”有章句与义理之分，“史”有编年、纪传、记事本末之别，“子”又分为诸子百家，“集”则人各一部，包罗尤其驳杂。但中国学问，总是以“生命”（人、人生、人事）为中心，而不同于以知识为中心的西方之学。近百年来，西方文明挟其强劲之势不断冲激东方，使得中国文化招架不住，于是国人只好自居落后，而奉西方为先进。单单“哲学史”这个部分，便使得中“倒架子”了。
二十世纪的前半世纪，有二本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一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胡氏的书只写到先秦阶段，我们无从知晓它全部的内容。现在只能就其书“以老子开头”这一点加以检讨。胡氏说老子是“革命家”，是“彻底的反对派”。然则——
1.老子这个反对派，他反对的是什么呢？
2.如果说老子反对“圣、智、仁、义”（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那末，“圣智仁义”算不算是一个价值系统中的价值标准呢？
3.如果算，它是谁创立的？它有没有发生过正面的作用呢？
4.一个能起作用的价值系统，是否也含有一种哲学思想呢？
5.如果不能否认它也含有一种哲学思想，为什么加以割截，而不予理会呢？
也许有人说，胡氏书中列有“诗人时代”一节以代表老子以前的思潮，但胡氏所叙述的其实不是什么思潮，而只引用《诗经》里不满社会状况和政治现实的诗句，以表示诗人们怨怒的情绪而已。依胡氏书中的叙述，似乎中国的历史文化，一开头便是黑暗混乱，一无是处。在此，我们不禁要问：《诗经》里面是否也有从正面表述清平政治的诗篇？是否也有赞颂先王功业和圣贤德教的诗篇呢？事实上当然有，而且还不在少数。然则，胡氏何以一句都不提呢？而且，《老子》以前的文献，也不止是一部《诗经》，《尚书》里面也有哲学性的观念，为什么一概加以抹煞呢？
一本哲学史，对于这个文化系统“创始阶段”的思想观念，不作一字一句的正面说明，而开天辟地第一个哲学家竟然就是“反对派”；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及格的写法。冯友兰的哲学史倒改向正面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先讲孔子，而且对孔子以前有关“宗教的、哲学的”思想，也有所说明。不过，冯氏的哲学史，却有更大的问题。
冯氏将中国的哲学史极其简单地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他如此分期所显示的意思，主要有三点：
1.他以西方哲学史的分期为模式，来划分中国哲学史的阶段。
2.他以汉代以前为“子学时代”，这是民国以来一般的说法（其实并非妥当。因为诸子之前还有上古三代）；以西汉董仲舒一直到清末为“经学时代”，则是冯氏个人的判断。他认为西汉以来各个阶段的哲学思想，所表现的精神都是“中古的”，相当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3.基于第2点的判断，于是他颟顸（mān hān）地认为，中国哲学史没有“近代”。
西方“文艺复兴”所开启的，是一种“反中古”的精神方向。从哲学方面来说，就是不愿意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而要求恢复希腊传统中哲学独立的地位。在中国方面，宋明理学也是自觉地要求恢复先秦儒家的慧命，以重新显立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位性。如果类比西方来说，宋明儒者“不满意两汉经生之学，不满意魏晋的玄学清谈，不满意佛教执中国思想界之牛耳”；这种精神方向，正与西方近代哲学“反中古”的精神相类似，怎么反而说宋明儒者的精神是“中古的”？而胡书认为宋代以来的儒学，是中国的“近代哲学”，倒显示出他对历史文化的通识。
冯氏以西方哲学的进程为标准，妄判中国哲学史没有“近代”，正所谓“只知有西，不知有东”，不免有“出主入奴”之嫌。我们不可忘记，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无论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文学诗歌、音乐戏剧、绘画雕刻，以及生命情调，生活方式等等，都显示中国文化的原创性、独立性）。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问题和思想问题，有自己文化生命所透显的原则和方向。因此，你只能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没有出现“西方式”的近代哲学，而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近代。中国哲学的近代，为什么一定要以西方哲学史的近代为模式呢？（至于说，近代西方哲学很有价值，值得借镜学习，则是另一个问题。那是中国哲学的路向问题，必须另说另讲。）冯氏颟顸地认为中国哲学自西汉以下二千年中所表现的精神，都是“中古的”，拿来和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神学）等同并观，这就表示他对中国文化生命开合发展的“脉动”根本没有感受，对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和哲学器识，也欠缺相应的了解。
另外，在文献运用上，冯氏也有“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形。例如他根据托名南岳慧思的《大乘止观法门》讲天台宗。陈寅恪氏的审查报告，已指出此书为伪托。但冯氏似乎不服善，仍然用这本与天台开宗的智者大师不相干、而又不合天台教义的伪托之书，来讲天台宗的思想。这样，就显得基本的知识真诚也有所不足了。
冯书比较有价值的部份，是对名家的讲述。他对惠施、公孙龙乃至荀子正名篇所做的疏解，都有他的贡献。不过名学并非中国哲学的重点，我们不能通过名学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至于中国哲学的主流，冯书的讲述则大体不相应，不中肯。（辟如他说“良知”是一个“假设”，便是显例。）
但冯书写于八年抗战之前，在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的反省疏解还不够深入，对“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三个阶段的学术思想，也还没有充尽明彻的了解。所以，冯氏的哲学史写得不够中肯，不够相应，并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而也是那个时代的客观之限制。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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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