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绪论
一、从两本书说起
三、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五、中国哲学通史之检讨与中国哲学断代和专题之研究（本节）
六、中国哲学史的前瞻
（一）中国哲学通史的检讨
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前一二十年仍然通用胡适和冯友兰的书，接着有人翻印民国初年像谢无量等人的老书。之后又有中国哲学史话以及供作课本用的小篇幅的出版品。这些书虽然都是撰述者的心血，但其中究竟有多少客观的研究成绩，却是不易作评价的。
到民国七十年，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这才有了一部值得评价的讲哲学史的书。上文第三节曾就劳著哲学史的分期法，作了几句评说，指出他那“发生期、衰乱期、由振兴到僵化的时期”之分判，是和他书中二个最基本的论点相关涉的。
第一、他以“自我境界”作为检证各家哲学思想的一个准据，此即所谓“德性我”、
“认知我”、“情意我”、“形躯我”之说。他认为孔孟开启的儒家是中国哲学的正统。孔孟彰显德性我，德性我是孔孟自我境界之所系。而汉儒之经学，魏晋玄学，以及佛教哲学，皆不能透显“德性我”，所以自两汉至唐未，皆属中国哲学的衰乱期。
第二、他分儒家之学为“心性论中心”与“宇宙论中心”二大类型。认为孔孟是心性论中心的哲学。而《中庸》、《易传》是宇宙论中心的哲学。又把中庸易传的时代往后拉，拉到了与西汉董仲舒相提并论。西汉哲学已属儒学之衰乱期，而魏晋以，更不必说了。
第一点的“自我境界”虽然不失为一个检验的准据，但用得太泛也未必适而中肯。而且，孔孟儒家之所以成为中国哲学之主流，也不只是彰显“德性我”而已。第二点用“心性论中心”与“宇宙论中心”二种思想类型，来考量和解说儒家学者及其文献所表示的义理方向与学术性格，也并无不可。问题是《中庸》、《易傅》是“宇宙论中心”的思想吗？
《中庸》、《易传》是“性命天道相贯通”的思想，它并不是“对价值作存有论的解释”，而是“对存有作价值的解释”。所以，《中庸》讲天道是以“诚”来规定（诚者，天之道也）；《易传》讲天道（乾道、易道）是以“生德”来规定（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中庸》所谓“慎独”、“致中和”，所谓“至诚、尽性、赞化育；”易传所谓“穷神知化”，所谓“穷理、尽性、至命”，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都表示，《中庸》、《易传》仍然是“以道德主体为中心”的思想。
当然，《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也显示了一种从天道天命说下来的宇宙论的进路。但我们必须了解，中庸易传这一个讲法，一方面是呼应孔子以前“天命下贯而为性”的思想趋势，一方面是顺着孔孟的仁与心性而再向存有方面伸展，以透显心性的绝对普遍性（孟子言尽心知性知天，也正表示此种意向）。经过中庸易传这一步发展，道德界与存在界乃通而为一：讲道德有其形上之根据，而形上学依然基于道德。在此，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所以是“性命天道相贯通”的思想。先秦儒家由孔子孟子发展到中庸易传，其道德的形上学之基型，便透显出来了。然而，劳先生对儒家这一个基本大义，却欠缺相应的了解。
劳先生的意思，认为正宗儒家只是“心性论”，似乎不容许儒家有“天道论”。如果照他的意思，孔孟讲仁与心性的“超越绝对性”，便被抹煞了，而“客观性”也被轻忽了，结果只剩下一个“主体性”。能把握“主体性”虽然也不错，但是一个“与超越客观面不相通”的主体性，却并不能尽孔孟之教的本义，也不是陆王之学的究竟义。照他的讲法，孔孟之教被缩小了，儒家“心性与天道通而为一”的义理规模被割裂而拆散了，“本天道以立人道，立人德以合天德”的天人合德之教也不能讲了。简单一句话，“天”与“人”隔而为二了。在劳先生的心目中，整个儒家就只承认“孔、孟、陆、王”四个人，而这四个人也被讲成“只本心”，而“不本天”了。
当初，程伊川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❽（本字，作动词解）。这一句名言，原本就只说对一半。因为圣人之道，固然“本天”，同时也“本心”。心与天并非两层对立，而是上下相通，故本天即是本心，本心即是本天。程明道最明澈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❾“心、性、天”是通而为一的。只因程伊川对于实体性的道德的本心，欠缺相应的了解，而误以为圣人只本天而不本心。而如今劳先生评论伊川这句话，却以为伊川之误正在“圣人本天”这一句。然则，依劳先生的意思，是应该说“圣人本心，而不本天”了。如此，则正好与伊川之言相对反，而结果却又偏偏一样，也只对了一半（虽然两个一半并不一样）。
据此可知，儒家的“天”与“人”（天道与心性）是不可以拆而为二的。如果天人不相通，则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将如何解释呢？还有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万物皆备我，反身而诚”、“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这些话又将如何解说呢？事实上，从《论语》、《孟子》到《中庸》、《易传》，乃是先秦儒家在义理上一步很自然的发展。《中庸》、《易傅》这两部文献“成书”的年代可能比较晚，但皆是孔门义理的一脉传承，而并非更端另起，这是无庸置疑的。如今劳先生却判中庸易传为宇宙论中心，以为与孔孟思想不同，又把中庸易传从先秦儒家中排斥出去，而硬拉到西汉时期，这实在是一种颟顸的态度，是不对的。
（二）中国哲学断代与专题研究之成果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很好的《中国哲学史》，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人对文化传统的了解非常不够。不了解儒家道家佛教的义理系统，不了解三教学术的流变演进，如何能讲“中国哲学史”？
但二十世纪的后半，台港海外的新儒家学者，却有了空前的开发。他们对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哲学思想，也已做了通贯的讲述。其中牟宗三先生的贡献，尤其明显。
他以《才性与玄埋》表述魏晋阶段的玄学，此书比汤用彤氏的《魏晋玄学论稿》提出更深切而完整的讨论，可算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而文字之美，也超乎读者想象之外。对南北朝隋唐阶段的佛教，则以《佛性与般若》上下二册做了通透的讲述。汤用彤氏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虽也是一部好书，但那是佛教史的立场，重在考订，又只属前半段。因此，从中国哲学史的立场来看，魏晋玄学之后，宋明理学之前，这六百年间中国哲学思想的活动，仍然是荒芜地带。而牟先生此书，正是从中国哲学史的立场，来讲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发展。对于中国吸收佛教和消化佛教之过程及其意义，皆作了极其深透而相应的诠表。至于宋明阶段的儒学，则以《心体与性体》四大册❿，进行全面的疏导。依牟先生之分判，北宋前三家，濂溪、横渠、明道为一组，此时未分系，到伊川而有义理之转向。此下，（1）伊川朱子为一系（心性为二），（2）象山阳明为一系（心性是一），（3）五峰蕺山为一系（以心著性）。而“性”为“心”形著之后，心性也融而为一。故到究极处，象山阳明系与五峰蕺山系仍可合为一大系。此合成之大系，远绍《论语》、《孟子》、《中庸》、《易傅》，近承北宋前三家，故为宋明儒学之正宗。至于合成之大系（纵贯系统）如何与伊川朱子系（横摄系统）相融通⓫，则是另一问题。于此，我们只能说，这三系都是在道德意识之下，以“心体”与“性体”为主题而完成的“内圣成德之学”的大系统。
牟先生表述儒释道三教的三部大著，无论（1）系统纲维的确立，（2）思想脉络的疏解，（3）义理分际的厘清；都已达到前所末有的精透和明澈。魏晋清楚了，先秦道家之学亦随之而清楚。宋明清楚了，先秦儒家之学也随之而清楚。再加上他的《名家与荀子》⓬，又疏解了先秦的名学，于是，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史，乃真能得其终始条理，而可以做到恰当的诠表和讲论。
上面所说牟先生的三部书，等于是中国哲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三个阶段的断代史。而唐君毅先生的大书《中国哲学原论》，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此则属于中国哲学的专题史。唐著各书，最具通识。他和牟先生是当代学人中宏扬中国哲学贡献最大的两位。两人著书的撰写方式极其著重之点，不尽相同。牟先生以透显义理的骨干和思想的架构为主，比较著重同中见其异，以使中国学问的义理纲维和思想系统，得以厘清而确定。这是一种讲哲学系统和讲哲学史的态度。唐先生的书，则以通观思想的承接与流衍为主，重在异中见其同，藉此以通畅文化慧命之相续，以显示承先启后的文化生命之大流。这是一种重视哲学思想之交光互映和相续流衍的立场。
同时，两位先生还有一项表现，也是空前的。他们不约而同的做了比天台、华严更为深广的判教（严台判教，只及于佛教内部）。牟先生是采取较精约而集中的方式，就人类文化心灵最高表现的几个大教来说话。此可参阅他的《佛性与般若》《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三书⓮。唐先生则是通观文化心灵活动的全部内容，以分判人类文化中各种学问知识，学术思想，以及几个大教所开显的心灵境界⓯。这是一种广度的批判，在人类哲学史上也是前古所未见的。
另外，徐复观先生的《中国人性论史》⓰虽然标为“先秦篇”，其实并不是单属断代史，而也同时是专题哲学史。这部书很有特色，对青年影响颇大。至于三大册的《两汉思想史》⓱则是通论周秦政治社会结构和两汉思想功力深厚之作。
➑语见《二程遗书》第二十一下。
➒《二程遗书》第二上。
➓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九），实即《心体与性体》之第四册。
⓫参蔡仁厚《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新生》（台北：正中书局，一九九四），一五〇,注三二。
⓬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九）。
⓭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于一九六五至一九七六先后完成，先由香港新亚研究社出版，后编入全集，由台北学生书局发行。
⓮按此三书，皆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现已编入全集，二〇〇三年联经出版公司。
⓯参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台北学生书局上下册。
⓰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⓱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大册，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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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