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绪论
一、从两本书说起
三、中国哲学史的分期（本节）
六、中国哲学史的前瞻
（一）二种分期的基本类型
第一种，是以朝代为分期的依据。通常分为六个阶段：
（1）先秦诸子，（2）两汉经学，（3）魏晋玄学，（4）隋唐佛学，（5）宋明理学，（6）清代朴学。这六个阶段虽然可以概括中国数千年的学术，但两汉经学与清代朴学，和哲学思想的关系是很少的。这种分期，可以用来讲学术史，不宜用来讲哲学史。
第二种，是以西方历史的分期为模式，套在中国哲学史上来讲。这可以胡适的说法为代表。他在哲学史的“导言”里，曾经提出他的主张。他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阶段：
（1）古代哲学：从老子到韩非为古代哲学，又名“诸子哲学”。
（2）中世哲学：从汉代到北宋之初为中世哲学：甲、中世第一期：从汉代到东晋之初，为:子学的延续与折衷。乙、中世第二期：从东晋到北宋之初，印度哲学（佛学）盛行于中国。
（3)近世哲学：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代哲学，并以清代为古学昌明时期。
胡氏这种“古代、中世、近世”的分期法，很明显是西化派的观点。不过还算不错，他承认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他认为世界上的哲学，有东西两大支。东支又分为印度和中国二系，西支也分为犹太和希腊二系。（1）在古代时期，这四系都是独立发展的，（2）到了汉代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为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佛学）加入中国系，成为中国的中古哲学。（3）到了近代，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的势力，而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在中国方面，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学复兴，而产生了中国的近世哲学，历宋元明而至清代。他还说到，由于二十世纪东西两支哲学互相接触，他预料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也即现在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世界的哲学❺。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经学”两阶段的分期法，上文第一节已有述评，兹不再赘。在冯著出版四十多年之后，劳思光先生完成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❻，他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
（1)初期－又名发生期。指的是先秦阶段。
（2)中期－又名衰乱期。包括汉代哲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的佛教哲学。
（3)晚期－他称之为由振兴到僵化的时期。指的是宋明理学，再下至清代戴东原。
这个分期法，大致与胡适“上古、中世、近世”之分相当。不过，劳先生认为两汉学术是儒学的衰落期，魏晋玄学则是“上承道家旨趣而又有所误解”的一种思想，而南北朝隋唐的佛教，则是乘中国哲学衰敝而流行到中国来的；所以判汉代至唐末为中国哲学的“衰乱期”。他对“中期”这个阶段的分判，当然可以代表一种看法。但我们觉得他对魏晋玄学的价值，似乎承认得少了一点。对佛教在中国传衍发展的线索，以及中华民族吸收消化佛教的意义，也似乎欠缺深切的认识。而他之所以如此分判，和他书中一个最基本的论点，实相关涉。（说见下文第五节）
（二）五阶段的分期法
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我在东海大学中国文化研讨会上讲“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主张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可以标题为“中国文化原初形态的百花齐放”。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三个段落，一是孔子以前，二是孔子时代，三是孔子以后。孔子以前是二帝三王发展凝成的“圣王之统”，这是中国文化的原初形态（文献是六经）。而孔子的仁教，则更为中国文化开启了继往开来的长江大河，永远灌溉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孔子之后，诸子百家兴起，是为中国文化原初形态的百花齐放。孔子开创的儒家，一方面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之统，一方面也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所以儒家具有双重身份。如果对先秦的哲学思想，笼统称之为“子学”或“诸子哲学”，则不但忽视孔子以前的文化思想，也无法概括儒家“代表民族文化之统”的那个身份。因此，我们不用“子学、诸子哲学”这种名词来概括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而称之为“中国文化原初形态的百花齐放”。
第二阶段是两汉魏晋，可以标题为“儒学转型而趋衰与道家玄理之再现”。这个阶段是先秦“儒、道”二家学术思想的延续。两汉经学是儒学之转型（转内圣成德之教为经生章句之学）；儒学僵化而玄学代起，遂有魏晋时期道家玄理之再现。至于其他各家，在思想上都失去傅承，更没有发挥。墨流为侠，法沉为吏，阴阳家也下委而散入医卜星相，名家则断绝无延续。
第三阶段是南北朝隋唐，可以标题为“佛教介入，异质文化的吸收与消化”。佛教是来自印度的异质文化。由于魏晋玄学所显发的“无”的智慧，正好成为接引佛教“空”的智慧之桥梁，这才使得佛教思想在历经三百多年的盘旋之后，终能打入中国的文化心灵之中。但就中华民族的内心来说，是不甘受化于佛教的。所以一方面护持政教与家庭伦常，一方面则大量译习佛经，以期消化佛教。到了隋唐，终于开出了“天台、华严、禅”三宗，使佛教在中国大放异采。而中华民族能够吸收而且消化一个外来的大教，也正表示“文化生命浩瀚深厚，文化心灵明敏高超”。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能结出这样的善果，实在是国族的光荣。
第四阶段是宋明时期，可以标题为“儒家心性之学的新开展”。道家和佛教的智慧都很高，但毕竟不是儒家圣人“本天道为用”的生生之大道。儒家之学，一方面要上达天德，使性命天道通而为一：一方面要下开人文，以成就家国天下全面的价值。宋明儒者的用心，就是要使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而沉晦千年之久的先秦儒家之义理纲维，重新挺立起来。所以宋明理学是儒家学术第二期的发展。可惜这一期的发展，内圣强而外王弱，到了满清入关，中国哲学的慧命便进入衰微时期。
第五阶段是近三百年，可以标题为“文化生命的歪曲、冲激与新生”。明末“顾、黄、王”三大儒由内圣开外王事功的思想方向，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儒家第三期学术思想的序幕。然而，大明亡了，民族生命受挫折，文化生命受歪曲，三大儒的思想方向无法申展贯彻，学术风气乃一步一步走向考据，形成文化心灵的闭塞和文化生命的委顿。而哲学的慧命也因而断掉了，失传了。民国以来，西方哲学流行于中国，但我学习西方哲学的成绩并不很好，就算学得不错，那也只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不能算是“中国的哲学”。所以，中国哲学必须从根反省，以求“新生”，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使命。
❺ 按，胡氏之说，是一种极其乐观的态度。那时候他只是三十出头的青年学者，对文化学术的严肃和艰难欠缺深切的体认，他似乎认为杜威和罗素来中国讲讲学，就可以把中西哲学会合起来，他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
❻ 劳思光《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一九八一年八月出版）。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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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