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古思想之趋势
第三节 礼的时代与宗教人文化（本节）
第二章 孔子的仁教
第三章 墨子的思想理论
第四章 孟子的心性之学
第五章 老子的哲学
第六章 庄子的智慧
第七章 名家与墨辩
第八章 中庸易传的形上思想
第九章 荀子的学说
第十章 法家与秦政
一、礼与彝
依据殷周之际的文献，“礼”字多指祭祀仪节，“彝”字则含有“常”与“法制、规范”之义。❺随着社会时代的推移，“彝”的意涵渐次移殖到原本指祭祀仪节的“礼”里面，使得“礼”的意指丰富了，提升了。所以春秋以后所说的“礼”，实是一个新观念的礼。比殷周之际的“礼”字，内涵大为扩充了。
由“敬”而重视“彝”（常法常则），由“彝”而移殖扩充到“礼”。下至春秋，便成为“礼”观念所笼的时代。
二、礼的时代
春秋是礼的时代。兹举示数则《左传》言礼之文句于后：
（1)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首先，礼可以“经国家”。经，是经营治理之意。经国家的礼，静态地说，指典章制度，纲纪体统；动态地说，是指政治运作的轨道法度。其中含有政治的原理，立国的纲维，为政的原则，和办事的精神。其次，礼可以“定社稷”，古代以社稷象征国家，而事实上，安定社稷也就是安定社会。第三，礼可以“序民人”，人民百姓的生活，必须有条理，有秩序，而生活的条理秩序，正是礼所提供的。第四，礼还可以“利后嗣”，人类生物性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而经过礼乐文化的陶养（化男女为夫妇）之后，生命的传衍就从血统的延续转化为恩泽的绵流。所谓祖德流芳，正是从这个意思上说。从以上四点，可知礼的效用，上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下可以提供生活的秩序，同时还可以为人类未来的福祉奠定基础。
（2)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夫礼，所以整民也。”（《国语》整民作正民。）
（3)左传僖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
（4)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依上引，礼是端正人民立身处世的准则，也是国家安立的基干。而以“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概括礼的功能作用，也正是落实之言，而并无夸饰之意。《国语·周语》还有一句总括性的话，说“昭明物则，礼也。”事物的理则秩序，也都通过礼而昭显出来。
总之，礼乃一切价值之准据，亦是道德之依归。春秋时代最有象征性的观念字，应该就是“礼”了。在政治世界，春秋时代是乱世；而从观念世界看，春秋却是一个有文明教养的“礼的时代”。
三、宗教人文化
（一）摄宗教于人文
人类文化的第一阶段，几乎都是宗教为主。其中有的发展为高级的形态，有的停滞而无大改变，有的则随其文化生命之自觉与开发，而有质的转化与提升，华夏文化即是如此。这样的价值取向，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显示出来。中国文化不走宗教的路，而是摄宗教于人文。（按：“五礼”（吉、凶、宾、军、嘉），其中第一项“吉礼”即指祭祀之礼。祭祀本是宗教之事，今将祭祀纳于礼，可以视为“摄宗教于人文”最具体的征验。）
原始宗教的信仰，大体保留在大众的生活习俗里面，而“礼”则是上层知识分子的新观念。不过，“士”阶层也没有彻底取消宗教，而是对原始宗教信仰加以纯化凈化，此之谓“宗教人文化”。
一般的宗教，大体是顺着吉凶祸福之念而来，而基于道德理性的人文精神，则转到是非善恶上来作衡量。中国文化中所保留的宗教性、宗教精神以及宗教的功能作用，一直都是循这个价值主线而绵延发展。孔子以后的儒家，也一直含具宗教性与宗教精神，故儒家亦称儒教。这里含蕴很深广的理。在此引而不发，以待后论。
（二）民为神之主（人的地位之提升）
《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对隋侯之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所谓民为神之主，是表示神为民而存在，如果神不能护民佑民，则神有何意义？后来，孟子也有“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之言❻。社稷之神，不能保境安民，不能风调雨顺以利民生，乃是怠忽职守，自可加以“变置”。孟子这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在华夏文化里是远有渊源的。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史嚚（yín）之言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所谓“依人而行”，自是依民意，依人民之正当要求。这表示聪明正直而始终一贯的神，必不违背民意，必不违逆正理。这仍然是“民为神之主”的意思。
《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司马子鱼之言：“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可见神为民而存在的思想，在春秋时代是很普遍的。
（三）天神之赏罚以民意为准据
《尚书·皋陶谟》已言“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畏、通威，天之明善威恶、赏善罚恶，乃以民意为依归。民之所好，天必从之；民之所恶，天必罚之。《尚书·泰誓》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无耳目，无视听，其赏善罚恶，即以吾民之所见所闻为依据。天心民意，其义一也。
《左传》成公五年云：“神福善而祸淫。”襄公九年亦云：“神所临惟信，信乃善之主。”皆表示神之降福祸，是随人之修德与否而为转移。
（四）以“不朽”代“永生”
凡宗教，皆对人的终极关怀有所措置，或往生净土得解脱，或进入天国得永生。等而下之的种种传说，皆就人死之后的归宿作为宣说之重点。而中国文化对此问题的因应，则不从人死后的世界着眼，而要求自己就在今生今世成就不朽的价值。而人生价值之不朽，即是人的终极目的之所在。操之在我，成之在天，本本分分，实实在在。除此，别无他求。试细思之，舍此，还另有更平正更健康的人生观否？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后世根据叔孙此言，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有代表性的思想，表示人文价值高于个体灵魂之永生。再者，人生之评价，最后是决定于史官之书法（而不操之于神之最后审判），此亦是人文精神抬头之一端。
后来，儒家充分显扬人文精神，转小我为大我，既合天人，又通物我，徹幽明，而且还贯古今（打通时间之限隔）。于是，大我生命与广宇长宙打成一片，人与天地并称三才。所谓“通天地人之谓儒”（西汉扬雄之言）。这是后话，在此一提而已。
❺ 参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三章之二。
❻ 见《孟子》尽心上。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本站推荐】
公 开 课 |（36小时）零基础儒学入门自学课程
家长必学|儿童读经教育入门——读经教育六小篇
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