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尊礼到用法
在先秦诸子中，法家较为晚出。一般所谓“管、商、申、韩”，将管仲也归于法家，并不妥当。管仲以及子产，都是春秋贵族社会的政治家。二人用法，乃是为了“救时”。至于他们秉持的治国之道，则仍然是“礼”。《左传》所载二家之言论，可为验证。因此，梁任公也说管仲、子产，“可谓法治之祖，而非法家之祖”。
法家，实由儒家而导出。战国之初，孔门再传的李克（李悝）、吴起①，有敏锐的现实感，首先透出“富强”观念。李克相魏文侯（梁惠王之祖父），尽地力之教。吴起先仕魏，后相楚，明法审令，大事变革。二人的思想和行动，皆脱离儒家的德教礼俗，而开始“用法”。儒家“以礼为纲，以法为用”。礼与法本就相承为用，并非相反对立。故加重用法，也只是开法家之先河，而二人本身实乃儒门出现之事功家。至严格意义的法家，当以商鞅为第一人。②
二、法家与法术家
商鞅在秦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尚事功，又严法而重刑赏，可以说是法家的正宗，但商鞅又实受李克、吴起之影响。据钱穆氏之考证，约有下列数端③：
1商鞅入秦相孝公，考其行事，则李克、吴起之遗教为多。史说鞅先说孝公以比德殷周，是鞅受儒学之明证也。
2商鞅之变法，令民什伍相收司连坐，此受之李克之纲纪也。《通典》引吴起教战法，亦有“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之文。
3立木南门，此吴起偾表立信之故智也。开阡陌封疆，此李克尽地力之教也。迁议令者于边城，此吴起令贵人实广虚之地之意也。
4总之，重农政，重法律，重兵事，皆李克、吴起、商君三人之所同也。据此可知，商鞅的思想与行事，实由儒门而导出。而所“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也本属通义，法家不过特加突显而以之为主要原则耳。如守法奉公，也可说是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因此，与其说法家原于道家，不如说渊源于儒家为较合史实。
从李克、吴起到商鞅，三人之尚法尚事功，都是为了解决政治经济上的实际问题，而并非先有一套观念系统而后依思想而行事。要到后期法家，才依观念思想而行动。其中有一个关键，就是申不害的“术”横插进来，遂使法家开始变质。“术”这观念，无论单就法家思想而言，或就整个政治思想而言，都是一个负面的观念，而且是一个很坏的观念。它使政治变得“不宣明、不公诚”；再加上慎到之“尚势”，更使法家的君道，变成“周密、幽险”的权术之府④，成为一个阴森之深潭。
韩非兼取商鞅之法与申不害之术，集法家之大成。而为了深化统御臣民之权术，自亦有取于老子虚静之意，而凝成其“不可知的无为之术”⑤；对于他老师荀子之学，韩非则特承性恶说而变本加厉。因而不信民，不恤民，而突出严法任术，以控御人民、驱策人民。熊十力先生尝谓，韩非不是法家正统，当正名为法术家。⑥这是一个很有警策意义的简别。
依据以上的说明，可以看出法家思想形成的线索，是由“礼”到“法”，再到“法术”。兹略仿表式之意，列叙如下：
三、法家之历史使命及其转型
秦以诈力取天下，法家助之而完成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⑦。但法家只有取天下之术，而实无安天下之道。所以汉代以后，再无严格之法家。唯后世之胥吏，或可视为法家下沉转型之支裔耳。而历代酷吏之苛察，只是对权豪恶势力之一帖猛药，此等人并非法家，故特称之为“酷吏”。而守法度者则称之为“循吏”。循吏实乃儒家式之人物。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凡是有一套礼乐教化作为主导原则，即使他治事严峻，信赏必罚，也不能视之为法家。因为依于法家之思想原则，根本不承认礼乐教化之价值。所以韩非主张“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⑧。他不以先王之经典为教，不以往古圣贤为师。这也是法家之所以为法家的一大特质。
法家的本意，也想避免统治者私人意志的干扰，所以重视客观平等之法，察名实以定赏罚。这样当然很好。但法家又将人君的地绝对化、神祕化，将人民的地位工具化、卑微化，结果使权力集中于一人，乃造成彻底的极权独裁。这是法家最不可恕的地方。
① 《史记》之货殖列传、平准书，皆云李克务尽地力，而孟荀列传则作李悝，崔述《史记探源》，谓悝、克一声之转，实为一人。《汉书·艺文志》有七篇《李克》，注云子夏弟子。又有《李子（悝）》三十二篇，列在法家。另外，《食货志》亦言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吴起为曾子弟子，初仕魏文侯，后相楚。《史记·吴起传》谓“起相楚，明法审令，要在强兵”。
②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联经版）第七章，页二四〇有云“严格之法家思想必待商鞅而后成立，韩非则综集大成，为法家学术之总汇。”。
③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港大版）卷三，《商鞅志》页二二七起。
④ 参《荀子·正论》“主道利周”一节。又《韩非·难三》云：“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于是操术之君乃成莫测高深之秘府矣。
⑤ 参王邦雄《韩非子的哲学》（东大版）第五章第一节之三，论术之运用，页一八七起。
⑥ 熊十力《韩非子评论》（学生版）页二。熊氏认为，晚周法家之正统派原本《春秋》，而商、韩实非法家。《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决不许居士上位窃大柄者，以私意制法而强民必从。而《春秋》本旨必尊重人民之自由，而依其互相和同协助之公共意力，以制法而公守之。《淮南子》“法源于众”一语，即其遗旨也。见同页四、五。
⑦ 转战国之纷乱为天下一统，这本是儒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目标。但儒家中正宽平之道，不经由强力的方式来实现。而天下的形势却已进到严峻而急促的地步，法家投时代之机，顺势下趋而走偏锋，运用智诈武力而达到天下一统。不平不正，故造成秦政之苛暴。
⑧ 见《韩非子·五蠹篇》。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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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