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家之所以为法家
据以上各节之论述，可知法家之所以为法家，并不在于用法（儒家也用法），也不在于“综合名实，信赏必罚”（此乃通义，儒家也可以讲，也可以行）；而在于用法的根据。
第一 法家之用法，是从人性恶出发，所以不信民，也不把人当人看（只作工具利用）。
第二 法家用术。术必须暗中运用，因而使得君王成为一个阴森之祕府，而无有光明弘达之象。其施及于人民的，只是外在冷酷之赏罚（无礼义、无德爱）。由于它本身不能面对光明之真理，也就不能传达光明于人间社会。
二、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韩非与李斯，以不同的方式支助秦政，一在思想，一在行动。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一方面扼杀文化理想与人文价值，一方面又抹煞学术自由与人格尊严。故终于酿成“焚书坑儒”之事。先秦学术的发展，最后归结于韩非，这真是历史的诡谲、文化的悲剧㉕。
三、儒法对比与法家之反噬
在此，我想对儒法二家的思想旨趣，约为数端作一对比：
1儒家顺人性而为政，故信民爱民，开诚布公，行仁政以安民。法家以人性恶为出发点，故猜疑人民，用术来控制人民。
2儒家以君臣相对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以义相合。法家则不贵臣，不信民，君尊臣卑，君主握有绝对性之权力。
3儒家反贵族，法家也反贵族。儒家视贵族为“选贤与能”之障碍，法家则视贵族为“君权绝对化”之障碍。
4儒家认为君乃为民而存在（即使荀子也如此主张），为政以民之好恶为好恶（尊人格，重民意）。法家则以民乃为君而存在，要求臣民以君之好恶为好恶，否定个体人格与意志自由。
5儒家教民、养民、爱民、保民，故轻刑薄赋，罪人不孥。法家则严刑重罚，连坐诛戮，愚民、防民、威民、虐民。
从以上五者，可以看出儒家“民贵、民本、重民意、重民生”之思想，落实下来开出制度（从体制上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如此，即可顺理成章地完成民主政体之建国。而法家之思想，则明显地与民主法治之精神相反相违。
抑有进者，法家本由儒家导出，而结果乃“反噬”儒家。盖早期法家尚事功，求富强，故重法用法，以期解决现实之问题。后期法家则因“术”观念插进来而变质，又欲取资老子虚静之意以深化其权术之运用，结果却大违道家“无为”之旨，而造成“有为”（人为）之灾祸；又因顺承荀子性恶之说而变本加厉，结果与“秦政”合辙，而“大败天下之民”㉖。法家对于道家而言，还只是不善学；对儒家而言，则是支流歧出而乖其向方，终于造成“反噬”。所以，从韩非李斯贬视“书简之文，先王之语”，而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接下来自然会有“偶语诗书者弃市”㉗的律令，而终必发生“焚书坑儒”的惨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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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对先秦诸子传衍演变之情形，约为简表，以供反刍省思之一助。
㉕ 关于韩非内部之思想，可参阅王邦雄《韩非子的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㉖ 贾谊“过秦论”中之言。
㉗ 《史记·秦始皇本纪》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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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