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实用的文化观|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第四节

一、节用、节葬

墨子书中，除了节用上下两篇，还有七患篇、辞过篇，亦说到“节用”之意。尤其辞过篇最为清楚而有条理，如“节宫室”、“节衣服”、“节饮食”、“节舟车”、“节蓄私”（宫妃、婢妾），对于这五点之说明，皆以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为标准，主张“积极生产”与“消极节约”。

他倡导“节葬”，一方面是反对“厚葬久丧”，一方面是指斥王公大人之厚葬不利于天下。墨子还说到“尧舜之葬不厚”，尤其是禹，“衣衾三领，桐棺三寸，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气。既葬，收余壤其上，则止矣。”他提倡薄葬短丧，本是从利上说，死者薄葬，可以节衣食之财；生者短丧，可以疾（速）从事而生财。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不过，节葬之利并不限于财利一面。除了财利可以“富贫”之外，还可以减少疾病，增殖人口以“众寡”，使王公大人多听治以“定危、治乱”。合此三者而成“三利”，这才是墨子提倡节葬的根本用心。

二、非乐

墨子非乐篇原文只存上篇。另有三辩篇亦“非乐”。

墨子认为，“乐，非所以治天下之道”。大人“为乐”，必将废听治；贱人“为乐”，

必将废从事。所以非乐的主张，仍然是实利实用的考虑。归结地说，是由于——

1为乐不中圣王之事（不中、犹言不合）。

2为乐不中万民之利。

墨子曾说“圣王不为乐”，这当然不合事实。到最后他便只好强词夺理而说“圣王有乐而少，此亦无也”。以墨子那种质朴干枯而缺乏润泽的生命气质，是无法了解圣人乐教（或说礼乐之教）之价值的。墨子真有西人所谓“文化乃生物学上所不需者”之概。

三、立三表以非命

“命”这个观念，在先秦典籍中有各种层次不同的涵义，而墨子所非之“命”，则是极素朴而粗浅的宿命观念，并没有很深的理论意义。

墨子认为，人若信命，则将以为贫富、贵贱、寿夭、穷通、治乱等等皆由命定，天下人都听天由命，便会造成怠惰而不肯“强力从事”的风气。而他凭以“非命”的理论方法，则是近人所推崇的“三表法”。非命上篇说：

何谓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于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墨子的三表法，虽然有其值，但这论证是很粗浅而外在的。天下国家之治乱与人民之贫富，因素很多，岂是一个“命”字所能概括？而闻见之所及尤其有限，真理世界的物事，并不都能见能闻的，不过，墨子的证虽有可议之处，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了解他“非命”的用心，以及由此用心而显示的意义。

墨子认为，王公大人下至农人妇女，若能不信命而各守本职以“强力从事”，就可以利天下。而利天下又本是“天意”的要求，所以“非命”亦是本于天意。人能非命，便等于顺天之意，为天之所欲。而天意（天志）的内容是“义”，可知“非命”这个观念的意指，实际上就是“义”。所以墨子说：“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也。”⑤

四、非儒——功利主义的思想

据上三节所述，墨子“非乐”，是因为乐不合万民之利；“非命”是因为人信命便不能强力从事以利天下；“节用、节葬”亦全是从功利实用的观点来立说。他总是以生活中的实利作为价值判断之准衡，而且这些观念又都是针对儒家而发的。公孟篇云：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有四政焉：（1）儒以天为不明，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悦），此足以丧天下。（2）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而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3）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4）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有极、犹言有定常），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

此段（2）（3）（4）三点，已大略见于前三节“节用、节葬”、“非乐”、“非命”，这是由于墨子“尚功用，大俭约”而提出如此之主张。一般都说墨子法夏，尊禹之道。然而夏禹“菲饮食，恶衣服”，却亦“致美乎黻冕”，又岂止是“俭约”而已？而“夫子温良恭俭让”，则孔子又何尝不俭约？但亦不仅止于俭。因为人伦生活的意义，以及政治教化之大用，并不是光靠俭约实用，就能全尽的。

礼义（包括丧葬祭祀）落在现实上，自不免有虚文之弊，所以儒家有“因、革、损、益”之道。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然则，儒家又何尝只著重礼乐之形式与虚文？但亦不因为人有不仁，或人以钟鼓之声为乐，以玉帛之器为礼，便在原则上废弃礼乐，抹杀节文之价值。墨子诵诗书，又广读百国春秋，但其博学只是杂识故事，而义不条贯；徒然以他那枯索滞执之生命反礼乐之奢靡，崇夏禹之俭约，而并不真知礼乐之价值与禹道之全体。一切只落在实用的层次上，“以耳目闻见论”、“以外效立事”（两句皆王充《论衡》语）。如此，怎能安顿社会，康济生民？文弊而救之以质，这当然不错，但尚质而否定文，又何尝救得了天下？

至于墨子说“儒以天为不明，鬼为不神，天鬼不悦”，同样亦是不得情实之言。孔子对于“天”有积极的意识，对于鬼神虽不正面积极肯定，但亦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孔子不但没有“天不明，鬼不神”的言论，而且没有这种意思。但对于鬼神，祀敬之可也，媚悦之何为？儒者尽敬尽诚，自主自立，为什么要取悦鬼神以祈福消灾？《论语》说“祭神如神在”，《中庸》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这是说祭祀之时，以诚敬之心感格鬼神，神灵因而降临，觉其活龙活现，如在眼前。而不祭时，则鬼神虽非不存在，但亦并不觉其如此活现。这那里是“执无鬼而学祭礼”？须知孔子之超越意识寄托于“天”，内在意识立根于“仁”，鬼神一层地位不高，而幽冥之事，又岂可多言？言之凿凿，不嫌太愚昧乎？

此外，在非儒篇，墨子亦大事非议儒家。实则，都是不相应的。前半篇所说的约有七项，（1）依差等观念斥儒家丧礼订定年月时间之非，（2）斥儒家娶妻亲迎之非，（3）斥儒家以命为有之非，（4）斥儒家主张君子古言古服之非，（5）斥儒家述而不作之非，（6）斥儒家胜不逐奔之非，（7）斥儒家不扣不鸣之非。而后半篇则几乎全是针对孔子而捏造的一些无稽之言。兹不赘述。

综观前述各节，加上他为了爱利天下而主张“兼爱”，为了反对亏人自利而主张“非攻”等等，已足够明了墨子的文化观，是纯粹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立场。墨子只知求效用，而不了解文化生活的内涵价值；所以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而“不知文”，正是功利主义的基本性格。

⑤命与义对反，此自可说。但“尽义以知命”，亦可进到“义命合一”。（见第二章第五节）此义则为墨子所不及知。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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