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爱的社会之向往|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三节

一、形成“兼爱”观念的理路

墨子认为天下之乱，由于人只知爱自己，而不肯爱人。人人自私，故人人皆亏他人以自利。墨子既“非”此天下之乱源：“不相爱”，自必针对它而提出一个足以“易之”的观念。兼爱中篇云：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

以“兼相爱、交相利”易“不相爱”，是墨子“兼爱”观念所以形成的理路。它既没有追究天下人何以“不相爱”？也没有论证人如何才能相爱？而只是针对人不相爱的现况而直接要天下人“相爱相利”，这完全是“直接反应”式的理路。而此一理路的内容亦极其简单，墨子所用的最完整的词语，也不过就是中篇“兼相爱、交相利”这六个字，而上篇只说“兼相爱”，下篇就只剩一个“兼”字了。对于反面之不相爱，也只有一句“兼相恶，交相贼”，或者只用一个“别”字。

如何“兼”？墨子的回答是“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总起来便是“视人如己”。“视人如己”亦即“爱人如己”之意。由爱人如己即可推出“兼爱”乃是同等的爱、无差等的爱，这就是兼爱的内容意指。（至于兼爱的根据何在？可能否？墨子根本未曾涉及。兼爱不由内发，没有内在的根。结果只能求助于赏罚，可见其思想之浅拙。）

二、兼爱本乎天意

 在墨子，“兼爱”并不是孤离的观念，它是与“天志”相关联的。人之必须“行兼”，乃是天意的要求。人能行兼爱，便是顺天之意；不能行兼爱，便是反天之意。故天志上篇云：“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墨子认为，兼爱不但利人，亦利天利鬼。天志上云：

若事（指人行兼爱）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无不利，是谓天德。

这表示人之兼爱，不应限于爱人，亦当爱天爱鬼神。天下人如果都能“视人之国、家、身，若己之国、家、身”，则全天下皆可相安无事。若人人都能实行兼爱，则人类社会便可以成为一个“爱的社会”。

三、兼爱与推爱

兼爱是无差等的普遍的爱。作为一个抽象的原则，这是不能反对的。然而，凡是爱，皆须具体落实，一落实便必然是儒家的“推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层层推广而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儒家的推爱（仁爱）一点也不比墨家的兼爱狭窄，而且确确实实，具体可行。所以与孟子同时的墨者夷之，也认为“爱无差等”，而“施由亲始”。“施由亲始”却正是儒家的推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是施爱由亲始，而步步推广到人类与万物）。可见主张“兼爱”的墨者，也终须采取儒家的推爱。因为这是天理自然之序，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

而兼爱这个抽象的原则，则欠缺可行性。何以故？因为兼爱只表示普遍性上的“理”，当理要落实于“事”以具体表现时，便必须顾到事上的差别性，一步步扩而充之，以渐次达于完满。儒家的仁爱（推爱），既具有普遍性，又顾到差别性（亲疏、先后），故随时随地皆可以践而行之。

归总地说，“兼爱”只从外在的“量”上说，忽视了内在的“质”，而且也疏忽了践行的工夫，所以变成一句无真实可行性的大话。而儒家的推爱（仁爱），则质与量皆已顾到。依儒家，是“仁无差等”（仁通万物）而“爱有差等”（行爱有序）。可知儒可以兼墨，墨不能代儒。

墨子之兼爱，是排斥差别性以突显普遍性（抽象挂空而不可行）。儒家之推爱，则保住差别性以成就普遍性（亲亲、仁民、爱物，具体落实而可行）。判儒墨之异同，这是最为关键的所在。

四、非攻——兼利天下

“非攻”这个观念的主要意思，就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墨子认为，攻伐之事不但对攻伐者与被攻伐者两皆不利，而且不利于全天下。同时，天志上篇也说到“天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可见他是依据天意以排斥攻伐。攻伐不利于天下，又违背天意，可知“非攻”实即“兼爱”与“天志”观念的引申。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国际和平”。（墨子十日十夜从鲁国赶赴宋国，帮助宋国守城，以抵抗楚国的侵略。这个故事脍人口，无庸赘述。）

墨子既然“非攻”，却又赞许“征诛”，二者之间似乎有矛盾。其实，我们如果了解“非攻”观念本身，即是“义”，就不会有这种疑虑。在非攻下篇，墨子曾举“禹征有苗”、“汤诛桀”、“武王诛纣”等史事，而作了一个结论：“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乃所谓诛也。”墨子之意，有苗、桀、纣是暴君，是不义者，所以天启示禹、汤、武王分别加以征诛。总之，攻伐是灾祸，而征诛则是义举。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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