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同——权威主义的政治论|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

一、国家的起源

 墨子想要建立一个上通于“天志”，下及于“万民”的权威系列，故提出“尚同”之说。所谓尚同，即“上同于天”之意。尚同上篇云：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人各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而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

墨子推想，原始社会由于没有国家政长之统制管束，人人各执己意，以相争斗，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乱极思治”的心理，于是乃选天下之贤者为天子，建立政治机构，行使政治权力，以统制管束万民。墨子的说法，和十七世纪的英国学者霍布斯的国家理论相近似。但霍布斯只就人之利害冲突着眼，以为人皆自私，由于利害不同而常起冲突，所以必须通过“契约”之相互限制以建立国家。而墨子则举“一人则一义，十人则十义”以解说没有国家组织之时的混乱，这是以统一之是非标准为着眼点。不过，墨子所谓“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利害的考虑在内，所以与霍布斯的国家论，大旨亦并不相远。

“一人一义”，故人各自是而“交相非”。这种乱象，唯有“壹同天下之义”，才足以使天下治。墨认为“统一思想”乃是国家的任务。由此而主张建立绝对权威的统治。人人放弃自己的是非，一层层上同于在上位者的标准，最后服从天的意志。这就是“天志”与“尚同”理论接头的地方。

二、尚同的政治机构及其政治规定

 墨子认为，“尚同”是“为政之本，而治之要”。在尚志上中下三篇之中，墨子对人类社会之演进有所解释，以为原始社会无正长，天下之人异义而天下乱，因此必须“壹同天下之义”，并选立正长，成立政治组织。综合墨子之意，可有二点说明：

1.就人事方面说，最高的是天子，三公是天子的辅佐者；其次是诸侯国君，将军大夫是诸侯的辅佐者。再次是乡长，再次便是里长。

2.就地域方面说，由于天下过于广大，于是分设许多国，国又分设许多乡里，合起来成为整个天下。

由纵的人事系统配合横的地域区分，乃构成完密的政治组织。尚同中篇有一段话：

天子、诸侯之君、民之正长既已立矣，天子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己有善，傍荐之；上有故，规谏之。尚同乎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上得而赏之，万民闻而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而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

这段话可以视为统治者对天下万民之总规定。尚同上篇又说到：里民必须上同于乡长，乡民必须上同于国君，百姓必须上同于天子。总之——

1.闻见善与不善，必须告其上。

2.必须是上之所是，非上之所非。

3.傍荐己善（或谓：己，当作民），规谏上过。

4.必须学习上之善言善行。

这是层层上同的政治规定，除了第3点比较开明，其余皆抹煞思想自由、意志自由。

尚同中篇还曾说到尚同政治的功用：（1）上下之情通；（2）天子之视听也神；（3）莫敢纷（乱）天下之教；（4）赏当贤，罚当暴。所谓“天子之视听也神”，“神”字是指天子之不可捉摸，天子以其赏罚之权，使天下人之耳目皆为己用，故天下大小之事，天子皆无所不知，于是乎便说“其视听也神”。这样的天子，恩威难测，其实也是很恐怖的。

 三、层层上同，上同于天

人民一层一层同于其上，到天下人皆上同于天子之时，也庶几可以“壹同天下之义”了。但墨子认为这还不够，必须“上同于天”。尚同中篇云：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菑（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特以罚下人之不同乎天也。

下人（百姓万民）只知上同于天子，而不再上同于天，故天怒而降罚。可知人民不但要上同于天子，还要上同于天。而且必须“通过”天子以上同于天，而不得“越过”天子而上同于天。所以墨子的层层上同，也仍然与政治组织之层级相为配合的。

墨子认为当时的王公大人反古圣贤之道，使政治陷于上下不同义的混乱局面，故提倡尚同以为对治之方。王公大人若能顺天之意，爱人利人以为政，则天下自可拨乱而归于治。以是，尚同之外，他又提出“尚贤”。

 四、尚贤与众贤之术

尚贤上篇云：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者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曰：爵之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弗信；政令不断，则民弗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

墨子以尚贤为“政之本”，故提出“进贤”与“众贤之术”。众贤的具体方法也很单纯，即：对“为义”的贤良之士，“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对“不义”者则“不富、不贵、不亲、不近”，而且还要“罪贱之”。上行下效，共同一致，自然就可以形成为义（为贤）的风气。如此，则国之贤者日以众矣。这就是墨子所谓的“众贤之术”。④

众人皆为义，则国之贤士多。王公大人择而用之，便是所谓“使能”。使能必须“量才器使”。在使能这件事情上，又须设置三本。尚贤中篇说到“高予之爵”、“重予之禄”、“断予之令”，是即所谓“三本”。为政者能“进贤、使能”，自然就可以获致“尚贤”之功：“上者天鬼佑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疆。”

墨子认为，尚贤乃是天意（天意尚贤）。古圣王取法于天，法天而行，故为天所举尚。暴王不能尚贤使能，故得天之罚。类似这样的思想，也都反映素朴的民意。

④按：墨子只言“众贤之术”，而不讲求“养才之道”，此即其不及儒家之处。盖文化意识与人文精神不足故也。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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