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隆礼义而杀诗书（法先王与法后王）
儒效篇所谓“隆礼义而杀诗书”，乃是荀子的一大主张，亦是足以代表他学术精神的一句话。荀子何以一定要推尊礼义而贬抑诗书？其故自非一端，劝学篇云：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数，术也、程也），则始乎诵经（诗书），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诗书之博，散杂而无统。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以“闻见杂博”“不知其统”评议孟子。欲博而有统，必须至乎礼。礼是道德之极，又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大分、含有原则、准绳之意。）所以“学”必须“至乎礼而后止”。诗言情，书纪事。自人生言，诗书可以兴发，而不足语于坚成。自史事言，“诗书故而不切”，必待乎礼之条贯以通之。㊴人若止于诗书之博杂，便将只是“散儒”“陋儒”。故劝学篇又云：
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此即“隆礼义而杀诗书”之义，当初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人，诗书与礼乐，二面兼备，无所偏倚。荀子何以对二者加以抑扬，而必推尊礼义而贬抑诗书？礼义与诗书本身的性质功能只是原因之一，而荀子的生命气质与心灵形态，亦应该有重大关系。
荀子以诚朴笃实之心，表现明辨之理智，用智而重理，喜秩序，崇纲纪，因而特重客观之礼义，而亦深识礼宪之大。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法之大分从义方面说，类之纲纪则从统方面说。荀子又喜言统类、礼义之统。虽然诗言情，可以兴，书纪事，可以鉴，但诗书之所说，多是具体散列的言和事，不显条理，不成统贯，所以不为诚朴笃实的荀子所喜。
孟子敦诗书而言性善，是向深处悟，向高处提。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则是向广处转，向外面推。一在内圣，一在外王。㊵孔子之后，曾子、子思以及中庸、易传的传承，都是本乎孔子的仁教而开展，而其中又实以孟子为中心。孟子讲仁政王道，他的精神器识自然足以笼罩外王。但孟子学的核心毕竟是落在内圣之本这一点上。而荀子则是顺承孔子外王礼宪而发展。他重视社会具体之组织，重视分与义，他最所注目的是治道的问题。这种精神转到历史文化上，则首先重视百王累积的法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荀子对于周公的“据事制范”，其感受之亲切，实远过于对孔子仁教的契会。他所注重的是“经国定分”（非十二子篇），“明分使群”（富国篇），是“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不苟篇）。在荀子看来，诗书之博，固不足以言治道，所以“隆礼义”而“杀诗书”。
“隆礼义”是荀子所透显的精神方向，孟子“仁义”连言，荀子则“礼义”连言。二人所说的“义”，内涵意指并不相同。孟子的“义”是主观内在的（仁义内在），故义与仁相通。而荀子言“义”则重客观义，故义与礼连称。讲仁义，是以修养成德为问题的核心；隆礼义，则着重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效用。两者虽不同，但绝不相斥。儒家之学，“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㊶，因此，荀子不取孟子内转的路而要求向外开，亦仍然属于儒家原本应走的路。
一般学者喜欢以孟子“法先王”与荀子“法后王”作对比，似乎认为荀子反对法先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试看荀子自己的话：“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效篇）“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篇）“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礼论篇）“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非相篇）据此各条，可见子不但不菲薄先王之道，而且认为先王足堪效法。不过，先王之道，历时久远，难以详知。后人传闻之言，未可尽信。故荀子突显“法后王”。因为（1）后王之礼义法度，粲然明备，可据可征。故言治道者，不能不以周文为根据。（2）“欲知上世，则审周道”，周道，亦即后王之道。故曰“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在荀子的意识里，“先王”与“后王”，并无本质之异，只有详略之别。世人不知详察，而判二者为两途，非荀子意也。
二、知统类与礼义之统
“统类”是荀子所独发的观念。首先指出这个观念之重要性的，是牟宗三先生的《荀学大略》（一九五三），接着陈大齐先生的《荀子学说》（一九五六）亦有所论。自此以后，治荀学者始稍能言之。荀子以“知通统类”者为大儒，以“壹统类”者为圣人，可见统类观念有其极为郑重的意义。
简要而言，统类乃一切事类所依据的共理，亦是礼法制度的原理原则。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表示他它虽不识诗书的兴发性，却能深识礼义的统类性。所谓“知统类”，即是发现礼义发展中的共理，而提供的一个原则。共理，是礼义法制所共同依据的理，荀子以智识心，其心灵的表现是智的形态，所以能把握共理而言“礼义之统”。不苟篇云：
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礼义之统，简言之，亦所谓“礼宪”也。由百王累积之法度，统而一之，连而贯之，综合成为礼义之统，由此乃可言治道。君子所“审”的“后王之道”，及其所“操”之“术”（道术），亦正指礼义之统而言。所操持的虽然“弥约”，而其事效功用则“弥大”。苟能分辨事理的是非，使之各当其分，总持天下政事的枢要，以治理四海之内的民众，必能以简驭繁，举重若轻。何以能如此？则以能“推”礼义之统而“行”于万变之事故也。
天下古今之事纷纭繁杂，但每一事类皆有其成类之理，“类不悖，虽久同理”（非相篇），事物一经分类，其中皆有条理脉络可寻，而可以统类之理行于散杂之事，此即王制篇所谓“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只要“以类度类”，即可“推类而不悖”，举“统类”而应之，则“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解蔽篇）而天下之事物，古今之制度，皆可以损，可以益，以求其顺于时宜而切于世用。
故“推礼义之统”，则既可处常，又能应变；而荀子亦正以应变为大事，以能应变为大本领。故以“知通统类”而能“举统类”以应事变者为大儒。
依牟宗三先生之疏解，“知统类”当有二层㊷：
第一层，是荀子所说的“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这正是礼宪发展之迹，本其粲然明备者而条贯之，以运行于当时。荀子即以此衡定雅儒、大儒与圣人。
第二层，是明察时代精神之发展，人心风俗之隆替，通古今之变，以观人心之危。孔子由损益三代而至仁义之点醒，并以斯文为己任，体天道以立人道，乃是通二层而为一。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辟杨墨以承三圣，即是通古今之变，以观人心之危（故孟子长于知言）。孟子是居于第二层而立言，在境界上高于第一层。
第一层是落在实际的礼宪上而切于实，第二层则已进于通脉络之虚矣（虚，指理道而言。）荀子所谓雅儒、大儒与圣人，实际上是坚实之政治家，而孔孟则已进于圣贤境界。由于荀子之知统类是外在的，所以必须重师法，隆积习。而孔孟垂教，则必点醒仁义之心，道性善以立人极。
三、礼义与辨分群
荀子言礼义之统，言统类，其目的是在于经国定分，化成天下，以完成外王之治。这是实事，而非空言。所以终必落于现实的社会政治，乃能收其实效。而辨、分、群，即是礼义之统落于现实所显发的作用与功能。
荀子有云：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以）也？曰：以其有辨也……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非相篇）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王制篇）
在此二段引录，“礼、义、辨、分、群”，皆已说到。人之为人，在于“有辨”，辨莫大于“分”，莫大于分“礼”。而人之所以能役使牛马，是因为人“能群”；人之所以能群，是因为人有“分”；分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有“义”。总之，言辨必通于分，“明分”而后可以“使群”。王制篇云：“君者，善群也。”君道篇亦云：“君者，能群也。”群居和一，则可以“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这就是“礼义之统”所显发的大用。
在“辨异、明分、使群”之中，“明分”尤为重要。因为辨异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分，明分而后才能推礼义之统以善群。所以荀子讲明分定分之意亦特为剀切。其言曰：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敬慎其分，安于制度）。”又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王公总方而议，则下共己而止已……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王霸篇）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又云：“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篇）
正名定分，辨治群伦，乃荀子所雅言。而重群、重分、重义，隆礼义而杀诗书，知统类而一制度，皆是客观精神之显示。客观精神必从现实组织方面显，而国家即是群体组织之典型。故客观精神，亦即国家群体之精神。尊群体不是直接尊这个群体组织，而是尊群体的“义道”。群体的构成，必以义道为基础，以义道之分统而一之，类而应之，则群体歙然而凝定。荀子通于“分”以言“辨”，明其分而使群，由百王累积之典宪以言“礼义之统”，其建构之精神，实令人起庄美之感。世之视家政治为俗物，视礼义法度为糟粕，而自退于山林以鸣其风雅者，实乃德性贫弱、精神虚脱之征；其去荀子也远矣。
四、学与修养成德
学的范围甚广，知识的累积，道德的修养，人品的完成，乃至于善群治国，莫不由乎学。兹据劝学篇之言，分四点以略荀子论“学”之意。
1 学之凭借——荀子认为，人的德业不由天生，而由人成，成之之道，惟假于学。故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物、事也，即指学而言。君子禀受之性与人不异，因为善假于学，故能成君子之德。
2 学之方法——为学重积，用心专一，学不可以已，这是荀子提出的为学之方。故儒效篇云：“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积学之功在专一，“真积力久”而后“入，故“学不可以已”，一有间断，便将前功尽弃。
3 学之效验——通过积学的工夫，而后始有效验之可言。劝学篇云：“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又云：“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智）明而行无过矣。”积善，亦即“积学”之意。积学成德，与“知明而行无过”意亦类同。在此，显示荀子是以“智”成德，与孟子以“仁”成德之进路不同。
4 学之程序与目的——荀子指出，为学的程序，“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学至于礼而止”。而为学的目的，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学礼，可以通伦类，一仁义，否则，便“不足谓善学”。通伦类是就“知”说，而一仁义则是就“仁”说。所谓“伦类通，仁义一”，实亦“知明行修”之意。如果智而不能通类，行而不能全一，便不算是全尽之学。劝学篇末段有云：“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反覆诵读以贯串其学，所谓“全”也；不断思索以通达其理，所谓“粹”也。学至于全而粹，则内可以贞定自己，外可以应事处变，如此便是成德之人。
学以修养成德，成德之人，通谓之“儒”。荀子论儒，远较孔孟为详。孔孟书中各有一处说到“儒”字。《论语·雍也》载孔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孟子·尽心下》云：“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到荀子，始对儒之为儒广为论说，儒效篇中有“俗儒”“雅儒”“大儒”之称。
（1）世俗之儒，略法先王，学术杂博，不知隆礼义，法后王，只为谋食而胸无大志。有儒者之名而无其实。此之谓“俗儒”。（另劝学篇又有“散儒”“陋儒”之目）
（2）雅正之儒，能法后王，隆礼义，但其智尚不足以“通统类”以济法教之所不及，故只能依法而行，而不能比类而通，是之谓“雅儒”。
（3）大儒，一能法后王，亦能法后王之礼义，调一天下之制度。二能以浅近推知繁博，以今世推知往古，以一理推知万殊。三能以统类之理而从容肆应“未尝闻见之奇物怪变”，而且能做得若合符节而无差错。总之，大儒不仅法后王、隆礼义、一制度，而且智通统类，能推度事务之理，应事变而曲当。㊸
㊴ 参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壹北：学生书局），页一九六。
㊵ 同注㊴，页一九九。
㊶ 参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壹北：学生书局）页九六~一〇〇。
㊷ 参见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页二〇八。
㊸ 先秦论儒之文字，除：《荀子·儒效篇》之外，《礼记·儒行篇》亦宜参看。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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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