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之类别
“名”为儒家素所重视。所谓“春秋以道名分”㉜。表示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正名定分。而孔子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答子路问“为政奚先”，又曰：“必也正名乎！”㉝二者亦是正名实、正名分之意。孟子未尝说及正名，但他严“义利、人禽、夷夏、王霸”之辨，又郑重“知言”，亦正与孔子正名之义相通。到了荀子，乃正式作“正名”之篇。
首先荀子依名之内容意指而划分为四类：
一为“刑名”。
二为“爵名”。
三为“文名”。
四为“散名”。
前三类中的“刑名、爵名”属于政治，“文名”属于教化（节文威仪）。三者都是在历史文化的演进中所形成的典章制度之名。既然前有所承，自然宜有所从。所谓“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正是顺历史文化之事实而言。
荀子言名，包括典章制度，而一般讲“名学”则并不涉及历史文化所演成的典章制度之名，而只以荀子所谓的散名为主题。因此就名理学的观点来讲，当以第四类的“散名”为主。依荀子，散名又分为二类：
（1）“散名之加于万物者”——有如日月星辰、山川湖海、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以及宫室器皿……这些名，应该“从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谓习俗之既成者。曲期，谓要约之周徧者。）在荀子的时代，诸夏地区早已是礼义文明之乡，万物之名，不但由于约定成俗而普遍通用，而且雅驯平易，应用便利。远方异俗之人，正可取则于诸夏，藉诸夏通用之名而使彼此的心意易于互相沟通。
（2）“散名之在人者”——有如“性、情、虑、伪、事、行、知、智、病、命”，荀子皆一一为之下定义㉞。这些属于人身的散名；一名一定义，以指示事实之理。另天论篇与修身篇亦有若干定义，如“天职、天功、天情、天官、天君、天养、天政”，以及“教、顺、谄、谀、知、愚、谗、贼、直、盗、诈、诞、无常、至贼、博、浅、闲、陋”等，皆是。正名篇又云：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伪）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愨；愨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道，由也、从也），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荀子以为，王者制名以指实，名一经制定，即可循其名而辨其实。制名之道实行之后，上下的志意可以相互沟通，而政府亦应慎率人民一律遵守，不可随意更易。若有人分析言辞而作新名以扰乱名实，使人民滋生疑惑而争辩不休，便是大奸之行，其罪与伪造符节度量者相同。王者之民，诚谨易使，故能专一于遵从法度，循行政令，而国家建设亦遂得以随时进展而获得成功，这就是“谨守名约”的功效。但圣王既没，名约之守日渐轻慢，是非标准日渐不明，即使守法之吏亦徒知法之数而不知法之义，而儒生之徒又不过诵说文句而不通晓义理，面对这种名实混乱、是非不明的情势，荀子乃提出他“正名”的主张。陈大齐氏指出，荀子此论，“把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归功于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把迹长功成，归功于谨守名约；又把守法之吏与诵数之儒之所以乱，归罪于名约之慢与名实之乱。他所说的名，功用之大，影响之巨，有如是者。若从逻辑来看，概念的正确，诚极重要，思想的不正确，诚亦有许多出于概念的不正确或概念的混乱，然而除此之外，亦有出于别的原因者。仅赖概念的正确，犹未足以保证思想的必能正确。准此而论，荀子所说的名，实已超越逻辑所说概念或名言的范围，而具有更广大的功用”㉟陈氏的说明是对的。荀子言“名”，除了“散名”（相当于逻辑上说的概念）之外，还有属于典章制度的“刑名、爵名、文名”。因此，王者制名的目的，不只是知识层上的“别同异”，还有政治教化层上的“明贵贱”。
二、制名的标准（三标）
荀子认为，若有王者起而制名，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这是通观历史文化的发展而提揭的一句总要之言。但无论“正名”以定是非，或“制名”以明贵贱、别同异，都必须建立准衡，标示原则。所以荀子郑重指出“所为有名”，“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而荀子有关“名”的理论，亦主要集中在这三个问题上。学者通之三标——制名的三个标准。
（1）所为有名：所为，犹言何为、为何。为何要有名？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在说明所以制名之故。正名篇指出，因为事物种类不同，若不制名以别之，则名实眩乱纠结而难明。如此，不但物之同异难以分辨，而贵贱之等亦将无从判别。所以明智的圣人“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别同异。”“明贵贱”的名，是指典章制度的名（刑名、爵名、文名）。“别同异”的名，是指事物之名，亦即“散名”。明贵贱，是为了贞定价值的层位；别同异，是为了成立正确的知识。西方名理只著重别同异，属于知识问题。而荀子言正名，则既通于知识以别同异，又通于政治教化以明贵贱，兼顾了知识与价值两层。就文化心灵而言，荀子较西方名理学者为弘博深厚；但就名理之学而言，荀子实只肇其端，而并未如亚里斯多德以来之西方逻辑家能充分作出也。
（2）所缘以同异：缘，因也。所缘、犹言何因、因何。因何而有同异？此一问题之提出，是在说明同名异名之所由起。正名篇指出，一是“缘天官”，荀子顺着这句话，分别从视觉、听觉、味觉、臭觉、触觉以及心理感应而作了说明。但要想辨识层层的异同，不能只靠感觉印象，还要有知性的理解。所以荀子又提出“征知”这个观念。征、或解为召，或解为证。说心能召物而知之，可；说心能证验事物而知之，亦可。先生直指其义，认为心之“征知”即是心之智用，乃所谓理解也。㊱依据荀子之说，五官只能感知外物，摄取物象，而不能加以辨识、理解；心可以征知（理解）外物。但须有经验记忆以为基础然后才能辨识（说明）事物的异同，进而制定同异之名。
（3）制名之枢要：此包括制名之原则与种类。依正名篇之论述㊲，制名的原则是“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凡同实者皆同名，异实者则异名。随事物之同异而命以同异之名，是即“制名以指实”之意。当理解运用经验事象时，可以缘耳而知声音，缘目而知形色；此时之知，不只是直接的见闻，而是清晰了的概念。依于概念（名）的运用，则声音形色种种的事象，皆可一一加以区别。此时即可根据“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原则，而分别命以同异之名。用单名可以喻解者，则用“单名”，如牛、马。单名不足以喻解时，则用“兼名”，如黄牛、白马之类。“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共、谓共名。单名与兼名，是具体的指谓名，共名则是抽象的普遍名。当单名与兼名二者不相排斥（无所相避）时，则用共名。盖单兼不乱，相容不悖，共用一名，自可无伤。譬如“马”一方为单名，一方亦可为共名；“白马”一方为兼名，一方亦可为共名。而单名之马与兼名之白马，二者并不相斥（同为马故），所以说“虽共不为害矣”。有了这样的了解，则凡同实者皆用同名，异实者皆用异名。“名”与“实”对应而不乱，则“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原则，乃可普遍实现。
制名之种类，除了单名、兼名（复名），还有大共名、大别名。兹列一表以明之：
按：据此表，“大共名”乃“物”，而“大别名”则指“生物、无生物”而言。唯荀子之时，尚无生物与无生物之名称，故他以鸟兽为大别名。又，除最高层之物永为共名，最低层之个体（此白马与彼白马）永为别名。中间各层则皆兼具“共名”与“别名”双重性质。
牟先生曰：夫名数之学，在彼西方如此其广大，而在中土则如是其式微。荀子者，不可谓非凤毛麟角也。其为特出，非谓其于名数之学有若何之成就，乃谓其心灵与路数乃根本为名数的也。故其不触则已，一经触及，便中肯要。而于名数之学之文化意义，辄能知其当，反覆言之而不觉其辞之复。于其所形成之心智了解与规定，辄能顺其理之必然而保持其系统之一贯。此种心灵不可谓非建构的也。
三、制名的告诫（三惑）
对于“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者，荀子称之为“大奸”。可见他作“正名篇”是有所对的。因此在揭示三标之后，接着即提出有关制名之告诫：一不可惑于“用名乱名”，二不可惑于“用实乱名”，三不可惑于“用名乱实”。
（1）用名乱名：荀子以“杀盗非杀人”为“惑于用名以乱名”。盗是别名，人是共名。盗亦是人，若说“杀盗非杀人”，则名不能用，实不能期，志（心意）不能喻。如此便等于名之否定。（而且，若有人说“杀妻非杀人、杀友非杀人”，将如之何？）凡此类好用奇辞怪说之诡辩家，由于不明第一标“所为有名”，或用名以乱名，或用实以乱名，或用名以乱实，皆不足语于名理之正。
（2）用实乱名：荀子以“山渊平”为“惑于用实以乱名”。“山渊平”意同于庄子天下篇所记惠施“山与泽平”之句。诡辩家不知第二标“同名异名之所由起”，以为实无定名，故以不平为平。殊不知那只是制名之初的情形；既经制名之后，约定俗成，则每一名皆有实指，每一实皆有定名；此时便须遵守名约，不可诡辩之辞而混乱同异之名。
（3）用名乱实：荀子以“马非马也”（当作白马非马）为“惑于用名以乱实”。白马是个体名（别名），马是类名（共名），公孙龙以“白马”与“马”之内容外延皆不同，故有“白马非马”之诡辩。公孙龙的本意是“白马”不等于“马”，但他却用了一个词意含混的“非”字以惑乱人。这表示他不是一个健全的逻辑心灵。荀子认为他违背第三标名约（约定俗成）的原则，故斥之为“用名以乱实”。
荀子认为，“凡邪说僻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君子“无势以临之，
无刑以禁之”，所以不得已而辩说。
四、名、辞、辩说
荀子所说的“名”，相当于今之所谓概念；而所谓“辞”，则相当于今之命题或语句。正名篇云：
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
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谕）一意也。
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
首句说“名”。“期累实”之期字，谓会也、合也；累字，亦结合之意。制名以指实，“名”本就是用来会合“实”的。其目的在使“名”各有实指，“实”各有定名。名实对应则言语可晓，志意可喻，此亦荀子所谓“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
次句说“辞”。辞，是“兼异实之名以谕一意”（谕，同喻）。每一个辞都应该表述一个完整的意思。而一个完整的意思并非单一之“名”所能表示，故须兼合“异实之名”，始足“以喻一意”。譬如“马会拉车”或“马是会拉车的动物”。这二个辞（命题、语句）中的“马”、“车”、“动物”，正是三个实指不同的名，必须兼合其中二个或三个异实之名，才足以说明一个完整的意思。故曰“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谕一意也。”
后句言“辩说”。“不异实名”意即实指不异之名。辩说之时，所用之名的意指不可前后歧异；若用实指歧异之名进行辩说，必将形成前后矛盾。譬如某人宣称马会拉车，并举国王之白马宝车为证，这表示他承认白马亦是马，但随后他又提出“白马非马”之论。或某人既云上仰观于天，下俯察于地，表示他承认天地有上下之别，但随后又主张“天与地卑”之说。凡此，皆将淆乱是非，使辩说失去意义。所以荀子特别指出，辩说必须用“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杨注：“动静、是非也。”动静之道，犹言一切事物的是非之理。运用实指相同之名以阐明是非之理，才是辩说之正。
荀子之重视辩说，其用心与孟子相同，皆是不得已而辩说。孟子是见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所以出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他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㊳荀子也认为居势位的明君，可以尽其职分以化民而不必辩说，但“君子”则“必辩”。君子必辩的理由，消极的说是为了对治奸邪之言；积极地说则是“言其所善”以阐扬正理。
至于辩说的态度，从消极方面说是“辩而不争”。荀子认为“君子行不贵茍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山渊平、天地比……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不苟篇）又说“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儒效篇）据此可知，怪异放诞之辩，是荀子所不取的。他甚至认为“默”与“言”同等重要。“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非十二子篇）从积极方面说，荀子的辩说态度，即正名篇所谓：
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
此三句，最见荀子灵魂之高贵弘伟。“以仁心说”，表示辩说之事，非为争胜，而是出于仁心之不容已。“以学心听”，表示不轻忽对方之意见，故能虚心倾听以便定其取舍。“以公心辨”，则表示所见不同而有所驳时，必须无偏私、无成见，而唯理是从。“公”是仁心学心所显示出来的，仁则能虚能公。故仁为辩说之本。
㉜ 语见《庄子 · 天下篇》。
㉝ 分见《论语》颜渊篇、子路篇。
㉞ 参蔡仁厚《孔孟荀哲学》，荀子之部，第五章第一节。
㉟ 见陈大齐《荀子学说》，页一二一。㊱见牟宗三《荀学大略》（一九五三年单行本），后合编为《名家与荀子》。句中“理解”二字改为“知性”（见页二六二），用词不同，而义相通贯。
㊲ 同注㉞，页四三八-四四三。
㊳ 见《孟子 · 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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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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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