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一步歧出，而玄理玄智复将佛教般若思想（空理空智）接引进来，乃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由于异质文化之加入而大开，这一步大开，乃是宗教信仰和人生方向之开，而且这一开就延续五六百年。
由于佛教来自印度，就中华民族的内心来说，是不甘心受化于佛教的。所以，一方面护持传统的政教和家庭伦常，一方面又大量译习佛经，以期消化佛教。到了隋唐之时，终于开出了“天台、华严、禅”三宗，使佛教思想在中国大放异采。
中华民族能够消化一个外来的大教——一个文化系统，亦正表示华族“文化生命之浩瀚深厚，文化心灵之明敏高超”。在人类文化交流的史例上，这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类的史例，是印度教和回教。印度教面对回教的入侵，采取柔性的长期抵抗。到最后，印度守住了大半的文化领域，而回教的扩张亦到达一个极限，结果就是二十世纪的印度大分裂。回教在西北部印度河流域成立巴基斯坦国，印度人保住了恒河流域以及半岛中南部，而东北一角则为孟加拉国。这是宗教对峙之下，一分为二、为三的历史例证。
第三类型，是低文化为高文化所掩没，如非洲、南北美洲之基督教化或天主教化，便是。而亚州的儒教地带、佛教地带、印度教地区，以及回教世界，原本就是高层次的文化，外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亚洲各地的传播，便只能是局部的、零散的。
本卷所述，即是南北朝隋唐五六百年中，盛行于中国的佛教哲学。不过，我们讲佛教，第一不是佛弟子的立场，第二不是佛学专家的立场，而是第三，站在中国文化生命的大动脉上来讲述，这也正是哲学史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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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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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北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