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西元前二〇〇——一六八）之《贾子新书》五十八篇，一部分是主动述作，如“过秦”三篇，一部分是向汉文帝上书言事之文。此外，大体是任梁怀王大傅之时的教告答问之辞。班固《汉书》贾谊传赞有云：
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
贾谊二十二岁初见文帝，卒年才三十三。他在这十年间（青年时期）的表现，卓然不凡。牟宗三先生称之为：
开国之盛音，创建之灵魂，汉代精神之源泉。②
这三句话都是落实之言，不是“虚誉”。《汉书》本传有云：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逊，未遑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候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所谓“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皆是贾谊精神人格中“精神开国”的最高层“形式”。其层级相当于今世之“立宪”（制定宪法），这是大知识分子所关心的焦点，可以上通于周公之“制礼作乐”。贾谊改制之意，可得三端：
第一 移风易俗
秦政与法家，“大败天下之民”（贾谊语）。汉兴，安习于秦制秦俗，不能作价值之鉴别；而贾谊以其文化意识之贯注，故能触目而惊心，开辟心灵世界，而涌现“移风易俗”之理想。当时虽未能推行，而终于酿成董仲舒“复古更化”之文化运动。董生之“复古更化”，即是贾生之“移风易俗”也。此乃切于时代之要务，亦是言治体之大者。
第二 教养太子
贾谊以为三代之所以长久，即是教育太子得宜之故。太傅、太保、太师，教之导之；少傅、少保、少师，辅之翼之；自幼见正事，闻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太子成年，虽免于保傅，但仍然有诵诗、进善、规谏、记过、进谋、传民语之官吏，“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故能性归中道。秦失其度，乃旋踵而亡。在古代政治体制中，太子为国本，故教养太子，亦是治体之大者。贾生首先意识及之，成为此后二千年一律遵循之规矩法式。
第三 尊礼大臣以养廉耻
贾谊以为古者尊礼大臣，不加诃责，不加刑罚。大臣有过罪，君命责问之辞，皆清肃而温婉。臣闻命，或造“请室”而请罪，或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设礼义廉耻以遇大臣，臣亦以节行报其上。贾生此义，开汉唐宰相之重。此乃中国本于其文化生命表现在政治上之最有体统者。故虽在专制政体下，而能有开明之政治。亦赖此而得以显示政治之所以为政治的意义（政治与吏治不同）。③
综上三端，即可知贾谊为“开国之盛音，创建之灵魂”，亦是“汉代精神之源泉”。此大体一立，则改正朔，兴礼乐，皆可“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中庸语）。移风易俗，教太子，尊大臣，皆是纲纪性之形式。贾生以其综合之心灵涌现此一形式，则彼“精神开国”之使命已尽，下一步的“文化建国”，则有待董生来完成。唯在论董生之前，还须略述淮南子。
② 牟宗三《论贾谊》一文，编入全集本《历史哲学》第四部第一章，页二七六。
③ 按，政治之所以为政治的意义，（1）可以从内涵方面说，是即政治教化与礼义纲常之实践。（2）亦可从体制上说，但中国传统政治之宰相制度，只是治权运行之轨道，而有关政权的轨道，则未能客观建立。（3）“有治道而无政道”，才真正是中国传统政治重大的欠缺所在。而政道之开出乃是人类共同之大事，西方也要到十七八世纪才逐渐建立体制，是即现今民主政治的政治形态。中国传统政治只开放治权（士人参政），而未开放政权。但依据儒家“民为本，民为贵，重民意，重民生”的思想，落实为民主政体之建立，乃属于相顺之发展，是必然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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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