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体别”进而言“流业”，即顺“体别”而言说其特别相宜之表现，是谓流业十二家：“清节家、法（度）家、术（数）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进而再言“材理”，顺其才质情性之能尽何种理，而即依理以定体性之各别与得失。“材理篇”谓：理有四部，明有四家：
甲、四理
1道之理——道理属形上学。
2事之理——事理属政治社会。
3义之理——义理属礼乐教化。
4情之理——情理则属人情屈伸进退之几微。
乙、四明（四家）
凡契会客观之理，需有智悟之明。人之才性不同，故其烛理之机能亦异：或有适“道理”而不适于“事理”者，或有适“义理”而不适于“情理”者。理有四，明亦有四，表现明以把握理，常不能兼四者于一身。故明有四家：（1）道理之家，（2）事理之家，（3）义理之家，（4）情理之家。
品鉴此才性之姿态形相，可开出人格上之“美学原理”与“艺术境界”。由“四理、四明”等复可开出“心智领域”与“智悟境界”。④
一、由美趣转出智悟境界
智悟使品鉴达于明彻，而品鉴即是智悟之具体表现。其所用的品鉴词语，有如：姿容秀雅 骨骼清奇
风神俊朗
器宇轩昂……
二、美趣与智悟结合，开出二系义理
（一）才性名理系
刘劭之《人物志》，与论才性“同、异、合、离”的傅嘏、李丰、锺会、王广，属于同一系统。才性是他们讨论的重点，而不及于《易》与《老》《庄》，其人也不称为名士。而才性与玄学同属名理，故牟先生认为宜分判为“才性名理”与“玄学名理”二系。而一般之分判，常随意而为之，皆欠妥恰。
（二）玄学名理系
此系人物，称为名士，以谈《易》与《老》《庄》为主。其言为清言、清谈；其智思为玄智、玄思；故其理为玄理，其学为玄学。依时间之先后，可以分为：（1）正始名士（魏初），以王弼、何晏、荀粲为主，皆谈《老》《易》。（2）竹林名士（魏末），以阮籍、嵇康为主，从《老》《易》转《庄》学。（3）中朝名士（西晋），以向秀、郭象、乐广、王衍为主，《庄》学最盛。⑤
三、自然与名教之冲突
魏晋名士，脍炙人口。其实，魏晋人——
第一、在美趣智悟上，确实很不俗。一面能开出纯文学论、创造美文、书画、音乐等之艺术；一面又善名理，能持论，还能以老庄之玄理（无的智慧）接引佛教之般若学（空的智慧）。
第二、但在德性上则显得庸俗而无赖（有聪明而无真心肝，有美感而无道德感），而形成“自然与名教”、“自由与道德”之矛盾。这个矛盾，是老庄玄学无力化解的，必须开出德性领域，乃能构成“德性、美趣、智悟”三度向的“立体统一”，乃能化解自然与名教之冲突。
附说：“名士”之特征
“名士”一格，甚为奇特。中国历史上出现名士，和禅宗的禅师一样，都是精光奇采；美则美矣，其奈昙花一现何？虽然这昙花一现，也延续百数十年，但一现之后，后代再也不能再现了。所以在历史的长流里，终究是一现之昙花。
然则，何谓名士？名士之特征为何？我觉得还是牟先生的说明最恰当。
一、名士者，清逸之气也。
清则不浊，逸则不俗。其风动超逸物质之机括，则为清。精神溢出成规通套，则为逸。诸如“清逸、俊逸、风流、自在、清言、清谈、玄思、玄智”，皆名士一格之特征也。
二、名士唯显清逸之气而无所成（此乃名士之通性）。
名士除清谈玄理之外，其逸气无所附着，不立德，不立功，不立言，也不立名节，而却声名洋溢，人所注目。
三、名士是天地之逸气，亦是人间之弃才。
名士四不着边，无挂搭处，俨若不系之舟。其所显之艺术境界亦是虚无境界，一面可欣赏，一面任放恣肆，败坏风俗。从人间社会看来，实乃无所成之弃才也。⑦
③今所谓某人很性格、有气质，便属于这一层。但今人欠缺教养，远不如魏晋人高雅，故不免显得伧俗、鄙陋。
④关于刘劭《人物志》的解析诠释，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台北：学生书局）第二章“人物志之系统的解析”，最为深透精当，请参阅。
⑤东晋以后的江左名士，承风接响，乃西晋之余绪，就哲学史而言，可勿论。
⑥陆机之《文赋》，刘勰之《文心雕龙》，锺嵘之《诗品》，皆纯文学论之作品。六朝之“骈体文”即是美文。嵇康之广陵散、顾恺之之画、王羲之父子之书法，皆属不朽之艺术创作。
⑦按、说“名士”是弃才，这是一句很伤感情的话。但从德性价值说，这句话亦算很平实。欧阳修有言：“魏晋无人品，惟一陶渊明而已。”欧阳子凭什麽说这句话？曰：凭儒圣之学而言之。北宋儒学复兴，眼目自高。人皆知圣贤人品必自德性言，不从才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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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