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九征”之后，《人物志》又言“体别”，指出人之体性各有不同（如刚毅、柔顺、雄悍、沉静、清介……），其意在说明人之殊异性。人之殊异性，是依于才性气质之不同而来。故各人皆有偏至，而“偏至之性，不可移转”。“体别篇”虽说到“进德”与“学”，但却说不出如何学方能进德。依儒家，进德之学，唯在“变化气质”。
只顺才性观人，则进德之学无法建立。其根本原因，是“入道进德”之学，与“周遍及物”之恕，并不能在“才性”领域中获得超越之根据；而必须逆其材质情性之流，而觉悟到成德化质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道德理性），以开出“理性领域”，才性气质之偏始可转化，成德之学始有可能。
才性可欣赏，亦可忧虑。从品鉴的立场说，才性多姿多采，虽是偏至之格，亦可欣赏。③但从成德的立场说，则是可忧虑的。魏晋之时代精神与学术精神，是取其可欣赏的一面品鉴之，此是才性之积极意义，《人物志》即是其开端的代表。但《人物志》既开不出超越的义理之性的领域，故不能建立成德之学。因而亦对圣人无相应之理解。
圣人是德性人格，不是才性人格之目。其根基在超越的理性，不在才质或天资（而人物志却正是以才性来了解圣人，其所谓中和、中庸，亦是才质义的中和中庸，故不相应。）圣人之天资才性所呈现的姿态，在成德之学中为其所润所化，而转为圣人之“气象”。故宋儒总说观圣人气象，而无人说观圣人之风姿或神采。（风姿、神采，乃是原始的，故非人格价值之观念。）
顺才性观人，虽不足以论圣贤，而论英雄则甚为恰当而适应。
“英雄篇”云：“聪明秀出之谓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以项羽、刘邦、张良、韩信四人而论，张良是英而不雄，韩信是雄而不英，项羽、刘邦则既英且雄，唯项羽“英分少”，故不及刘邦。英雄一格由刘邦而开出。）先秦经典中无“英雄”一词。东汉末开品题人物之风，许劭谓曹操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亦与刘备煮酒论英雄。至《人物志》正式提出英雄而品鉴之，且著之于篇章，然而，既开不出超越领域，则照察不出生命之理性，故只见英雄之可欣赏，而不知英雄之祸害。
下至宋儒，建立成德之学，方能识英雄之病。故推尊圣人，以德为本。而汉唐英雄之主，在宋儒之照察下，遂成卑不足道。此所谓理境既宽，眼界自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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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