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性两路
自古言性有两路:
(1)顺气而言者,性为材质之性,亦曰气性、才性乃至质性,宋儒综括之为“气质之性”。
(2)逆气而言者,则在“气”上逆显一“理”,此理与心合一,指点一心灵世界,而以心灵之理性所代表之“真实创造性”为“性”。孔子之仁,孟子之心性,《中庸》之中与诚,皆属之,宋儒综括为“天地之性”、“本然之性”,或“义理之性”。
由“用气为性”而上溯性之根源,是为元一之气;气迤逦而下委则为“成个体”之性。
于是而有分化之差异:
(1)由禀气之强弱而说寿夭。
(2)由禀气之厚薄而说贫富。
(3)由禀气之清浊而说贵贱;进一步说智愚、才不才。
(4)合清浊厚薄而说善恶。
二、气性与善恶
既是用气为性,则其所谓善恶,实乃气质之倾向,而成为“善恶两倾”,说善可,说恶亦可,并无定然的善可说。先秦时期,孟子之性善,是道德性本身的定然之善;荀子之性恶,则就动物性(生物本能、生理欲望、心理情绪)而言之。而告子“生之谓性”乃是中性说。(故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下及汉儒——
(1)董生“如其生之自然之质,谓之性”、“性情相与为一瞑”。
(2)刘向“性不独善,情不独恶”,“性情相应”(性之接于物即为情,故曰:性、生而然者也;情、接于物而然者也。)
(3)扬雄之“善恶混”。
(4)王充之“三品说”。
凡此,皆“用气为性”者,皆可各成一说。唯王充以为“孟子言性善,中人以上者也。荀子言性恶,中人以下者也。”扬雄主人性善恶混,中人也。他是根据自然生命之差异强度性,而分性为“上中下”三品。其实此差异性亦不止善恶二端,智愚、才不才,以及清浊、强弱、厚薄等,亦在其中。可见王充只从善恶说“性三品”,尚欠周备。
三、气性与心
凡是用气为性,皆当接触到“心”。如告子,他虽未直接言心,但所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表示他已自觉到心的地位。荀子则贱性而尊心,董生扬雄亦言及心,但皆未能“就心而言性”——故论礼义、仁义之善,皆成为后天之人为(丧失其先天之超越性)。
另如道家就自然生命之浑朴以言性,其对性之态度在养不在治,工夫落在心上做,清心静心虚心一心,以保养自然浑朴之性,不使发散,此即所谓养生。养生即是养性,在心上做工夫,在性上得收获。但道家亦不就心以言性,故其清虚静一之心,并无超越之根据。只是靠“道、无、自然”来提练,只有后天工夫,无有先天工夫。不过由于道家不讲“道德性”,问题便比较单纯,但亦正因为不能安放道德性,不能开出人文世界之人文价值,而形成道家系统之严重缺憾。至于王充,则根本未觉识“心”之地位与作用,此所以流为材质主义、命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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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