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与风格
阮籍（二一0~二六三），字嗣宗，父瑀，建安七子之一，而阮籍自己则名列竹林七贤。籍容貌瓌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其独特之风格，可以约为三点：
1．性情奇特：（1）厌司马氏而又虚与委蛇。（2）闻母丧仍围棋留决，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3）对嵇康兄弟分别作青白眼，（4）驱车山林，途穷则哭。——凡此，皆只是生命之奇特，很难说是性情之真纯。因不平不顺，多怪态，违常情，故日常行为，亦多逸于礼法规矩之外。
2.行为与礼法冲突：（1）嫂氏归宁，阮籍特与作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耶？（2）醉卧沽酒美少妇侧，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3）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母，往哭之，尽哀而还。凡此，皆浪漫文人之性格。——对生命之赏识与哀情，则非粗枝大叶的礼俗条纲所能约束，但圣人设教以妨庸众之泛滥，亦不是纵欲败度者所可随意借口。生命固可欣赏，礼法亦有真实。健康之文化，不摧残生命，亦不横决礼法。对于阮籍之流，既无须贬视，亦不宜称赏。此乃“非人文”的生命与礼法之永恒冲突，儒圣“人文化成”之教，礼乐的永恒意义，亦正可藉此得到印证。
3.能啸，善弹琴，希慕原始之谐和：凡文人生命，一方面冲向原始之苍茫，一方面亦常能通过音乐希慕原始之谐和。任何礼法、教法，皆不能安定其生命，而原始之苍茫亦不能为其挂搭处，则只有藉音乐以通向原始之谐和，以为其暂时栖息之所。阮籍善弹琴，嵇康亦善弹琴，两人皆有欣赏音乐之能力，然对于音乐之理解与对音乐之境界，则互有不同。牟先生《才性与玄理》于第八章第一节之末，曾有简括之对比：
（1）阮籍论乐，重元气。嵇康论乐，主纯美。重元气，故上提于太和而崇雅乐。“崇雅乐之大通，贱风俗之斜曲”。主纯美，则“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声音之体，尽于舒寂，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
（2）阮籍之论，犹是“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之意。而嵇康则是内在于声乐本身而主客观之纯美论。
（3）阮籍之论为形上学的，嵇康之论为纯艺术的。阮籍以气胜，嵇康以理论。虽同归老庄，而音制有异。气胜，则以文人生命冲向原始之苍茫。而只契接庄生之肤廓，寥阔洪荒，而不及其玄微。理胜，则持论多方，曲尽其致，故传称其“善谈理”也。
（4）阮籍为文人之老庄，嵇康则稍偏于哲人之老庄。然皆不及向、郭之“发明奇趣，振起玄风”也。
二、庄学：“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
阮籍之庄学，实亦是其性情风格之反映。“达庄论”⑩全文并无精意。谈理粗疏而不成熟，措辞亦多文人之浮谈，又因传钞而文字多脱误，实不足以望向、郭之项背。
“大人先生传”⑪，以大人先生与域中君子对比。视君子之仪度为虚文，以为拘庸可厌；但对此拘拘庸庸后面之支持点——道德意识，阮籍却不能触及而正视之，乃塑造一个生命冲向原始混沌之大人先生，遂与礼法（名教法度）形成永恒而普遍之冲突。故曰“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此种政治之虚无党，无政府主义，乃由文人生命冲向苍茫而发生。
然老庄之向往浑沌，企慕玄古，只是一种象征性之寓言，以表示道、无、自然而归于冥极的浑化之境。故道家必“通无而达有”、“守母以存子”。此则必有心性之实以言个人修养，以期在工夫有所凝成（道家义之心性工夫，总持地说，是在心上做工夫，在性上得成果）；并非只是文人不安之生命，冲向浑沌苍茫而四无挂搭也。
三、乐论：形上学的天地之和之“乐论”
阮籍在庄学上的造诣甚浅，而其论乐，则企慕天地之和，而肯定政教礼法，可见其激愤与矫违之文人生命中，另有一古典礼乐之底子。
其论乐，乃古典主义，属形上学之思想。他以“乐”乃“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乐”乃天地万物之体性，直指向天地之和以论人心之和，而不自和声本身而言和。不取客观之纯美主义，故其乐论之要旨，归于从雅乐而鄙曲乐（曲乐，谓乡俗之乐）。
雅乐具有“洁凈、和乐、简易、平淡”之特性，能平和清静人心，“去风俗之偏习，归圣王之大化”，使礼数得正而天下平。曲乐则摇荡人生而刺激纵肆，使人乖离分背，而不能上提以得性情之正。
阮籍以为，先王制乐，“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故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在此，是将音乐之声律，提升到天地律度上说。）此言意境甚高，纯是古典主义之精神。然而，其论乐而显示的古典主义之精神，却又和他浪漫的文人生命，相互矛盾。
⑩阮籍“达庄论”，见《三国文》卷四十五，严可均校辑。牟先生《才性与玄理》第八章第二节有引录，见页二九七~三〇二。
⑪同上，卷四十六。同上，页三〇二~三〇八。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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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北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