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西元前一七九~一〇四，据苏舆董子年表），西汉广川人（今河北地），旧属赵地，故又称赵人。董生自少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后以贤良对策，得武帝之嘉许，而掀开“复古更化”之文化建国运动。
第一节 复古更化：理性之超越表现
董生倡复古更化，其超越理想集中于形上义理而发挥。①其取材多傍依《尚书·洪范》、《易》之阴阳，而结集于《春秋》。又有阴阳家之宇宙论、历史论之气息，而形成一大格局。其所发虽不能尽其精微，而规模广大，取义超越，为汉家定出一理想之型范。
王道之端，本于天道之端。端者，元也、始也。“元、始”以理言，不以时言。此天人同道的一元之大始，即显示一“超越的理性”（客观理性）以为一切之本。对现实措施而言，此“本”即是一“超越的理想”。依此“本”而措施，故“任德”而“不任刑”。
此作为政教之本的超越理想，贯而下之，而与现实政治接头，便是通常所谓“政教合一”。
（1）理想与现实政治纠结在一起，是谓“内在的合一”。此时将丧失理想性，当然不可取。
（2）但理想不能虚悬，总要贯而下之。理想与政治若不拉得太紧，而保持一“谐和之统一”，此时之政教便是“外在之合一”。这种形态的政教合一，不可随意反对。②
如果因为诟病政教合一，而直接抹煞或忽视政治与教化之关系，因而又排斥教化之理想，便成为法家之立场。结果便由法家本身取代教化理想，是即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如此，便酿成“大败天下之民、大败文化价值”之极权政治。
董生掀开以一“推动时代，开创新局”的文化运动，自须透出超越理性以彰显超越理想。其“超越理性”的外部体系虽然驳而不纯（夹杂阴阳家思想之故）。而其核心，则可上通而下贯。
（1）通而上之，重理性，尊礼义。
（2）贯而下之，任德不任刑，以礼义教化与兴学选才为政治措施之本（如察举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皆为国选才之措施也。）加上汉代民族生命之充沛，汉代民性之朴实戇直，故能完成一个综和的构造，而建立政教统一的大汉帝国。而当初贾所提出，文帝所谦逊不遑者，皆在董生所倡导的文化运动中渐次完成。武帝太初元年，正历法，色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皆是革秦之旧而改定的汉家制度。
在政治方面，士人政府出现（治权开放，知识分子大量投入政治），宰相取得较客观之地位，吏治亦有可观。孝弟力田，重农抑商，消解政治上与经济上之特权阶级。思想较自由，大臣敢直言。论禅让者甚至直请汉帝退位让贤。③据此可知，西汉二百年之历史，自始至终，饱满未衰，不失为一健康之时代。④
但此一更化运动，亦有一本质上之缺憾。它只透出超越理性，而却——
1始终未能透出人性之自觉。（只有移风易俗下的生活自觉）；
2亦未有内心理性与精神生活之表现。
须知超越理性必须依藉精神主体，而后始能尽其责，必须有仁心之呈露，才能证实超越理性为不虚，而进到人类理性之自觉。此则不能不本于孔孟之精神而立言。而董生之所谓“推明孔氏”，实乃跨过孔子之德慧生命与德性人格，而外在的落在五经上立论。尊五经当然不错，但脱离孔子之精神生命以言五经，则五经亦成为外在的文献。在如此情形之下，精神主体必然透不出来，精神理想亦不纯不顺；其流于今古文之争，又转为章句训诂，实亦无可避免之结果。在此，可以反显王阳明所谓“经学即心学”⑥之真实意义。而站在哲学史的立场，两汉经学之内容，固可置之勿论。（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可参阅。）
董生此一文化建国之运动，本当顺孔孟之教而转进，由道德教化与圣贤人格之精神主体，广被于社会，贯润于政治，以归复于“人人要求自主”之精神主体上，作到政治上的二步立法：
第一步，“对君权之限制”之立法：
第二步，“对人民权利之承认与限制”之立法。
如此，方是“理性之内在表现”。但因董生之超越理性有驳杂，而转为盛行于西汉一代之五德终始、禅让论，终于衍为迂怪之超越理想，而引出王莽之乖僻荒谬。此是西汉历史上最令人长叹太息者。
〔附识〕：
五德终始论与禅让论，原本亦是对君权之一种限制，然而西汉儒者未能曲尽此一问题之关节，以完成二步立法，乃使更化运动之“意义性”未能圆成，其“问题性”亦未消解。
发展到东汉光武帝，由于他出身民间，早年又学于长安，兼有田间之诚朴与学问理性之凝敛；其天资虽不及高祖与武帝，但“理之流泽足以补其短，心之戒惧足以延其庆”，乃能“涵之以量，贞之以理”，以理性自敛而敛人敛天下，故能成就东汉一代之规制，而中国国家政治之规模，亦大定于东汉。所可惜者，此一理性的内在表现，仍未完成二步立法。而只完成君主专制（勤政爱民）之政治形态。
①参阅牟宗三《历史哲学》（壹北：学生书局，现已编入《全集》之第四册）第四部第二章。
② 经典上所谓“作之君，作之师”，乃就圣王而言。王者作之君，圣者作之师。圣王有德有位，故可同时“作之君，作之师”。后世为君者，欠缺德，亦欠缺能，则不可假借“作之君，作之师”之言，而师心自用、作威作福也。
③ 董生再传弟子眭弘，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自封百里。”董生自己亦已有“帝王次第退位”之说。
④ 中国二千年的政治、社会以及经学、史学、文学之根基规模，皆奠定于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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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