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相与”或“天人感应”，是董生学说中的基本观念。“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天志天道，皆由阴阳四时五行之运行中见。（1）孔子虽曾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但只以四时言天道。（2）《易传》言阴阳、言四时，亦未将阴阳与四时相配，而且不五行。（3）至《吕氏春秋》始以四时为中心，将阴阳、五行、四方，配合成为一有机体。董生承之，而益为详密。兹择要分述于后。
一、天之十端与元气
董生认为天有“十端”：天、地、阴、阳、金、木、水、火、土、人。天是由此平列之十端（十个基本因素）所构成。他又说：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阴分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天地之气，亦谓之“元气”，元气分为阴阳，运行于四时，布列为五行，再伸展到人生、社会、政教、学术等方面，而形成以人应天的“气化宇宙论中心”之思想。（将道德基于宇宙论，先建立宇宙论而后讲道德，此之谓宇宙论中心。董子之学，实已脱离先秦儒家“以仁与心性为中心，以天道性命相贯通为义理骨干”之正轨。）
二、阴阳消长与四时变化
阴阳之运行，《淮南子》以为“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由东北而南行，至东方遇木所主之气，而助之使盛而为春；至南方遇火所主之气，即助之使盛而为夏。“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由西南而北行，至西方遇金所主之气，即助之使盛而为秋；至北方遇水所主之气，即助之使盛而为冬。这是对四时变化极为简易之解说。（参照附图一）
董子之说法，与淮南子不同。他论及阴阳之运行与四时之形成，以为阴阳二气——
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于前，冬交于后，而不同理。
依此，阴阳二气是顺着东南西北四方位所形成的圆圈，而各循其路线而行，故曰“不同道”。（参附图二）
（1）初冬之时，阴阳各从一方来，阴气（虚线）由东方循北圈线向西行，越行越盛；阳气由西方循北圈线向东行，越行越衰。中冬之月，二气相遇于北方，此时阴极盛而阳极衰，是谓“冬至”。
（2）二气交会后，相背而行。阴渐损而循左圈线向南行，阳渐增而循右圈线向南行，时值冬去春来，故曰“春俱南”。到中春之月，阳达于正东，阴达于正西。此时，阴阳各居一半，昼夜均等，寒暑适中，是谓“春分”。
（3）然后，阴益损而阳益盛，各自循南圈线而行，于大夏之月遇于南方，此时阳极盛而阴极衰，是谓“夏至”。按，夏至二气交于南方，阳盛而阴衰；冬至二气交于北方，阴盛而阳衰，故曰“夏交于前，冬交于后，而不同理。”（理，谓阴阳消长之理。）
（4）然后又相背而行，阴渐增，循右圈线而北行；阳渐损，循左圈线而北行，时值夏去秋来，故曰“秋俱北”。到中秋之月，阴达于正东，阳达于正西，此时，阴阳亦各占一半，昼夜寒暑与春分同，是谓“秋分”。
至此，一周期完成，便是一年之“四季”。此是董生对阴阳消长流动与四时变化之说明。
三、五行之相生相胜
五行乃天地之气布列而成。此五者之间，又存在着两种全然不同之关系，是即“相生”与“相胜”（相克）。五行相胜之理早已有之（邹衍之五德终始，即据此理而言）。相生之理，亦先见于《吕氏春秋》。五行（相生）之顺序是“木、火、土、金、水”。（1）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之谓“比相生”（依序相生）。（2）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此之谓“间相胜”（隔一相胜）参见下图：
董生论五行生克，主要是以五行自然现象结合，如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土居中央主季夏，而为五行之主（居中策应）。四时各有其职，五行亦各主一事，而分别有其“生、长、收、藏”之特性。用这些特性与人事配合，即形成天人感应之哲学。
四、天人感应（类与数）
董生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⑦。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任德不任刑，人承天意而从事，亦应重德教而轻刑罚，故曰“天人一也”。天人之交通，以“类”相应，而类之相感，其原则有二：
（1）万物去异从同（以类相从）。如行善则招荣赏，为恶则受辱罚。
（2）天可感人，人亦可感天（天人感应）。四时之气，在天亦在人，以类相感应，略如下表：
由此以言“天人相与”，将人与天连在一起（以人应天），此便是汉代言灾异（天意示警）之总根源。
另外，又有“数”之观念，以补助“类”观念。由数之偶合贯通天人。譬如就人之身体而言，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以副日数，大节十二分，以副月数，内有五脏以副五行数，外有四肢以副四时数。人有四肢，每肢三节；天有四时，每时三月。数相同，则为同类而可以相应。
五、感应二义与汉儒之特色
从类之相感言灾异，使人起敬畏之心而不敢背逆天道，此犹是天人感应之消极义。积极的意义，是在察身以知天，故曰“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人时时察觉己身与天同者，而致其合乎天道之用，便可以使天道贯通到政治与人生。此方是天人感应之积极义。但董生只如此教人君“迹之古，迹之天”（取法古人，顺从天道），以灾异示警提撕人君，以圣王古道节制君权；却不从心性之原以开发君德，不教人君纳谏以听取民意，实乃先秦儒家思想一大转折。
易之言阴阳，乃是提挈于天地之道与乾坤之德说。阴阳虽重要，却并非主导之观念。而阴阳家与汉儒则质实下拖而与五行灾异相牵连。于是——
（1）阴阳五行灾异：
（2）象数（理智与神秘之结合）；
（3）谶（隐语预言）；
（4）纬（经之支流，而多涉于荒诞）。
此四者，遂成汉代儒学之特色。（一面是乌烟瘴气，衍为后世医卜星相一流；一面是诚朴笃实，显为浑朴浩瀚、刚健平正之汉人精神。）
⑦ 按，董生谓“道之大原出于天”。此句无问题。但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则有问题。天道应就乾坤说，不能落在阴阳上说。虽然《易传》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那是就一阴一阳之变化而指说道之创生功能。又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那是说天道藉阴阳而显立。阴阳显立道，道为大，阴阳不得为大。董生直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则似阴阳大于道矣。此与儒家义理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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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