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

一﹑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发展之四阶段

本文谈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主要是根据我个人之所闻所见与所感，加以直述，而不是根据六十年来之史料，加以分析论列。我写此文之动机，亦不重在叙述过去；而重在以过去为鉴，以致我个人对于现在与将来的中国青年的期望。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可以略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长处，亦有它的缺点。皆可以为今后之青年之鉴。今先从长处方面说此四阶段。

六十年前今日，是兴中会成立第二年，亦即中山先生第一次谋在广州举义失败，而陆皓东被捕成仁之一年。以后直到辛亥革命之十六年中，有秋瑾、徐锡麟、谭嗣同、邹容，及黄花岗烈士等，相继殉难。他们都是青年。为了要复兴中国，而不惜前仆后继。关于这时代的革命青年精神之记述，我最爱读的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这时代的青年之所以能慷慨奋发，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是文天祥、史可法之流。他们的精神，亦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丹心碧血，成仁取义的儒家精神。这从他们的言行，处处可以证明。这精神是中国在近代受西方文化政治经济势力之冲击压迫后，中华儿女为了达革新中国之目的，而表现的一种最崇高伟大神圣的牺牲精神。这牺牲精神，在底子上说，是纯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同时是为革新中国，复兴中国。故与文天祥史可法等传统的气节之士，为保存故国山河，中原文物，而牺牲个人者不同。这是一种为开创未来时代，而不惜牺牲个人之精神。此却有似于西方之革命家之精神。因而这种精神虽在底子上是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同时是以一新形态表现。所以后来国民政府定黄花岗节为青年节，我认为是对的。中国之新青年精神，实乃从此时代之青年精神开始。此时代之青年精神，是真正能继往而又能开来。因其是既根于中国之旧传统，而又有一新形态之表现的。

中国六十年来青年精神发展之第二阶段，应当是五四运动前后之青年精神。五四运动，在根本上，是学生反对丧权辱国的条约之政治运动。这与辛亥革命前先烈们之革命运动，纯为对本国政府的不同。亦与先烈们之精神，表现于牺牲自己者不同。五四运动，是始于青年之自觉的要求保存国家之权益。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们，可以去打外交部，毁外交部长的住宅。这事本是非法的。但是这同时是中国学生，自觉其爱国精神高于当时之政府之客观表现。知识分子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是中国文化精神之一端。但在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少须通过表面上的忠君，才能作以天下为己任的事。此中即可有一精神上之委屈。此精神之伸展，便理当发展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之精神，是政府与人民平等，不自居人民之上，而且共同在遵守的宪法下活动。但是在中国过去君臣之名教大防中，政府毕竟在人民与一般知识分子之上。因而要发展出中国民主政治，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成立后，势须再一度客观的表现一种视“不能保护国家权益的政府”若无物的精神。此即五四时代学生打外交部的非法活动之所由生。说其是非法，是因在民主的立宪国家，亦不当有此事。这表示当时的学生之意识﹐尚非真正的民主的立宪国家之公民的意识。但是这运动，亦表示中国知识分子，真感到“政治必需民主，才能免于丧权辱国之事”的迫切要求之开始。在五四运动以后至今，这迫切要求之成为一求政治民主的潮流，此对中国过去的历史而言，毕竟是一划时代的事。

五四运动是一种青年运动，其中表现一种新的中国青年之精神。……在根本上，五四运动只代表一时代的青年精神。当时全国学生之响应北平学生之活动，只是一爱国意识。百年来的中国人，一直的愿望，本来就是要复兴中国。……这精神是辛亥革命前之牺牲自己的青年精神，发展为一种求保持国家权益；而要干涉政治，主宰政治的精神。这精神使青年认识政客，官僚不是国家之主人，同时自觉他自己才是国家民族之生机之所在。因而五四时代的青年，有一种不愿受什么现实的势力，传统的习惯，和一股社会文化风气的束缚，而尊尚个人自由，新鲜活泼的朝气。这个时代青年精神之价值，是我们所不当否认者。唯今言中国现代青年精神者，只知一五四运动。则不足为训。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三阶段的发展，是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精神。国民革命是一打倒北洋军阀，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是承五四运动时代之政治意识之进一步的发展，而为中国现代之知识分子。要求改革内部政治，并求解除外来束缚之具体的革命实践。余生也晚，在五四运动时，我还在小学读书，只记得参加爱国游行的事。但在国民革命北伐前，我已在北平读书。亲见这时代的有志青年，纷纷由北而南，从军革命。留下的，亦不愿停滞在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学者的思想。当时青年的心理，是看不起个人自由主义，而愿投身革命组织：参加国民党、共产党或其它政党，以救中国。此时青年精神，是一种宁牺牲个人自由，而服从集团之纪律，以救中国之精神。这与辛亥革命前之青年精神，是以个人之碧血丹心为革命而牺牲不同，这与五四时代之青年之只有一笼统的爱国之情感冲动亦不同。这时代的青年，是由理智以自觉的了解，只赖个人之力不能做什么，必须集合同志，乃能作救国之事业，因而自愿投身于一政治集团，以组织之纪律，约束自己。这时开始有划时代的学生军参加北伐，在丁泗桥作战，首次打败了吴佩孚。这时我认识不少青年，都是分别为其所属之政党，所信之主义奋斗，而流离颠沛，而被捕就戮。这些人虽然名不见经传，然而他们仍各有一段精神，可永垂天壤。这亦决不容五四时代的人与后人，忍心抹杀其价值者。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四阶段，是抗日时期之青年精神。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精神，是反对帝国主义。而国民革命成功的结果，是产生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终于日本帝国主义之铁蹄，横扫中原。这时政府西迁，而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亦退却至中国之西南半壁。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之一最大的悲壮剧。这时我在大学教书，亲眼看见听见无数江南塞北的青年，徒步转徙数千里，到大后方读书。衣不被体，食不饱腹，其苦况较今之调景岭之难胞，或尚有过之。但是他们安之若素，一年、两年、四年、八年，等待，期望。终于日本投降，然后回家拜见父母。这时代的青年精神，据我所了解，与以前之青年精神之不同者，在其最能脱去中国从前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气……其生活是更平民的，艰苦的。故其意识亦是比较朴实的，少浮华的。从整个来说，我所最喜欢的青年，仍是在抗战时期，由前方流离转徙至后方的青年。

如果我以上说的不错，则六十年中国青年之精神，实随时代而发展。一时代的青年精神，有他特殊的可爱处，可贵处。辛亥革命前的青年精神之可爱处可贵处，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五四时代之青年精神之可爱处可贵处，在其表现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主宰政治，改革社会的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而此两种精神，都是直接在青年个人身上表现的。至于国民革命时代之青年精神，则是通过对政治集团，对主义信仰的献身而表现。抗日时期之青年精神，则通过对民族的抗战事业之忠诚而表现。这些事，我们不要因其太近，而忽略其价值。这都是为炎黄子孙的中华青年之永远的光荣。我们亦不要想：表现这些青年精神的青年，有些已死了多年，或其墓木已拱。亦不要想：一度表现这种青年精神的人，今成中年老年，他们已不复再能表现同一的精神，以至把他们在青年时代会表现过的精神，亦忘记了。我们不必为此等等致其叹息。我们看时代精神之行程，可是不着眼在任何特定个人。个人死了，个人不能继续表现其原有的精神了，只是个人的事。但是那种“精神”，只要曾经存在，其中有一价值，则此价值即存于永恒之世界中，我们亦永当肯定其中之价值。而此价值，亦永远可为我们所不忘，而永存于我们之心中，以永远去启发后来的青年精神。

二﹑各阶段之青年精神之缺点

但是我们一方要承认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的价值，亦须知道他们的缺点。对于六十年来之中国青年，首先我们发现几乎是一般的现象，乃方才我所说已暗示到的，即六十年来的中国青年之优良的青年精神，在其到了中年老年，便几乎都很难保持下去，亦很难在他个人身上，发展出更高的精神，或其它的优良精神，以成就他的中年与老年。于是此更高的精神、其它的精神，只好让后来的青年来表现。当青年成为中年与老年，即陆续趋于精神之停滞与堕落。这不只是此六十年中年老年的悲哀，亦即是青年自己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在中国古代与西方，似都不是如此。而今后中国青年，所面临之最大的考验，即如何去掉六十年来青年精神的缺点，以求如何保持其优良的青年精神至中年与老年，或在中年老年能发展出更高的精神及其它的优良精神。如其不然，则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今日之青年之前途，仍是悲哀的，而民族的前途，亦仍是悲哀的。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各阶段之共同缺点，如具体点说，则照我的意思，是在其精神之价值，皆只表现于消极的破坏的方面。首先辛亥革命前之烈士之悲壮成仁，只是为要推倒满清。这价值是在消极的破坏的方面。这个时代之青年精神，汪精卫在当时，亦是有的。所以他能作出“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我们当然不能说黄花岗的烈士，如生存下去，后来亦会当汪精卫。此是厚诬先烈。但是只是消极的推倒专制黑暗之革命精神之不足建国，却见于民国成立后最早数年中，革命党人之反为人所厌弃的事实。这个事实，今之国民党人，或不愿意提。后来的青年亦多不知。但是民国初年的舆论，并不喜欢革命党，却尚可征考。这原因我想不只在北方旧势力之有意的摧残压制，这亦是因当时之革命党人最初的革命精神，本身仍是偏于消极的，破坏的，原不足担当积极的建国之大任。

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精神之缺点，仍在其不免只表现消极的破坏的价值。当时青年之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诚然可爱。但与之相配合的新文化运动之精神，则所重只在批判怀疑，打倒礼教与孔家店，并倡文学革命等。这时代青年之新鲜活泼之朝气之价值，便仍表现在消极的破坏方面者为多。这时之青年如胡适之等，所提倡之个人自由思想，民主科学思想，诚然是与五四时代之青年精神要求相配合的。但是民主精神不表现于立宪的政治制度之运用，则不能有积极的政治成果，只是一反当时政府之政治口号而已。自由精神如不是一道德上自由精神，又不表现于具体人权之争取，求订之于制度。由法律以保障之，则终归于一种精神之放纵，与个人之浪漫情调而已。亦不能有成果。由于当时之提倡科学，使中国后来多少出了些科学家，与其它学者。……这些科学家学者中，当然有许多特出人才，亦有可值得敬佩的人格。但亦不少真是为国民革命时代，及抗日时代之热情青年，所看不起的地道的个人主义者。这些人多自西方留学归来，只知羡慕西方。其在中国，如只是寄居。其寄居中国，只知道他个人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与社会地位是重要的。除此以外，说什么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他们动辄视为空论。实则此只表示他们对此等等，并不真正关心。最不好的事，是最近一二十年我在大学中任教，我又随处发见这些人在学校中，政治场合中，特喜欢互相诋毁、讥刺、排挤、倾轧。说起来每个人都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时代风气培养出来的专家，就是心量褊窄，作事缺乏合作精神。在这点上，我总觉他们赶不上后来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青年，比较能团结、能合作。亦赶不上抗战时代出来的青年，他们比较民族意识强，作事比较不计较个人地位，能吃苦。二十年来中国政治社会之领导人物，多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所化成之中年老年人。我们可佩服欣赏他们在青年时代的朝气，但是我们亦不能不承认此朝气中，仍有某一种缺点。此缺点正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免倾向于一地道的个人主义。至于他们之口头上的个人主义之理论，则恒不免只是拿来批判、怀疑，打倒他个人以外的一切，由孔子、礼教、社会风俗、传统文化到自己以外的其它一切个人之用。这确是一很槽的事。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第三阶段之缺点，乃由国民革命之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原是一消极的革命事业而来。此时代青年精神之长处，在能放弃个人自我，为政党、主义信仰而牺牲。此是可遥契辛亥革命前之先烈精神的。这时代许多热血青年，都为革命而死了。但是国民革命成功，国民政府成立，却一方是五四时代出来的人来居高位，一方则是尚存在的从事国民革命的青年，化成要求以一党治国的中年。这时要以一党治国的中年，不似五四时代出来之人之毛病，在好个人之高位，其毛病在好一种集体的权力。由是而产生无数的党争与党内之派系斗争。国民党以派系斗争而离散。何以能为党而牺牲个人的青年，会化为集体的好权者？此中之理由，在其最初之为党而愿牺牲个人之精神之本身中，即未能免一缺点。即其愿牺牲个人以为党之精神，乃一面放弃自己个人之见，一面即执着党见。故当其革命成功，即要以其党见宰制国人，要以党治国而专权。……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四阶段之缺点，则在对日抗战本身，仍是一消极的事业。抗日时代之青年精神之可贵处，在其能为民族国家，而甘心流离转徙，从军抗战，受苦受难。但此仍是一消极的忍受反抗之精神。因这个精神在根本上是一忍受反抗，故当所反抗者去，而此忍受反抗之精神。又未得其转化为积极的建国精神之道路，亦不与积极的爱护中国文化而加以发扬，及积极的尊重人性、人道、人权之精神，相俱而行……所遭受之悲剧之所由成也。

……

《大学生活》第二卷第五期 一九五五年九月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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