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蒙的性论|蔡仁厚《中国哲学史》第4卷第2章<张横渠“思参造化”>第4节

 

一、性之立名:体万物而谓之性

 

乾称篇云:

 

妙万物而谓之神,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

 

太虚之体,即寂即感,能妙运万物而起生生之用,此便是虚体之神,故曰「妙万物而谓之神」。太虚神体藉资气化而通贯于万物,此一生化过程即可名之曰道,故次句曰「通万物而谓之道」。神,是天德,亦即太虚神体之德,简言之可曰太虚神德。第三句之「性」,即是就此太虚神德而言。太虚神德妙通于万物而为万物所本所据,因而遂为万物之体(万物),此体即是万物之性,故曰「体万物而谓之性」。

 

诚明篇云:

 

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

 

未尝无之谓体,体谓之性。

 

性虽具于个体,却为万物共同之源,非我所得而私。故性是涵盖乾坤而为言,是绝对地普遍的。此性是我之性,亦是天地万物之性。言「性」,是为建立道德创造之本源。此本源乃是实体、实有,故曰「未尝无」。而性,即是此实体、实有,故曰「体、谓之性」。

 

合虚与气以成化,可以说「道」,而「性」则必须超越分解地偏就虚体而言⑧。凡言天、言道、言虚、言神,皆结穴于性。神是天德,亦即太虚神体之德。此太虚神德妙通于万物而为万物之体,此便是万物之性。

 

(1)从「超越地分解以立体」而言,性同于太虚神德,这是性的本义。

 

(2)从「性必函道德的创造」而言,性便同于生化之道。而性体的具体意义,则必须就太虚神德之寂感而言。至寂之虚即是感之体,神感神应即是寂之用,而这个寂感真几,实际上就是「性」。

 

二、由兼体、合两见性体寂感之神

 

诚明篇云:

 

性、其总,合两也。命、其受,有则也。不极总之要,则不至受之分。尽性穷理,而不可变,乃吾则也。

 

此所谓「合两」,即太和篇「兼体不累」与诚明篇「参和不偏」之义。⑨性之「总」义,由「合两」而见。「总」是总合虚实、动静、聚散、清浊之两体(体、指事体或体相),而不偏滞一隅一象以成化:性体寂感之神,即由此不偏滞以成化而见。太和篇云:「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此处之「合两」,即太和篇所谓「兼体」。合两而不偏滞,即是兼体而不累。其所以能兼体而不累,是由于虚而神。「所存者神」,乃能「所过者化」。故「性其总,合两也」,是说总合贯通虚实、动静、聚散、清浊之两体而不偏滞、以见性体寂感之神。而并不是说,性是合虚实、或合动静、或合聚散、或合清浊之两而成;若是如此,便成大杂烩,焉得为「性」?

 

次句「命、其受,有则也」。命、是天之所命或性之所命。有命就有受,吾人禀受此命,乃是有定则而不可移者,所以说「其受,有则也」。

 

下句「极总之要」,意即尽性之极。性之实以合两之总为要,尽性之极,即是具体地尽之于「兼体无累」之中。能如此尽性,纔真能「至受(命)之分」。分者,定也。亦即性分之所定。道德创造中之一切行为,皆是天之所命、性之所命,皆是必然的义务,必须承受而至之,此便是吾人之大分,所以说「不极总之要,则不至受之分」。由尽性穷理以至于命之分、而不可加以改变的,即是吾人道德生命之极则。所以说「尽性穷理,而不可变,乃吾则也。」

 

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横渠分别「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亦同时讲「变化气质」,意思是要变化气质之偏与杂,以彰显性体本然自存之善,使它成为具体的善、呈现的善。这就是尽性、成性的工夫。

 

诚明篇云: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性体纯粹至善,人人所固有。但因有时呈现,有时不呈现,因此必须通过反(复)的工夫以使它呈现。性体妙万物而为万物之体,何以会有不呈现之时?因为人受形气之限制,不能不有气质之偏。性体不能呈现、或虽有微露而不能尽现,皆是由于气质之偏的限制。

 

横渠说「气质之性」一词之意,乃是就人的气质之偏或杂(所谓气质之特殊性),而说一种性。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从「生之谓性」一路下来,所说的气性、才性之类,都是说的这种性。到宋儒乃综结之曰「气质之性」。西方人说的人性,以及一般所谓脾性、性向,亦是指这种性。这种性是形而下的,实只是生物、生理、心理三串现象之结聚。在这里,无法成就真正的道德行为,亦开不出道德创造之源。

 

先秦儒家如孟子中庸所说的性,则是要由「生之谓性」推进一步,就真正的道德行为之建立,而开出道德创造之源的性。这种性不但是道德创造之源,而且亦同时是宇宙创造之源。是绝对普遍的、超越的、形而上的。所以正宗儒家所说的性,直通天命天道而为一。宋儒承继之,即以此为人之正性。濂溪开端,对天道太极诚体有积极之体悟,但对这种性尚未加以正视。到横渠,则十分能正视天道性命之贯通,而结穴于此性,并直接名之为「天地之性」(天地之化的渊源)。此种性既是万物之一源,是绝对之普遍,当然不同于气性、才性。

 

气质之性虽常拘限或隐蔽天地之性,但「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在善反之中亦函有变化气质之工夫。气质之性虽有其独立性,而形成一套自然之机括,但就道德实践而言,则并不以此为准,故曰「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弗性,并非不承认这种性,而只是表示不以之为本、为体、为准之意。

 

气质之性既是限制原则,亦同时是表现原则。性体之表现,不能离开个体生命之气质资质。而且表现之亦同时是限制之(即使是圣人,孔子、释迦、耶稣之形态亦有不同,这各不相同,便是各人表现时所显示的限制)。个体生命的表现永远是在限制中表现。正视这种限制,由率性而尽性,以求冲破此一限制,使道德生命通于无限,是即紧切的道德实践之工夫。

 

横渠在《正蒙》与《经学理窟》中,屡次提及「成性」之义,可见他对此义之郑重。此「成性」义影响南宋胡五峰甚大。胡子《知言》书中言「尽心」以「成性」,以立「天下之大本」。(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大本之中,实即天命之性也。)其言「成性」显然是根据横渠而来。变化气质,移易其「气之偏」而通化之,亦正是横渠所谓「学」的工夫。「必学而至于如天,则能成性」,是即无异于说「尽心易气以成性」。成性之关键,必须落在心志之「尽」上,故横渠又有「心能尽性」之言。(见下心论一节)

 

 

⑧《宋明理学·北宋篇》页一三九、一四O,有分说,可参阅。

⑨参本章第三节二之3「气之聚散与兼体不累之神」。

 

 

编辑排版: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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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北学生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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