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西元一九〇九~一九九五年）字离中，山东栖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乃熊十力先生特为器重之嫡传弟子，亦是当代新儒家最具特色的代表人物。
在大陆时期，先后任教于华西、中央、金陵、浙江等大学。四十岁以后，在台湾师大、东海大学任教，五十二岁，应香港大学之聘，赴港讲学，后转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六十五岁退休，随即应教育部之特聘，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授课。从此，台港往返，两地讲学。他晚年在台，深觉师生之间，生命性情与学问思绪，通契交感，乃平生讲学最为愉悦之阶段。八十五岁时，译注康德三大批判最后一册出版。越明年与世长辞，寿八十七。
他在八十寿宴上讲话，有云：自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是即反省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以重开中国哲学的途径。这话是真的，他确实已开关出中国哲学的新途径，他的著作可以为证。
卒后之八年，《牟宗三先生全集》重新横排出版，共分八辑：（1）中国传统哲学，九种。（2）历史与文化，三种。（3）理则学，三种。（4）西学译注，五种。（5）哲学系统之建立，四种。（6）论著汇编，六种。（17）讲录，八种。（8）自传与年谱等，四种。分装三十二册，外加总叙、详目为附册。由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出版，联经出版公司发行。
以下，只就牟先生的学术贡献作一综述。
一般而言，学者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通常都是“点”的，有些是“线”的，但极少是“面”的。而牟先生自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多年的学术工作，却使他取得了通盘而纵贯的成就。他的贡献，不但是“面”的，而且是“立体”的。兹分为五端，以说明他的学术贡献和文化影响。
1 表述心性义理：使三教智慧系统焕然复明于世
心性之学，是儒释道三教的基本特色。牟先生以《才性与玄理》表述魏晋阶段的玄学，此属道家的智慧。以《佛性与般若》表述南北朝隋唐阶段的佛学，此属佛教的智慧。以《心体与性体》表述宋明阶段的理学，此属儒家的智慧和义理。
自古以来，学者的讲论都偏重某家某派，从未有人分别以专书通贯地讲论三教者。而牟先生这三部大著作，无论系统纲维的确立，思想脉络的疏解，义理分际的厘清，都已达到前所末有的精透明彻，而使三教的智慧系统，“焕然复明于世”。（至于如何存心养性、尽心尽性，以完成己立立人，成己成物，则是实践之事，人人有责。）
2 发挥外王新义：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与事功的问题
儒家一贯地要求由内圣通外王，要求修德爱民，推行仁政王道，这个道理，当然很好。但“天下为公”的理想，却始终只靠圣贤来倡导，而未能真正体制化；“选贤与能”的原则，也只限于治权方面的科举，而尚未推扩到政权方面以设计出选举国家元首的制度。因此，如何落实于体制以开出客观化的外王事功，这正是中国文化生命的症结所在，也是当代新儒家所面对的时代课题。
面对这个大症结而深入思考，并直接提出解决之道的，首推牟先生的新外王三书：《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这三书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就是“本于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事功的问题”。归总而言之，也即所谓“三统并建”。承认在“道统”之外，还有“学统”（发展出科学）、“政统”（落实于民主）的问题。道统的肯定，是内圣之学的承续光大；而学统的开出和政统的继续，则显示儒家外王学一步新的充实和开扩。五四以来所谓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到此已开显化解之路，而中国文化的事功精神，也可循此而获得空前的开发。
3 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有儒释道三教的智慧系统。但五四以来，国人的文化自信，几几乎荡然无存。而中国哲学所涵蕴的观念思想与哲学问题，也从未有人做过通盘的省察和深入的探析。
牟先生除了以三部专著讲述儒释道三教的“玄理、空理、性理”之外，也疏导名家的名理，晚年又以《中国哲学十九讲》综述各时期思想的内在义理，以及它所启发出来的哲学问题。由于这十九讲的讲述和疏导，使得中国哲学得以真正进入世界哲学之林。从此以后，中国哲学固有义理的性格，以及它本来发展的轨辙，都已不再隐晦；而继往开来的道路，也已确立指标而有所持循。
4 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
德国大哲康德，以三大批判讲论人类文化中的“真善美”。书出之后，各国皆有翻译。但以一人之力全译三大批判的，牟先生是二百年来世界第一人。他不但翻译，而且融贯中西，加写详确的译注。这份成绩，功不下于当年鸠摩罗什之译大智度论与玄奘之译成唯识论。
尤有进者，牟先生不但译注三大批判，他还随译随消化，分别撰著专书以融摄康德之学：（1）以《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与《现象与物自身》二书，消化融摄“纯粹理性之批判”。（2）以《圆善论》消化融摄“实践理性之批判”。（3）以专论长文“真美善之分别说与合一说”消化融摄“判断力之批判”。他这几部书的主旨，是要抉发中国传统哲学的要义来融摄康德，同时又藉资康德哲学来充实中国文化。他所开显的文化思想之通路，在中国，在世界，都是空前的。
5 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文化必须交流，思想应求会通。但数十年来有关中西会通的种种言论，多半只是一些零散的意见，很少具有系统性的学术价值。而牟先生则继《中国哲学十九讲》之后，又在台大哲学研究所讲述中西哲学会通的分际与限度，对中西哲学的种种问题，提出层层的比对和深入的疏解，并借取佛家“一心开二门”作为中西双方共同的哲学间架。这个思路，必将对人类文化的融合，开显一条常态的康庄大道。
他谢世前一年，又发表《四因说演讲录》（共二十讲，现已出版），主旨是从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来对显儒释道三家哲学的要义及其精采。这是牟先生针对中西哲学之会通，再一次提出他深刻的思考。
以上五点说明，大致可以代表牟宗三先生对文化学术的贡献。在他逝世公祭之时，治丧委员会致送挽词云：
光尼山之道统 弘黄冈之慧命
扩前哲之器识 发儒圣之光辉
尼山指孔子，黄冈指熊十力先生。在华族文化生命存亡绝续之际，熊先生以他的悲愿大慧，生命光热，独能穿透历史之烟雾，畅通文化之大流，以昭显古今圣哲的德慧生命。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当代新儒家开宗的代表人物。牟先生乃熊门嫡传弟子，他力振孔孟之学脉，以挺显内圣外王之弘规，实实能够光显尼山之道统，弘大黄冈之慧命。至于第三句开扩前哲器识，则通指中西双方的先哲而言。由于牟先生之精诚奋斗，不但中国哲学得以充实开扩，而康德所代表的西方哲学，也可获得中国哲学智慧的融通提升，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此而后，广大精微的儒圣之道，乃真可以达于荀子所谓“光昭日月，大满八极”之境。
尤其可贵的，是从大学以来，牟先生的学术生命，便一直在运转，一直在深入，一直在开扩。一般学者的学问，四五十岁以后，通常只有量的增加，很少再有质的升进，而牟先生的一生，则年年有进步，时时开新机。临终前数月，他写示门人，自谓一生著作，古今无两。这并非狂言，而是以平常心说出来的一句老实话。在“学思年谱”八十六岁下，笔者曾有记述，也有说明。尚请参看。
④ 此节本是笔者出席北京大学创校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之论文提要，后来连同“补述与申论”，编入《哲学史与儒学论评》（台北：学生书局），页三〇五-三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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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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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