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横渠（公元一0二0-一0七七年）名载，字子厚。世居大梁，其父迪，仕于仁宗朝为知州，卒于官。诸孤皆幼，不克归，以侨寓陜西凤翔郿县为横渠镇人。横渠虽少孤，而志气不群。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上书范文正公，公知其远器，责之巳：「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以《中庸》一卷授焉。遂翻然志于道，已而求诸释老，无所得，乃返求六经，终成一代大儒。
横渠少濂溪三岁，而于二程为表叔。尝坐虎皮，讲易于京师（开封），从者甚众。一夕，与二程论易，次日，谓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也。可往师之。」即日辍讲。其服善从公，可谓大君子之心矣。
尝为云巖令，为政以敦本善俗为先。神宗时，召对问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终茍道也」云云。帝悦之，留京师任职。以论政与王安石不合，托疾归横渠。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置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尝须臾息也。《宋史·道学传》谓：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治体），以孔孟为极。巍然为关中士人宗师。学者称横渠先生。横渠尝云：「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又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
此言最能表出儒者之精神、器识与弘愿。后世王船山最推尊横渠，其自撰墓铭曰：「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归全于兹邱，固含恤以永世。」
在北宋诸儒中，周濂溪一直在南方。他孤明先发，开千年学术之暗，对宋明儒学有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却并不显赫。二程少年时，虽尝从学，但并不师承周子。直到一百余年之后的朱子，纔出来表彰周子《太极图说》。虽然朱子并不真能相应地了解濂溪体悟太极诚体的思路，但他极力表彰濂溪之学，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横渠与二程的关洛之学，则皆显扬当世。横渠年长于明道十二岁，但大器晚成，发皇较迟。所以关学与洛学，实同时并起，而又声气相通。不但横渠与二程数度相聚讲论，而横渠卒后（横渠之卒早于明道八年，早于伊川三十年），其门人吕氏兄弟与苏季明等亦先后从学于二程。然而，关中学者却亦自有一种笃于古道，以及切实于政事教化之风貌。
横渠门人首推蓝田吕氏、吕氏兄弟六人，四人列于学案。长曰大忠，字晋伯。次曰大防，字微仲。次曰大钩，字和叔。又次曰大临，字与叔。大防于哲宗元祐间官居相职，位最贵显。他与晋伯、与叔合居，相互切磋论道，考定冠昏丧葬之礼，一本于古；故关中言礼者，以吕氏为首。伊川曾说：「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有所据守。」关中学者用礼而渐以成俗，伊川以为「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游定夫亦说：「关中学者躬行之多，与洛人并」。而和叔之「乡约」，尤着成效。《宋元学案》列大防为横渠同调，见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而晋伯、和叔、与叔，则并为横渠弟子，见学案卷三十一、吕范诸儒学案。
在吕氏兄弟中，惟与叔年少于二程，而亦较深于学。横渠既卒，与叔东见二程先生，明道教以识仁，与叔默识心契，豁如也。伊川以为：「和叔任道担当，风力甚劲。然深潜缜密，有所不逮于与叔。」与叔与伊川论中和，言皆有本，反较伊川为明通。伊川曾说：「与叔守横渠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纔有说了，便不肯回。」伊川说此话，意若有所憾。实则，与叔并非固蔽不服善者。不然，明道教以「识仁」，勿以「防检、穷索」为学，何以虚心乐从？可知与叔守横渠之说，必是于师门义理有真切之体悟与贞信，故能守其所当守，而不轻易从人。与叔卒，年仅四十七。朱子曾说：「与叔惜乎年寿不永。若某只如吕年，亦不见得到此田地。」
洛学是以民间讲学的方式，从事一种启迪多士以开发文化新生命的思想运动，要求人在身心上做切己工夫，己立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事物。而关学则更想落实到世事上，通过礼俗风教与经济生活，来倡导新风气，建立新人生。当横渠倡学关中之初，少有和者。和叔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之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横渠慨然有志三代之法，以为仁政必自经界始；和叔亦喜讲井田兵制。横渠之教，以礼为先；和叔秉其意，订为「乡约」，加以推行，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吕氏乡约分为四大纲：
三日礼俗相交
四日患难相恤
一日德业相励
二日过失相规
每一纲皆列举实践之目，规定督责之法。（乡约全文，请参看《宋元学案》卷三十一）。其精神主旨是揭举人人所能行者，而以团体力量来互相督勉。既自由自主，而又相为夹持，引导而进。在一般宗教国家，可以靠宗教团体维系礼俗。中国虽有佛教传入，但它是出世教，所以社会风教与日常生活之轨道，仍需由儒家主持维系。儒圣之学，本与社会人生不相离，而儒之为教，亦正要将形上之道、理，落实于生活行事，贯彻到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上来。礼之与法，相辅相济。法所不禁而为理所不容者，亦须靠礼教来裁正。儒家之礼教，一面靠人自觉自律，一面亦须有社会公众之制裁。吕氏乡约之用意，正在于此。
吕氏兄弟不但以进修成德、干济世事为务，而且特严异端之教。大臣富弼告老在家，而崇信佛氏，与叔特别致书相责，曰：「古者三公，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此（指信佛氏）岂世之所望于公者」！富弼悚然，复书愧谢。二程亦严于辨儒佛，明道尤多正大中肯之言。然明道既卒，伊川复以「圣人本天，佛氏本心」为言。圣人果真只本「天」而不本「心」乎？伊川此言，固不免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学者据此意，驯至以为只有禅家言心，言心则必学禅。岂不谬哉！
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北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