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学问之方法

一

有一个流传的故事，说吕洞宾下山，欲寻觅不慕富贵而堪传道的弟子，而遇见一青年。他以指点石成金与之，那青年不要，再以指点一大石成金与之，他仍不要，再点一山成金山，那青年仍无动于心。吕洞宾正以那人能不爱黄金，堪以传道，乃问他要什么。那人说，我不要点成的金，我要你那点金之指头。

这一个故事，常被人引来证明学问方法的重要，（通常所谓学问方法，包含读书之态度，思想之态度，与逻辑中之演绎法、归纳法，如何定真理之标准等。学问方法一名，并非一含义清楚之名词，但我们可暂不管它。）学问方法是“指”，依此方法所得之学问，是点出的金。

“指”比金重要。只要“指”存，莫有金亦不要紧。所以杜威曾说过，纵然现在之科学文明全部毁灭，只要科学方法存在，即不难再造科学文明。此外不少的西方人与中国人，都有同类意见，以为学问方法比学问本身还重要，可不必多举。

吕洞宾的故事，不仅表示“指”比金重要，而且表示“指”先于金。吕洞宾要点石成金，必须先有那指头。于是有不少人想，人必先有学问方法，乃能治学。如不先知学问方法，其学问必不能成。因为宇宙间一切真理，最初好似是封闭于黑暗中；人要求真理而获得知识学问，必须把封闭的真理之宝藏打开。开门，要先经过门径。门上有锁，必须以一钥匙来打开。学问方法是门径，是钥匙。不得门径，便永在墙外转；莫有钥匙，绝不能开锁。又有人比喻：学问方法又如一把刀。只要刀锋利，任何东西都可以切。如无此刀，对一切东西，便都只有囫囵吞枣，于一切事物，剖析不开，便不能见真理之宝藏了。西方的思想传统，由希腊到现在，无论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以至讲神学、讲文学艺术之批评，都要先讲方法论，即以此故。

二

但是以上一段话并不全对。说学问方法重要，是对的。但太看重学问方法，一心想得学问方法，真以为学问方法，比学问本身重要，人必先研究了学问方法才能造学问，如必先有钥匙，才能开门，先有刀才能切物一般；则是不对的。其不对之处，可先用吕洞宾故事之本意作比喻。吕洞宾原是要求不爱黄金的人。那青年不爱黄金爱指头，乃是要贪得无限的黄金，这更是不堪传道。许多人不先对学问发生兴趣，立定造学问之志，只想先想得一个秘密的学问方法，以为得此方法，无尽学问知识便都可得着；正不免是出于对学问知识的贪心。以贪心对学问知识，正常是不堪传道，而不配真正造学问的。

我们从另一方面，亦很容易证明，并非先有学问方法，后有学问。而是二者同时，或先有学问后乃有所谓学问方法。从人类学术文化之历史上看，是人先对自然社会人生有许多知识之后，乃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方法的讨论。从一个人之获得知识之历史看，小孩生下来，即渐对其周围环境，有感觉知觉，而逐渐有知识。在小学中学中，听先生讲书，更不断接受许多知识。至于对学问的方法的问题，至少亦要到高中程度，才会注意到。而古今的科学家、哲学家之述其读书治学之甘苦，如何用工夫，或写出其方法论、逻辑学之著作，亦常在其学问已成就，或思想系统已大体完成之后，因而常是其晚年之所著。而他之所以要人先知其学问思想之方法，亦常是使他人对其学问思想之内容本身，更能了解，而免去误会。由此可知学问之方法论，并非先于学问本身，而可说是后于学问本身而有的。

说学问之方法论，后于学问而有，是说学问方法之自觉，乃后于学问而有。在未自觉之先，学问之方法即在学问之历程中，因而是与学问同时有的。人必须先有不自觉的自然应用的一些学问方法，与学问同时有；然后乃能由反省而自觉其所取之方法，以成对学问方法之讨论。所以学问方法先于学问之说，可完全不对。

学问方法之初不是先于学间，如人走路之方法初不先于走路。小孩子不是先知走路之方法而走路。他是一面走，即一面不自觉地自然采取一走的方法。他之走路的方法，初可说是由走路而走出来的。

三

不仅走路的方法是由走而来，而且路最初亦是人走出的。路即是道，即可比喻真理。道或真理，亦是人走出来的。所以庄子说“道行之而成”。地上的一般道路是人的身体走出来的。学问中的道与真理，是精神的道路，心灵的道路。这是人之精神与心灵之活动走出来的。古往今来，无数人的心灵精神，不断地在某一学问的道或真理上走；于是才走出今日大家公认的学问中的道或真理来。

所谓学问中的道或真理是人之心灵精神之活动走出来的，不是说这些道或真理是主观的，是人之心灵精神之任意活动之痕迹。不仅人之心灵精神不能任意走出学问中之道与真理；人之身体，亦不能任意走出一般的道路。如人不能在水上走，而在水上走出人的道路来。

所谓学问中的道或真理，是人之心灵精神之活动走出来的，只是说：人造学问用思想时，人一面有种种之心灵精神之活动，即一面发现道或真理。有如太古之人，一面走，一面即见其足下之路。不是走在这边，而路在那边。

不是心灵精神在这边活动，学问中的道、真理在那边。而是二者俱时而有，俱时而现。人在造学问、用思想时，莫有全不表现道或真理之心灵精神之活动，亦无绝对离心灵精神，而悬空吊起的道或真理。人之造学问、或心之求真理、如果分二方面说，则如主人之见客。这面是主人开门迎客，那面即是客拜见主人。主看客人，客看主，一面是主观，而一面即客观。要说主观，都是主观；要说客观，亦都是客观。人之主观的心灵精神活动，要客观化于道或真理中，而道或真理，即同时主观化于人之心灵精神之活动中。此是一事之二面。

我们了解人造学问或思想，以求真理或道时，乃一面是我们之心灵精神在活动，一面即自然地采一些方法，再一面即一步一步见到真理或道；便知说真理是一封闭的宝藏，须要先经过一定的门径，以钥匙开锁，才能发现之比喻，及刀之比喻，都有不妥当处。因为这都好似先假定：学问中之真理或道，与造学问用思想时之心灵精神活动,先是隔绝的；只有用学问方法为媒介为工具，才把他们连接起来。其实，此三者在学问之历程中，在人之求真理之历程中，初实是三者相依，俱时而现的，此当喻如最初造锁时即同时造了钥匙，造钥匙时亦造锁，初无先后。如其不然，则我们所持的钥匙可能永开不开锁。刀的譬喻亦可换一换。即我们用刀切不同之物，有各种不同之手势。此手势即是切的方法。有某手势，便能切物成什么样子。这比喻人如何用其心灵精神活动去求真理，便能得那一些真理。并不是先有手，中间有个手势，先以手拿一个手势，以此手势为媒介为工具，以切东西也。

四

我在上文论，最初并莫有在学问之先作为学问之媒介工具之学问方法。然则我们何以要预备讲学问方法呢？这有两层意思可说。一是自一方面说，此本来是可不必讲的，亦不能讲的。造学问最直接的方法，即是去造学问对学问发生兴趣，去研究各种学问中的问题，了解各种学问的具体内容。学问之最直接的门径，即在好学与好问之中下手。你从哪里发生兴趣，即从哪里开始好学好问。大学者、大思想家之所以为大，并不在其先有什么秘密的方法，可以触处成金；而只是他对学问之兴趣浓，关注的问题多，能顺着问题继续地想。心爱真理，真理自会来到其心灵中。如主人好客，客自然来。他亦自然会有他求真理之方法，如主人好客，便有招待客人的方法。然此方法严格说亦只能他自己用。如招待客人之态度情味，各不相同，他人根本无法学一样。所以庄子上述轮扁自说其斫轮之方法，只是“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从此方面说，学问方法论便是不必讲亦不能讲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则学问方法亦是可讲的。因为如轮扁之说其斫轮之方法不能讲，仍是一种讲，绝对不讲亦是不可能的。我们以上之讨论学问方法的问题，亦无意中透露一些学问方法。如刚才说的于学问发生兴趣，继续思想各种问题、心爱真理等，亦可作方法看。所以，除了不必讲不能讲的之外，尚有可以讲而不能不讲的。然此可以讲云云，仍非视学问方法，如获得学问之媒介工具之谓。乃谓我们可以于人类既有学问之后，反省其先不自觉的自然用的方法，而自觉地提出之之谓。由此自觉地提出之即可启发他人亦自觉此方法。然所谓启发他人自觉云者，即意涵他人原来亦曾自然地依此方法去思想，或本来亦能依此方法去思想之谓。我们绝不能想讲学问方法论者真能以一方法与人，如与人一把钥匙、一把刀一般。道可传而不可受，如火之传于薪，并非此薪之火，跑到彼薪，为他薪所接受下来。其实只是引发他处之氧气与他处之薪，而自己化合燃烧，火传来传去，仍是各燃各的。各薪之燃，其火焰姿态，便仍有不相同，而为不可传者。此即又归到上述之不能讲处。所谓：“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规之圆、矩之方，只是一抽象普遍的形式。此抽象普遍的形式，喻如方法，是可以讲的。然各人之用方法，仍各有其具体特殊之方法，存乎一心。此即各人之巧妙，而不可传不可讲之方法也。

五

总括上文所论，我们可以得几点粗略的结论：

（一）学问方法原在学问中，人并非必须先知学问方法，乃能造学问。学问方法论，乃人后来反省其学问之历程，而自觉其原所已用方法之产物。故古往今来，尽可有许多大学者，并未注意到什么学问方法论，亦不自觉或未讲出其方法论的。如中国从前许多学者。但是人之不自觉或不讲出其学问方法，并非其学问本身无价值之证明。因此，世间有许多好书，都是“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书中并无教人读其书之方法。人只有自己先去读了，才自己去摸索到读之之方法，以至帮助著者自觉其学问之方法。

（二）学问方法是重要，但我们必须先有造学问之志，先于学问有兴趣，多多少少经历学问之甘苦，看他人论学问方法之书，才能得益。所谓得益云者，亦不过由他人之言以帮助我自觉自己原已用之方法，或原能用之方法而已。我们不能以好像求学问之媒介工具之态度，如追求一钥匙、一刀一般，去追求学问之方法。我们更不能想：“我且慢造学问，等我先得一学问方法再说。”

（三）一切讲学问方法的书，都只能讲其可讲者。此可讲者恒是比较抽象而有普遍性的一般思想学问方法。这对初学者当然是有益的。但从前人论政治上的立法，说人可以立法定法，然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此语是很有意思的。人可由他人而自觉到一些造学问之方法，但是他人恒不能同时又告我如何用此方法之方法。纵然他人再告你以用此方法之方法，仍不能告你用“用此方法之方法”之方法也。所以如何应用抽象普遍之方法，以解决具体而特殊之学问上问题，最后毕竟无法由他人传授。也许在诚意相孚之师友间，以幽情相感之古今人间，可以以心传心，但这亦不在可讲的学问方法之范围中。

（四）因为通常所讲的学问方法都是抽象普遍的，而且是由人之学问历程中反省出来的，其价值只限于启发他人之自觉，而自动地应用于具体特殊之学问上的问题；所以讲学问方法，并非真如拍卖一吕洞宾的指头。人亦不能持一定之方法，作为衡量一切学问之标准。有许多讲方法论者，不免视其所讲方法，如吕洞宾之指头，若有此法，则一切学问皆可从之而出；并不免以此方法衡量一切学问，见一学问一著作未采此方法，便视为无价值。这是将方法偶像化、教条化，而中了方法毒。其实吕洞宾的指头，不止一个，而且任何一个，都从来不能单独地出卖，亦无处可买的。单买此指头，亦是莫有用的。

我们要预备讲讲学问方法，当然要承认其重要。但其重要性，只在人已先于学问有兴趣，多多少少经历学问甘苦时，乃能显出。且其中有可讲的，亦有不可讲的。这些都是学问方法论之自身的限制。我们必须知学问方法自身的限制，我们才能讲学问方法论。亦才知如何读此类之书，而不致中方法毒。故我们之此话，亦可说是讲方法论的方法，读方法论的书籍或论文的方法，而这亦就是基本的学问方法论，以后我们当再来讲讲一般的学问方法。

《人生》五卷六期 一九五三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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