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先生：学——第一届“论语一百”夏令营主题演讲

时间：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八日

地点：北京新英才学校

各位嘉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主办单位要求我来做一场演讲。在这个场合做演讲，好像不大适当，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叫作“论语一百”，“论语一百”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把《论语》读一百遍。所谓读，应该是以诵读为主，而不是以讲解为主。不过，既然再三要我讲，推辞不掉，而且各位年龄都已经超过十三岁了，是属于该“讲解”的年龄了，讲一讲可能没有什么妨碍，于是答应了这场演讲。我就讲一个没有讲过的题目吧。刚才介绍人说，这个题目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叫作——“学”。这样就能够符合我们这个活动的初衷，以诵读为主，以讲解为次，所以只讲一个字，等于少少地讲。

本来我们提倡读经，是只管老实地读，潜在的意思是不需要急着求了解。但是我们读书总是希望“学以致用”，致用之前，必须理解。如果只读书，不了解，当然谈不上致用，叫作死读书、读死书。我们对只会背书而不能了解、不能运用的人，称他为“书呆子”；一个人背了许多书，讲话的时候，喜欢引用所背过的原文，不能灵活运用，会被讥笑为“有脚书橱”、“食古不化”。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倡诵读呢？因为诵读是理解的基础，尤其语文就应该这样学。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民，语文程度是不及格的。不要说外文不及格，连本族语文都是不及格的；不要说义务教育下初中毕业的国民，本族的语文程度不及格，纵使高中、大学乃至于研究生毕业，其语文程度还是不及格的；不只是普通科系毕业的人其本族的语文程度不及格，纵使是文科、乃至于是中文系毕业，他的本族语文也很少是及格的。什么叫作本族的语文及格呢？就是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对所谓的“汉文”的程度，应该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才能算及格。要达到什么高度才算作及格呢？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能够读“经、史、子、集”——把经史子集翻开来，能够像读小说、报纸一样读下去，这个人的语文程度就是及格的。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他就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自己，因为他把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拒之门外，或者说，他连一把钥匙都没有，打不开五千年的智慧之门；这不是连“资格”都还“不及”，简称“不及格”吗？

有人或许马上想到，所谓的经史子集，都是“古文”，而古文很难，怎么可能让我们国民，而且是希望普遍的国民，都达到方便阅读理解——所谓及格——的程度呢？其实，并不是古文很难，不是经史子集很难，而是因为我们国民的语文程度低；国民的语文程度低，不是因为语文难教，而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并没有好好把握语文教育的要领所造成的。人生常常做糊涂的事，也就是说人生常常做对不起自己生命、浪费生命的事。本来我们做教育，为的就是要人明理，现在连教育的理都不明，请问如何使人明理？所以，我建议从今以后，我们做人做事，都应该先想想事物的道理在哪里，然后才依照道理而行。比如说语文教育，有语文教育的道理，我们应该按照语文教育的道理教语文，如果不按照道理做，就会出问题。所谓出问题就是浪费我们学习的精神力气，而没有达到学习的效果。

语文教育的道理及教育模式

怎样做语文教育才合乎语文教育的道理，让语文教育产生应有的效果，让我们的国民普遍能够阅读经史子集呢？我且举一个案例：二〇〇六年，台湾是民进党主政的时代，教育部要修正高中的国文教学纲要，叫作“九五（民国九十五年）课纲”，它的主意是要降低文言文的篇幅，提高白话文的比率。自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到台湾以后，高中国文课本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比例都维持在65：35、或至少是55：45，现在要把这个比例调整一下，让古文比例少一点，占45％，白话文占55％；而且把本来的每周五节课，降低为四节课。于是，就有一些高中国文老师起来抗议，他们成立一个所谓“高中国文抢救联盟”，也邀请我参加，我是这个联盟的一份子。

有一次由立法委员组织这个联盟到教育部去开公听会，请教育部的相关领导来听议；大家的发言都在把文言文的比率提高，恢复到原来的65或者55、并且把国文的授课时数恢复到每周五节两点上极力争取。大家轮流说了，我一直没有发表意见。最后，主持人叫我也讲一讲，我说我的意见跟大家不一样，也不好在这里说。主持人说，既然来了，就表示一下吧。我就说：首先，到高中还要开国文课，那就代表这个国家的语文教育是失败的。因为到了高中，已经不是学语文的时候了，语文应该在十三岁之前就学好了。十三岁以后就应该有其他要做的功课，不可以还在语文这里打转，而且不只是本族的语文十三岁之前要完成，就是外族的语文，比如现在中国人都想要学英文，所谓的世界通用语言，也应该在十三岁之前完全学好一辈子要用的英文，这才合乎教育的道理，合乎人性发展的规则。所以到高中还在讨论国文课的问题，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面对当前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小学，也就是十三岁之前的语文教育失败了，到了十六岁高中的时候，难免还要补一补功课，因此我们还是需要有高中的语文课。现在如果还要讨论高中国文课的教材和时数，我认为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比率应该调整为1：9，就是10％的文言文，加上90％的白话文。而每周的时数，我认为四节课就够了，甚至三节课也没关系。

大家一听都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这样主张呢？我进一步解释：语文教学要按照语文教育的规律，其教材的编配，要有语文教育的功能。10％的文言文是指，高中三年、六个学期、六册课本，全部都是文言文。六册课本堆起来约五寸高这么厚的书，全部都是文言文。而白话文呢，应该由教育部统一或由各个学校、老师选出六十本文集或者小说等著作，每一个学期至少读十本，三年之内读完六十本书。这些学者专家认为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可以都是白话文，六十本加起来就是约五尺高这么厚，比起六册文言文课本，是它的十倍。

这样来编选教材，老师上课是不必讲解的。你说不讲解怎么可以？我们不是讲解了一百年了吗？国民的语文程度怎么了呢？国文本来是很容易教的，老师就让学生把这六册文言文全部背完了就好了，谁先背完，谁就算通过学分了。假如我们能够在小学的时候让孩子背上五万、十万字的经典性文章，是最合理的教育。如果小学来不及做，初中三年里，先让他背六册的文言文，大概是一百篇古文，高中再背六册的文言文，也大约一百篇古文；两百篇古文在胸中，也不失为有效的策略。要是初中没有读这一百篇，高中读一百篇也就很够了。那如果老师上课都不讲文章，老师是不是没事做呢？老师有更重要的事做——在文言文方面，老师要听学生背书，要让学生问问题；在白话文方面，老师要规定学生看白话文著作，上课时，老师主持讨论会，带领学生就所读的书而讨论，并且让学生就着所读的书写心得，作为他的作文成绩。一个人如果先读些书，就能把文章写好了。如果这样做高中国文教育，三年内背完一百篇古文，看过六十本好书，我相信一个年轻人到了大学的时候，他的语文程度就及格了。

这是合乎语文教育道理的语文教育模式，但是我这种建议在这个时代中是很难被接受的。我在台湾教育部做建议，不可能被接受；如果我来大陆，在教育部做建议，我相信也不可能被接受。这样的语文教学方式不能被接受，就注定了中华民族的子孙语文程度永远不及格。我们的国民很难继承古人的智慧，很难博览群书，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人，也就很难在世界上立足，很难有什么成就贡献给世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已经一百年了，中国人还在蒙昧当中，不知道自己的语文程度是不及格的，不知道长此下去，中华文化是要灭亡的。现在，我们的环境不可能提供给我们这种机会，但只要了解了教育的道理，我们每个人可以自求多福，按照教育的道理来自我做教育，尤其是心灵已经成熟的人。一个人怎样才算心灵成熟？现在法律规定十八岁为“成人”，其实，大家都知道，“成人”应当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生理的，可以是十八岁；但一般我们说一个人是“成熟的”，往往是指一个人的心灵的成长而言——一个人有自我反省，自我改善的能力了，他才可以算作成熟的。一个能够自我反省、自我改善的生命，最明显的标帜是，他可以跳脱环境的限制，他不盲从，他不随波逐流。我们如果意识到了中国人至少应该了解一点中国文化，要了解中国文化，至少要读几本中国书，要读中国书，至少要有相当的语文程度，尤其是要有相当的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而要培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是很简单的，就是——不可以再盲目地按照一百年来中国的语文教育模式，而是要自己按照语文教育的道理做语文教育。如果这个社会不按道理做，而你能够自我反省、自我改善、自我拯救，你在这方面的心灵，就算“成熟”了。

这次所举办的“论语一百”夏令营，乃至于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孩子正在接受的“读经教育”，其目的就是教我们如何合理的做好语文教育，以继承祖先的智慧，以面对时代，而改善自己的人生。读经教育，我们可以首先看成是语文的教育，而且是高度语文的教育，我们从高度语文的研读中，比较容易接触到圣哲的智慧。从圣哲的智慧中，我们又发现它能够开启一个人的原创心灵——原创心灵其实就是人类最原初、最内在，也可以说是最光明、最广大的心灵。有了这样光明、广大的心灵，我们就可以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生命的价值。这种能够面对自己人生、提升自己生命价值的活动，就叫作“学”。

以上，通过我们的这次夏令营活动，说到语文教育；从语文教育说到经典教育；再从经典教育说到人生生命的成长；而这种促成生命的成长的活动，用一个字来说明，叫作“学”。今天定这个题目，不只跟我们的营队的主题有直接的关系，其意义也跟各位整个人生，甚至跟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关联。

各经典的要义

“学”这个字的出处，是取自《论语》的第一个字。

中国古人写书著作，有的是自己写的，写完了自己编辑完成；有的是他的弟子后学记录、编辑的。有些书，我们发现在编辑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次序，其实多多少少总是有一点次序。比如《孟子》。《孟子》篇章的编排大体是一个“孟子曰”接着一个“孟子曰”，粗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义理的连接；但是，我们看《孟子》的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是从这几句话开篇的，后人研究《孟子》，发现这篇是孟子学的要点，称为“义利之辩”。虽然“义利之辩”不是孟子学的核心、不是孟子学的基础，但是它却是孟子学的发用。中国儒家的学问，不只是内圣，还要讲外王，“义利之辩”就是外王精神的表现。而这个外王精神是源自于内圣的，内圣当然是“性善”、当然是“良知”、当然是所谓“尽心”。从性善发出来的良知而尽其心，在现实的表现就是从仁到义，在政治上就是所谓的仁政，仁政就是义道，就可以治国平天下。义道不同于利道，因此“义利之辩”是孟子学很重要的观念，《孟子》一书就把它放在第一章。如果稍稍考察一下，我们往往发现古书的第一章都很重要，真是所谓的“开门见山”。

跟孟子齐名，有位荀子，整部《荀子》的书一打开，第一篇就是《劝学》——因为荀子劝人家要好学，所以他把《劝学》放在第一篇。再看《老子》。《老子》第一章一开口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要说“道”，所以把“道”放在了第一句，而“道可道，非常道”，这两句就分清了超越界和现实界两层的学问，能够分清两层的学问，才可以称为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要判定一个哲学成熟不成熟、是不是富有哲学的深度，就要看这一种学问有没有两层的开启，所谓“一心开二门”，有超越界、现实界的分别。老子居然一开口，就做出了这种区别，有可道的世界、有不可道的世界。所以老子不简单，第一句话就表现了他的智慧。他可以说是纯哲学家式的哲学家。而要了解老子，一定要从他的语言模式中，清楚地把握他的两层世界观，才不会被其玄之又玄的语言所迷惑。当然，进一步，我们也可以从这玄之又玄的表达方式，说老子并不高明，因为老子只表现了高明，只是高明就不够高明了。还有，《老子》的第一章陈述了老子最重要的观念——道，以及道的不可道。不可道还要道，这就告诉你，这五千言都是废话，可见这开头的第一章涵义很深。要读老子的书，只要把第一章读通就可以了，这是古人编书的用意。

再说佛经。佛经有所谓的“经、律、论”，“经”摆在最前面，而“经”的最前面的几部书，是佛陀当年自己说法的记录，叫作《阿含经》。《阿含经》的文字比起后来的经典，比较朴素，可能也比较真实，应该是听佛说法的比丘所作的上课笔记——类似《论语》，是诸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记录。《阿含经》中有一部叫《杂阿含经》，《杂阿含经》的第一篇——也就等于说你要学佛学，要听释迦牟尼佛说法，所应该上的第一堂课——它说，佛告诉比丘：“当观色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生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佛一开口说法，第一句话就是“无常”。这“无常”便是佛法首要的观念，如果不了解“无常”，就几乎不能够了解佛教、不从“无常”这个地方起修，就不是在修佛法。什么叫作无常？无常即苦。苦是用无常来规定的。要了解苦，先要了解无常，从而才能一步步了解佛法。所以佛的弟子把这一篇放在《阿含经》的第一篇，把“无常”放在三藏的开头，其实也就是所有佛法的第一篇第一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读书，就比较能够把握一本书的要领。

我们今天读《论语》，请问《论语》哪一句话最重要？学而时习之。是的，你很了不起，很能推理。陆象山当年教学，常常提到《中庸》这本书，弟子有一次问老师，说先生常教我们读《中庸》，请问《中庸》哪一句是要语——最重要的话头。陆象山一时没回答，停了一阵子，才说：“句句是要语”——每一句都是最重要的话。我刚才问，《论语》哪一句话最重要，大家顺着我一路说下来的第一章最重要，而且往往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最重要，所以你就说“学而时习之。”告诉各位，你答错了！因为，《论语》每一句话都是最重要的！

这种书叫作经典，经典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就是它是智慧的结晶。经典所记载的是智慧，智慧可以散落在每一个地方，可以用各种方式表达；一个有智慧的心灵，一个富有原创性的心灵，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生命的深处、从智慧的源头发出来的，所以每一句话都是智慧，每一句话都通于他心灵的全部。佛教说佛的说法是“从最清净法界等流而出”，所以，每一句话都通于所有其他的每一句话，叫作“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句话就是一部经典的浓缩和代表，懂得一句话，就懂得全部经典的意义，这就是智慧之书的特色。因此，善读《论语》的人，从哪一个地方了解起，都是可以的。

程子——可能是程伊川，也有的时候指程明道——古人说程子，程明道和程伊川两兄弟，往往弟子记载他们的言语，不分是哥哥还是弟弟，都说程子。程子曾经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就是有的人读《论语》之后，一点事也没有发生过，“便是不曾读”，就等于你没有读过。“有得一两句喜者”，有的人对一两句话特别有感受，特别喜欢，那已经就相当有受益了。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一两句喜欢的、有感受的，透入到圣人的心灵当中，一时之间，我们的心灵好像也被引发了光明，那当下的光明，会映像出来，彷佛其他的语句都贯穿融摄在那种光明之中，你这时，仿佛了解了何谓圣人，仿佛也了解了何谓自己。那种领悟，会令人有一种默默的欣然与安慰。所以，读《论语》，如果能得一两句喜者，就已经不错了。还有，读《论语》之后，有“知好之者”，好像无限风光，络绎缤纷，让人爱不释手，读了还想再读。更进一步的，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读了《论语》之后，感受到整个天地之间，就是如此的可喜可悦，如此的可歌可泣。到你不知不觉，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跳起来了。刚才我们还没开讲以前，大家在读《论语》，我看大家的表情都那么喜悦，情绪那么高昂，不就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吗？可见各位读《论语》，很有心得，恭喜各位！

释“学”

虽然说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每一个人主观的可以从自己所领悟的那一句话进去。但在客观上，孔门弟子在编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个本末先后之别呢？我们看《论语》，子曰、子曰的，一直编排下去，好像没有什么逻辑的顺序。尽管有些人说，《论语》每一章都是相连的，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是按照一定顺序编辑的。但大部份的学者还是认为，它并没有什么顺序，就好像地下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涌出泉水来。不过是不是真的连一点顺序也没有呢？

《论语》一打开，就是四个字“学而第一”，那是后人加的篇名，本来不需要注解的，但朱熹给《论语》作注，在这四个字下，也注了几句话：“此为书之首篇。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凡十六章。”这几句话是朱熹的体会。“学而第一”是《论语》的第一篇，总共十六章，这十六章往往表示了务本的意思，是入道的门坎、积德的根基。什么叫作“务本”，“务本”一辞出自《论语》第二章有子的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朱子注说：“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可见《论语》第一篇是学儒家之道的根本。如果这样看，《论语》的编者就好像有些用心了，至少是把他们认为最基础的，或者可以说最重要的十六章，编在第一篇，放在全书的最前面。凡是读《论语》的人，都要对“学而第一”这一篇十六章特别用心。

我们再来看这十六章。第一章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果《论语》有顺序的话，这十六章的第一章应该就是首要之首要，再看这一章的第一句话，我们发现孔子一开口就是“学而时习之”。因此如果要问《论语》哪一句话最重要，你大可以跟人家说“学而时习之”这一句话最重要。为什么？因为孔门弟子把这一句话放在整本书的最前面，这是有相当理由的。

“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哪个字是第一个字？学。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去推——“学”是最重要的？虽然没有很坚强的理由，但是也可以依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古人编书的一些习惯，有相当理由来说。“学”是孔门弟子所认为的孔子一生最重要的观念，或者说孔子教育最重要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讲《论语》，先讲一个字——“学”，就讲这个字。“学”这个字的意思好像很简单，因为我们日常都在用，不管有没有读“论语一百”，几乎所有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懂“学而时习之”这句话。这句话本来是不需要讲的，但是为了这个活动，我被要求还是要讲一讲。首先讲“学”这个字的意义、再讲“学”所包含的内容、然后再讲我们怎么去了解和运用这个字——就是如何去学，把“学”放在我们生命中来实践；我们今天就讲三个部份。

要了解“学”的意义，有很多方法，从“学”的文字结构来了解，也是一个门道。“学”字原来不是这样写的，原来是现在正体字“學”旁边还要加一个“攵”。“斆”这个字怎么结构起来的呢？就是“教（）”再加上一个“蒙（冖）”，再加上一个“掬（）”。“教”的起笔是一横一竖一撇，其实这三笔的形状，是后来书写时被同化了，就像之乎者也的“者”、孝顺的“孝”、老人的“老”，本来这三个字的开头都是不一样的，但后来都写成了一个样了。而“教”的左半边并不是“孝”，右半边也不是“文”，近代有人说教就是教“文”教“孝”，那是不通文字学望文生义的说法，不足为训。“教”的左上方三笔，本来是一个“爻”字，就像这个“學”中间的“爻”一样。所以，我们能把“教”这个“字”分解成“爻”、“子”、“攵”三个“文”。

在“教（）”这个字的“爻”和“子”中间上再加一个符号“冖”，念做“冒”，就是一个帽子，这个帽子代表蒙蔽，下面那个子是孩子，就是一个儿童，他的心智还没有打开，是被蒙蔽着的，我们叫作童蒙。所以一个“冖”，下面一个“子”，就是童蒙的意思。右边的“攵”，本来是手中拿着一个东西，也可以说拿着一根棍子，有打击的意思，有去作为、去工作的意思。所以对一个还在蒙蔽当中的童蒙，我们要去做某些事，这一种行为叫作“教”。这样一个意思的字该怎么念呢？于是就加一个“爻”来注音，因此“爻”是注音。最主要这个字是童子还在蒙蔽当中，有人来对他做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当然是给他启发、开蒙的工作，叫作启蒙。所以“教”就是教导、启蒙的意思。

这样“斆”这个字还剩下两个东西“”，那两个东西念做“掬”，就是好像用两手捧著東西，也是表示一种引导的动作，和“攵”的意思差不多。没有加上“”的时候，是用“爻”来做注音，念做“教”，跟“爻”的音差不多；假如对“教”再加上“”的意思，强化了教学的意思，改念成跟“掬”差不多的声音，就是现在的“学”了。所以“学”原来的字形是一个“”，中间一个“爻”，加上一个“冖”，再加一个“子”，然后再加手的动作“攵”，整个合起来，就是古字的“学”。

这个“斆”，假如你的注意点在于“被蒙蔽的童子”或者“还在蒙蔽中的童子”这个部位，你就想到，学就是童子接受教育、启发自己；而如果你注意到的是“爻”两边的“”和右边的“攵”，你就想他怎么能够学呢？是有人教导他。因此这个“学”，原来有仿效、效法的意思，所谓“上所施下所效也”。尊长有东西要教给你，尊长有所作为，弟子来效法尊长，这就是整个“学”的意义。

在最古老的时候，“教”和“学”是同一个字，都应写成“斆”，因为有教必定有学，有学必定有教。一直到秦朝以后，“斆”字分化为两个字，如果取消右边的“攵”，就简化为现在的“学”字，专用于“下所效”的意思；如果保持了“攵”，取消了“”和“冖”，便是现在的“教”字，专用于“上所施”的意思。

我们今天讲的“学”，大体上是“下所效”的意思。朱熹在注解《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时，首先注解“学”这个字，“学之为言效也”。什么叫作学？就是“效法”的意思。他说“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各位同学，你现在读过“论语一百”了，已经可以做解经的工作了。怎么解经？最方便的是看古人的注解。现在我所引用的是朱熹的注解。朱熹的《四书集注》很有名，读四书的人，不管赞成不赞成朱熹的思想，一定要通过这本注解。而朱熹就这样注“学”这个字，“学之为言效也”。接下去解释，“人性皆善”——这是秉承了孟子的思想，当然也是孔子的思想——人性都是善的。但是“觉有先后”，能不能觉醒，能不能觉察到人性的善，而去完成人性的善，这是有先后的。“有先觉者”，比如尊长是先觉者，有智慧的人是先觉者，古代一些圣哲人物是先觉者，所以“后觉效先觉之所为”，效法先觉的所作所为，“乃能明善”，他才更明自己的善，“而复其初”，恢复他的本性之初。这就是“学”的意思，基本上，学就是效法的意思。

但是怎么效法呢？其中说，“后觉者效先觉者之所为”，既然后觉要效先觉，意思就是自己也要觉。除了效法的意思，还有“觉”的意思。其实说文解字中，解释“教”这个字，说“上所施，下所效也”；而说文解字中没有“学”这个字，只有“斆”这个字，说“斆，觉悟也”；《白虎通》说“学之为言觉也，以悟所不知也”。可见在汉朝时期，都是用“觉”来训诂“学”，叫作音训，用音意大略相同的字来互相解释。从此以后，后代人对于“学”的解释就有两种，一种是“效法”的意思，一种是“觉悟”的意思，这两种其实可以相通。两个意思如果都采纳的话，依照唐君毅先生的讲法，“学”可以解释为“行动”和“知识”的意思——所谓“效法”是从“行动”上说，所谓“觉”是从“知”上说。

唐君毅先生解“学”这个字，就从“知”和“行”两方面，来讲人生学问的分类，来笼罩人生一切的学问。他把人一切的学问分为知、行两面。首先是行，就是行动，包括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语言，我们学语言、学走路都是学，到最后，我们学各种技能，各种操作，乃至于科学的实验，都是行的范围。这个“行”的范围就是“学”的范围。再就是有关“知”的方面。知是从觉而来的，心中有所觉就有所知。但是“知”有好几类，第一类的“知”是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比如说文学、历史以及哲学或是各种科学的知识，能够用语言文字表达的都是“知”，都属于“学”的范围，也都要在心灵中有所领悟。再进一步，有一种“学”，是不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比如说艺术、音乐、美术，不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但它也出自于人类心灵的觉醒，也出自于人类的表现，这种表现虽然不用语言文字，但也是“学”的内容之一。有了知和行的“学”，最后还要有一个知行合一的“学”，既知又行，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的学问”。那种“知”，就不是文学、历史、科学或者是哲学思考的“知”而已，而是一种对于人生超越意义的体会、领悟而来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从道而行，即知即行。因此唐君毅先生说“学”这个字所涉及的范围，可以涵盖一切的学问，一切的学问只不过是“效法”跟“觉醒”，而效法跟觉醒就有“知”跟“行”两面，有的是属于行的学问，有的是属于知的学问，有的是属于知行合一的学问。这样，“学”的内容就无限了。

牟宗三先生论“理”之六种

另一位当代的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他认为学就是要明理。“学，所以明理”，这句话是很有哲学意味的。人生之理有哪些呢？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这问题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要学些什么。牟先生把人生之理分成六类，这六种道理都是我们要学的范围，或者说，六种道理都是人生必有的、应有的学问，都是我们心灵可以觉醒而领悟的。不管是从古人那里、从师长那里学到的所谓后觉效先觉，或者是自己心灵自我觉醒的自觉，不管是觉醒和领悟、效法还是自觉，都是明白了某些人生之理。因此，用“理”来解释“学”的范围，用“明理”来解释“学”的目的，是很恰当、很深刻的。

人生有哪六种理呢？第一种叫作“名理”，名理是中国的词语，用西方的词语叫作“数理”。数是有理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很少人知道数理的根源在哪里、知道为什么我们人类能够明白数理。数理的根源在逻辑，逻辑就是思考的规律。这个思考的规律不是谁定的，不是西方人定的、不是西方的希腊人定的、不是希腊人中的亚里斯多德定的。虽然亚里斯多德建立了逻辑学，但是他建立的逻辑学不代表只有他有逻辑，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逻辑的能力。中国人当然有逻辑的能力和运用，只是中国并没有成立逻辑学，我们只是没有将它成就为一门学问。

因此千万不要认为中国人的逻辑比不上西方，因为逻辑就是“合理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遵照着一定的道理而运作的，那个道理是客观的，人人本自具足的，所以也是人人都要承认的。人生的这种能力必须要发扬出来，才能够对得起我们自己原初的本具的那一种逻辑心灵。而逻辑心灵一发出来，如果用在数的关系上，就成就了数学；用在图形的关系上，就成就几何。因此数学跟几何的来源是人类的基本心灵，就是逻辑的思考能力。所以，各位同学，将来不必再害怕数学跟几何了，原来数学和几何老早就存在我们心中，只是我们这种思考的能力没有好好地去开发，没有好好地去运用；如果一步一步地把我们思考的能力慢慢地推演，你会发现原来整个数学系统，整个几何系统，全部都在你的心中。我们就是要开发这种心灵，现在中国就是非常积极在开发这种心灵，但是开发这种心灵，一定要先认识这是我们本有的学问，逻辑是我们本有的，数学是我们本有的，几何是我们本有的。

再下来，我们如果用数学和几何这种抽象思考的形式来研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尤其是研究自然的物，我们就渐渐地能够打开物当中所含的理，这叫“物理”，这是人生可以有的第二种理。西方人向来用数理去打开物理，物理包含了一切自然科学，物理跟科学成就西方人所谓“科技”的学问。西方的科技其实是来源于逻辑数学，用逻辑数学来研究物的理，并旁及化学，又推出去涵盖一切的自然科学。其实“科学”是不是只有“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是不是只有“物理”？且“物理”是不是只有“物质之理”？这都是很可疑的。西方人的成就，就只能在这里显精彩，但这已经是一套很大的学问了。这种学问西方人开发得比较好，尤其近三百年来有很大的进展。但它既是学问，既讲理，中国人从现在起依然可以开发；千万不要认为科学是西方所独有的，也不必认为我们只能跟着西方才可以发展科学，因为科学的道理本来就在人的心中，科学的能力本来就是人类基本的能力。首先是数理之学，然后是物理之学。因此，牟先生所说的“数理”，是包含着逻辑数学和物理，以及一切的自然科学的学问。

第三类的学问跟数理、物理不一样。数理、物理是属于世间的学问，属于现实界的学问，但是人类还有超越于现实的生命的向往，乃至于人的生命当中，本来就有超越的理念，并且有实现这种理念的能力，这种理念和能力也是客观的，也是合道理的，乃至于是应该拥有的。那么超越的理念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所谓的“性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其中所谓天命之性，就含着人生之道，人生之道，就是人生之理；而“修道之谓教”，因着人性人生之理而做开发的工作，便是“教”，教也是一种理。从天到命到性到道到教，这一路儒家所讲的“道德实践”之理，统称为“性理”。有些人认为逻辑数学科学是客观的，这种理是主观的，这是很错误的认识。既然是一种理，那就是人人共有的，犹如孟子说四端之心是“人皆有之”。宋人陆象山常说：“东海有圣人出，其心同也，其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其心同也，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乃至于千古之上有圣人出，千古之下有圣人出，其心莫不同也，其理亦莫不同也。”既然其心同，其理同，它就是客观的，所以道德之理是客观的。既然其理是“天理”——“天”的意思是说此理本然如此——又是超越的无限的，所以道德之理，又是绝对的。这一套学问就叫作“性理之学”。

还有一种理叫作“玄理”。玄理是道家所讲的理。玄的来源，就是《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什么叫作玄呢？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可道之道就不是真正的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字的名就不是真正的名。道是不可名的不可说的，但如果都不说，就不能让人了解，不了解，连领悟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不得已用“无”来名天地之始，用“有”来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从“无”的观点，来观天地的超越之性，观道体的无限性；“常有，欲以观其徼”，从“有”的观点来观天地的变化之性，观万物的丰富性。然后再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无和有，都同出于道，都指谓道的全体内容，但是可以有不同的名称。“同谓之玄”，不同的词语，甚至相反的两个词语、两个概念，而同样指一件事，或者说同一件事物，居然有两种相反的性质，这种情况，叫作“玄”——深不可测。对比于刚才所说的逻辑之学；逻辑是，是就是、非就非，左边是左边、右边是右边，可道是可道、不可道是不可道······如果这样来研究学问，这样讲话，就不“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两个观念，都说着同样一件事，因此，如果问：到底“道”是有还是无？老子会告诉你，既是有，又是无。说它是无，但不只是无，不只是无，就是有；说它是有，又不只是有，不只是有，就是无。无中有有，有中有无。所以，无而非无，才是真正的无，有而非有，才是真正的有。到最后，说无就是有，说有就是无，玄不玄？——听得你头都混乱了，还不玄吗？

其实，也不是那么玄，只是跟我们日常的逻辑思考模式不一样。所以西方人的学问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因为它按照逻辑的思考去推演，一步一步，只要耐得烦——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要学西方的学问，一定要静下心来，耐烦——一步一步地往前推，一定能够赶得上。但是中国的学问呢，就不可以一步一步往前推，因为老子告诉你，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庄子告诉你，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美就是丑、丑就是美；到底是美还是丑？到底是死还是生？这个浑然一体，就是“玄”。而且不只是一个玄，当从无一边来看的时候，无是玄，为什么？因为无就是有，本身是一个玄；那么反过来，再从有一边来看呢，有也是一个玄。我们既要从无一边看，也要从有一边看；从无看，忽然转到有，从有看，又忽然转到无。一个玄，扣着一个玄，一切的妙理都从这里发出来，叫作“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在玩弄语言，在搅乱人的思考，不是的，老子庄子的思考是很清楚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思考呢？这也是人生必然的思考，人生除了面对现实世界之外，人的心灵还有一种超越的向往，所谓超越就是超越于现实的生命，就是超越于现实的语言文字所可表达的范围。既然现实的语言文字范围被超越了，不能用现实的语言来表达，于是就要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这种语言既然是语言，又不能表达，在需要表达又不能表达之间，我们就用玄之又玄的语言来表达，这是合理的，必然的。所以老子庄子的学问是必然的，是天地间一定要有的学问。所有真正对于人生的超越面、人生的超越境界，要有所领会的人，都需要经过“玄之又玄”这一关，才能更上一层。要不然，他的心灵就永远停留在现实世界。西方的学问尤其是自然科学，大体是停留在现实的世界，是现实的学问。乃至于西方对于人生的研究，也是用科学的方法，其背后就是数学的方法，再背后就是逻辑的方法。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来研究人生，成就了所谓的心理学，乃至于所谓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我们总称为“人文科学”。这个人文科学中“科学”两个字的意思，不是原来科学的意思，原来科学的意思是有系统的、客观的学问，如果要用这种科学的定义来看性理，儒家讲的道德也是科学，道家讲的玄理也是科学。但是现在人文科学的“科学”这两个字，其实是应用了自然科学的狭义的科学的意思。所以人文科学也自然科学化，就把人等同于“物”来研究，于是许多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乃至于最重要的特质，都在这种研究手续中丢失了。这是西方学问的限制。这种限制，在当今世界是很少人知道的，本来中国人应该很容易发现，但现在的中国人却最迷信科学，这太奇怪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恢复我们的智慧，开拓出我们心灵的全面性，不可以死守在某一方面。本来理就是多样的、多层次的，我们应明白它们的分际，让它们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千万不要认为中国学问很“玄”，就不可理喻、就是头脑混乱、就是落伍。面对逻辑的学问，要用逻辑的方式去了解，面对不属于逻辑的学问，必须用“不了解”的方式来了解——所谓不了解的方式，就是不用逻辑了解的方式。讲这个道理的学问，叫作“玄理之学”。

还有一种理，叫作“空理”，这是指佛家的学问。儒、释、道三家，好像很相近，其实说近很近，说远也很远，三家各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用“理”来说明，佛家所把握的理叫作“空理”。空理是由般若智慧所证得的理，它也是理，也是客观的，乃至于也是实在的，也是人生伟大智慧的成就。刚才曾讲到，“当观色无常”，用无常来说空，是比较容易让人了解的。无常就是会在时空中变化的，譬如眼前这个茶杯，它存在在时空中，凡是存在在时空中的事物都是会变化的；它变化了、变化了，终于它就变没有了、空了。不过其实这样了解无常，是比较简略的，甚至是比较不恰当的。还有一种了解法，说这个杯子是空的，因为没有它自己独立存在的本性，它是顺着各种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如果因缘撤掉了，它就没有了；所以，根本没有这个杯子的存在，它只是一大堆因缘的聚会，杯子本身不能给它自己存在的理由，它没有本性，如果勉强要说它的本性，就是一场“空”——如果用分析的方法，把万法存在的本性分析掉，这种般若是小乘的般若；如果直指它的本性就是空，这种般若就是大乘的般若。般若有小乘般若、有大乘般若，所以般若称为通教，就是通于小乘和大乘的教导。般若是佛教的智慧，用般若的智慧所证得的理叫作“空理”。而般若也是人性当中本有的智慧，纵使你是中国人，纵使你是儒家，你也不可以排斥般若的智慧，般若的智慧跟中国所谓的“性理”、“玄理”——道德的智慧、玄同的智慧——是不相冲突的，乃至于和所有的智慧都不互相冲突，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方位上或不同的层面上所说的理。因此这个“空理之学”又是一大智慧、一大学问。

最后一个理，叫作“事理”。什么叫作事理？最简单的说，是为人处事的道理，上升一层，是礼乐教化的理，再上升一层就是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理。总之，从洒扫应对，一直到治国平天下，治身、治家、政治、历史、经济、军事、教育等所谓人文科学中的道理，通通属于事理的范围。事理中有所谓“人情事故”，所以事理里面又需讲“情理”；情理是发乎人类的情感之理，人与自己、与家庭、与社会……一切一切的琐事，都含着人情，都有其处置之当与不当的道理。这些道理原则上都需通达，古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情理之最深刻普遍的表现就是文学和艺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有文学的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也有艺术的理。总合这些理，也广大无边，也很细微无尽，也是一大套学问，叫作“事理之学”。

牟宗三先生用这六种理来涵盖天下一切的学问。所以如果要问，人间的学问有多少？我们作为一个学习者，要学哪些学问？我们就说，这六种理都是我们应该学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出自于人类的心灵，用康德的话来讲，都是人类理性的学问、人类理性的发用。一个人生长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学问，这些学问都是客观的，不是某一个人心血来潮，自己胡诌出来一套；它是客观的，而又是永恒的。客观而永恒，它就不限于任何一个地方，不限于任何一个民族，不限于任何一个时代。我们人生在天地之间，面对这么广大的学问，怎么不赶快奋发起来，怎么不赶快清醒你自己；有这么多学问，供给你去学、供给你去效法、供给你去觉悟，假如你不去学、不去效法、不去觉悟的话，你就对不起自己。所以学是为了自己而做的事，是为了自己生命而负责的事。一个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的人，首先表现的就是不好学。你要对自己生命负责的话，你就要好学。

“学”的范围

怎么去学呢？首先我们要说，学的根据在哪里？我们可能不可能去学？就好像我们问，我们怎么成圣人呢？成圣人的根据，成圣人的可能性在哪里呢？在不在我们这里呢？如果在别人那里，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在老天那里，我们怎么可能成圣人呢？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之前，先要问它的根据在哪里。现在，我们说成圣的根据，如果不在每一个人自己这里，则我们不敢要求一个人成圣人。孟子引用颜渊的话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所以，成为大舜是每个人都可能的，因为成为大舜这种圣人的根，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孔子说“仁远乎哉”，要做一个仁者，要行仁道，难道距离我们很远吗？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想要成为一个仁者，我想要行仁道，当下仁就来到我这里了。为什么我想要行仁道，仁就来了呢？假如它在外面、在天上，你怎么可能想做就来呢？所以后人把“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至”，解释成“在”，就是存在、本有的意思，而不是从外面“来到”。我们如果能从孟子所说仁义礼智是人自然而有的本性，颜渊所说有为者亦若是，孔子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等指点中，肯认了圣性是人人本在的，则成圣便有了根基，有了保障。

陆象山教导弟子，便常用了这个方法。有一个学生叫朱济道，平常喜欢称赞文王。象山跟他说：文王不可轻易称赞，必须识得文王，方可称赞。朱济道说：文王圣人，不是我所能识得的。陆象山说：识得济道，便是文王。王阳明也有这样的故事。有弟子问怎么做尧舜，王阳明说，你本来就是尧舜，学生说岂敢岂敢，王阳明说：你本来就是，你还推，这是不可以推的，你推也推不掉。这两个故事都是从根本上说话，尧舜文王的本质在哪里？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成圣是人人可能的。

再看佛学。大乘佛学也说人人皆可成佛，为什么？因为人人皆有佛性。所谓“性”，是性质的意思，又可引申为性能；性质是静态地说“存有”，性能是动态地说“活动”。既然有如此性质，就应该有如此性能，所以人人皆有佛性，就保障了人人皆可成佛。到了《法华经》，甚至说“众生皆已受记”，受记就好像佛在你的额头上点了一个记号，凡是被点到记号的人，将来一定要成佛，非成佛不可。众生都己注定了要成佛，因为你有成佛的本质和性能。

乃至于西方的科学，也是源自于我们的本性，因为西方的科学源自于数学，数学源自于逻辑，而逻辑是我们的本性。因此，中国人如果把人性好好地发扬，不要障碍它，中国也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国家，而且人类的科学还要继续日新月异，再往前进。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西方人的科学只不过先走了两三百年，先走两三百年，不见得后来的人就跟不上，因为那些道理都已在我们心中。假如那些道理不在你心中，老师就不能教你，因为教了也没用；假如那些道理不是你心中的道理，老师就不能给你考试，因为考试写错了，老师也不能给你扣分。现在，为什么老师可以在你的卷子上扣分呢？因为你答错了。为什么你答错了就要扣分呢？因为这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不是不合老师的理，是不合你自己心中的理，所以每个人回去想一想，就都能知道自己答对还是答错；可见这个理随时在你心中，即使是科学之道，也原来就是我们生命的道。所以，就如同每个人都可以成圣，都可以成佛一样，每个民族都可以成就科学，每一个人也都可以立志学科学。

所以我们说，要成就学问，我们要学，老师要教。一个孩子可以开启他的蒙昧，是有根据的，根据在哪里？根据于人性之可以开发。如果人性没有本来的潜能，是不可能做教育的，一个孩子也不可能去学习去领悟。现在因为你的心灵本来具有这个能力，你就可以领悟你自己，或者效法师长，效法古人，而觉悟。朱熹注《论语》，是从道德上说“后觉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其善而复其初”，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觉”，作广义的解释，扩充到所有人类理性的范围，以上所开列的六种理，都是人类理性所本具，所应开发的面向，也都是我们学的范围。

因此，今天我把学的范围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规定，就是：人类理性潜能所本具，所应该开发的内容，都是我们学的内容。不过我们有这样的本性，怎么落实在我们生命中去学呢？照道理说，我们有本性，就应该有这样的学问。其实不然。因为说你的本性是理想地说、客观地说，是静态地说、在道理上说，并不是现实中的已经拥有。所以理和事是两个层次，理在心中，理是本具，事必须有作为，必须实践出来，这个实践必须都在你现实生命中实践，而我们的现实生命是有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的心灵向往是无限的，我们的理性有无限开发的潜能，但是一落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表现就是有限的。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无限的学问必须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于是学问的表现往往就不能那么完整了。这是人类的限制，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可悲处。

但是，作为一个人，能够在限制中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要把无限的内容展现出来，这又表现了人类无穷的伟大，无穷的庄严。假如是一个无限的生命，就无所谓学问无所谓德行，你也不需要去做学问去行仁道。所以我们应该完整地来看人生，我们既有无限的向往，我们又有有限的生命，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那些无限的内容，于是就形成了“学”这件事情。“学”是一步一步开发自己生命的历程，开发得多，开发得广大、高明，人生价值就高；开发得少，人生价值就萎缩。怎么能让我们自己开发得既广大而高明呢？这个本来是不可教、不可学的，也不需要教、不需要学的，因为虽然人类生命是有限的，但心灵的向往是无限的，每个人只要回归到自己的生命当中，体贴自己生命内在的呼声，去听内在生命的呐喊，你一定会听到你的生命在告诉自己：“我必须一直开拓我生命的内涵，我要面对人间一切的学问，乃至于人间还没有开发的学问，依照我的理性，都要让它开发出来。”一个人有这样的自我觉醒，这叫“立志”。

为学需先立志

“志”的意思，古人的注解叫作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就是心灵的方向，你要建立你心灵的方向。这个心灵的方向一般人都以为，我是学物理的，我是学美术的，我是学音乐的，我是学历史的，说我的生命的方向就在这里，其实这是第二义的方向。第一义的方向，就是最基本的方向，是你要立定一个生命开展的永远的向往。在生命的永远开展当中，首先是必须在内容上，立定“所有的理性都要开展”的规模；但是在开展的历程里，你一定会渐渐遇到人生的限制，在这个限制中，你会渐渐浓缩或者关闭其他的向往，而渐渐地往某一方面发展，这就成为所谓的专业的学问。那是不得已的。所以成专家是第二义的向往，是不得已的向往。但这个专家之所以能够做好，或者之所以能够做得非常安心，乃至于这个专家的学问不会偏激，不会泛滥，不会给人类带来麻烦，让人间所有学问能够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也需要我们有整体人生的一种向往。能够有整体人生的向往，而且能够完成整体人生意义的人，我们叫作圣人。圣人至少是尽其所能地完成人生一切应有的学问，而向往于这种人生质量而孜孜不倦的人叫作君子。

君子有一个特色，就是大方、坦荡。假如心灵大方、坦荡，他生命的热情就能源源不绝，他就有了一股气，叫作“以志率气”。这一股气不是英雄气，这一股气是豪杰气；英雄是受情欲控制、顺着情欲而发泄的生命，而豪杰是理性的、追求道义的生命。所以如果年轻人有英雄气，并不可贵，那些耍英雄的大人物，纵使呼风唤雨，操纵时代，不只不可贵，往往是害人误国的。一般人不能分清英雄与豪杰，往往只看生命的强度，有作为有表现有影响，就赞叹、就倾倒，这是很没见识的。我们希望一个人的气是豪杰气。豪杰气，再纯粹一点就是圣贤气。这种以圣贤为标准的生命，叫作君子，就能大气。如果你的气量小了，叫作小气（小器）。小气的“气”可以写成两个字，一个字是空气的“气”，你的气太小了，没有力量，遇到挫折就萎缩，没有所谓的浩然正气，这叫小气；另外一种是器皿的“器”，你的容量太小，把人生的追求的目标订得太过粗俗、功利、现实，这样叫作小器。大方的人叫作君子，小气（小器）的人就叫作小人。所以小人本来不是指为恶的人，而是心量狭小，志气不够远大，这是古人的界定。

所以假如你要“向于学”，就先要立志，而且要立大的志，“先立其大者”，立其大本。如果你已经到了分科的时候，比如考上大学了，自己的年龄已经渐渐长大，学问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了，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时常让我们的学问回归到本原处，就是要以人类总体的学问来看待自己的专家之学。这种对人类总体学问的认识，叫作“通识”。“通识”可以说是君子的见识，专家之学可以说是小人的学问。但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说专家之学都是小道，意思不是忽略小道，而是说小道必须建筑在大道的基础上，这个小道才不会走偏，他才不会泛滥，才不会危害人类。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大道做基础，每一个人就都可以成就他们的小道，这样我们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人类整体的学问。

大家有时候会想，学问既然那么大，我怎么可能完成那么多学问呢？其实所谓完成是有各种层次的；你对总体学问有一种默默然的体会，你对它尊重，你知道它是一个本原，这样就算有了通识，就可以了。譬如练武功，先练好了内功，再从十八般武艺当中选一个专精，就可以算作武林高手了。才华高的人，所精研的学问越广博多样、才华不够，才学少一点，也没有关系；但都不可以没有基本的见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劝年轻人，最重要的不是去成就他的专业之学，而是对于人类的理性，对于人类基本的学问，对于人类共同的理想，先有深切的体会；这一种人当然也可以是某方面的专家，而同时他会尊重别的专家。在教育的规划中，在学术的领域中，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先成就一个“和而不同”的景象，人间才有天下太平的可能。所以年轻人第一步要立大志，养大气。

以中国的标准来讲，就要以德性为本，然后才去成就知识的学问。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几句话里，把学的内容分为两类——第一类，孝弟、谨信、爱众、亲仁，是属于行动、实践方面；第二类“学文”，这个“文”是指典章文物，广义为所有知识，是属于才华与技能方面。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孔子之教，是以德性为主，以才华、技能为辅，这也是“君子务本”的意思。子夏也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一个人如果能够“贤贤易色”，他对有贤德者的赞赏、亲近、学习之诚意，更甚于好好色——这是对自己的修养而说；“事父母能竭其力”是对家庭的负责，所谓身修而后家齐；“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则是对社会的责任。一个人能修身齐家，能尽其对社会的责任，这是真正的学问所在；所以又说“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你只要做到这样，虽然说“未学”，我却一定说他已经“学”了。可见子夏也是以德性为本，古人是这样看“学”的。不过，子夏几乎把德性推为“为学”的唯一标准，朱熹引用一个吴氏的批评，说子夏的话是有毛病的——子夏的“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相当于孔子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些都是属于“德行”的范围，而子夏太过强调，以为这就足够了，恐怕终将废了“学问”；所以要如孔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方才圆融。朱子又引洪氏的话说“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你还没有把实践做好，就去学文，恐怕会文太盛而灭了质，而假如实践都做好了，有余力了，而不学文，恐怕会质太过而太粗野；所以，必须“文质彬彬”才是一个完满的君子。总之，儒家对于学问一方面是完整地看，一方面又是分清层次的。这个完整性是不可以偏颇的、这个层次性是不可以混乱的，中国一百年来，对于学问层次的认定似乎偏颇了、混乱了，所以我们学习的态度也有所偏颇混乱。现在应该深刻反省，回归到生命的本质，回归到学问的本质，有本有末，由本开末，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立真正的志。志立了，才可以往前走。

如何往前走？你所立的志既然是自己立的，你是为自己生命内在的向往而学习，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既然是为自己而学，所有的努力都是自己愿意的，所有的成就都是自己的付出得来的，这就像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自我的完成、自我的实现，生命因为学习而有所开发，因为开发而有所喜悦。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人人可以真实感受到的意境，不是一句安慰人的话而已。越好学，生命的成长就越广大、越高明、越有意义，不仅是心安理得，而且将像佛教所说的“法喜充满”，像基督教所说的“幸福之杯满溢”。

孔子与颜回之好学

古今中外，有两个最好学的人，可以作我们的模范，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回。孔子一生好学，乃至于他的弟子都知道，要了解孔子的生命，必须从“学”这个字开始，所以《论语》的第一章第一个字就是“学”。孔子自己也说，“我非生而知之者”，我不是生下来就这么有学问的，“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我是从古人那里学到的。孔子又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我的志向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我还做不到这一点。其实孔子是不是没做到呢？他的弟子都认为，夫子是做到了，我们从另外一章可以证明：“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叶公问子路说，你们老师是何等人物啊？“子路不对”，子路居然不回答。为什么不回答呢？这里应该是有原因的，或许子路比较笨拙，如果是子贡，就会回答了，因为子贡聪明；或许是子路不敢说，他怕说得不够，把老师说低了，子路对老师的尊重到了这个地步。孔子知道了，就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你何不这样告诉他：我们老师的为人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以至于连老之将至都忘了。“云尔”，——只不过是这样罢了。各位，这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劲道，是“云尔”两个字可以打发过去的吗？这是孔子的幽默——我只不过是做这样一种人罢了。大家不要认为这话听起来轻松，你去做这种人看看！

我自认为我不行，近年来，有时候照镜子，难免常有“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之叹，只要这样一觉得，我就马上想起孔子那一句话，“不知老之将至”，就觉得非常惭愧，因为这感叹便证明了自己不够好学，不够用功，如果好学，好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还有闲工夫管自己老不老吗？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我曾经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用心于思考，却无所得。以孔子的聪明智慧，难道不能思考出一些道理吗？但是孔子说“不如学也”，还不如去学吧，学的长进最快。

孔子怎么学？有人问子贡，“夫子焉学”，你们老师到底是怎么学的？一切问题难不了子贡，子贡果然回答了：“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讲得很不错。人家问，你们老师到底怎么学的，怎么这么有学问，能够成就圣人之德？子贡就说，文武之道——文武就是文王、武王。其实文武之道，以孔子的意思就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是距离孔子最近的朝代，孔子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到周朝，是比较完备的，尤其周公又制礼作乐，孔子更向往于周公的礼乐。所以讲文武周公，其实就包含了夏禹商汤甚至尧舜，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这里的“文武之道”就是“圣圣相传”之道——“未坠于地”，虽然春秋时代礼坏乐崩了，但是还没有斯文扫地。“贤者识其大者”，还有一些贤能的人，能够认识到文武之道的大要领。“不贤者识其小者”，一些比较平庸的学者，能够认识到文武之道的某个小细节。而不管是大要领、小细节，“夫子焉不学”，不管大小，夫子都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我们夫子是没有固定老师的，天下人都是孔子的老师。这叫好学！

孔子是好学的，所以虽然生活不见得好过，所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却也乐在其中；对于“不义而富且贵”，视之如浮云，孔子整个生命是以理性为标准的，就是以道德、智慧作为生活的指标。他整个生命是透明的，牟先生说孔子“通体是德慧的生命”——道德的智慧，或道德与智慧，叫作德慧——何以能如此？孔子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是“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是从好学而来的。

孔子一开口就是学，勉励人勤奋好学，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你学都来不及了，还在这里做什么？如果不好学，不仅学不到新的东西，恐怕连旧的东西都会丢掉，所以子夏对好学的定义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孔子自己好学，也教人好学，包括教自己的孩子，都只是教他学。孔子有一个比较小的学生叫陈亢，有一天问伯鱼——就是孔子的儿子：“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老师天天在教我们，请问他有没有特别教你另一套？伯鱼想了一想，对曰：“未也。”说没有，后来想了想，说，好像有：“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有这两次，我父亲独自站在院子里，我经过时，把我叫住了，问我读《诗经》了没有？我说，还没呢。父亲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你连讲话都不会讲，我就赶快学诗了。又有一次，也是这种情况下，父亲又把我叫住了，问“学礼乎”，我说没有啊。“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你就连站在哪里都不知道；“鲤退而学礼”，我就赶快学礼了。“闻斯二者”，如果我曾听到特别的教导，就这教我学诗、学礼两次了。陈亢听了，非常高兴，“退而喜曰：问一得三”，我问一件事情，得到三种益处，“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我听到诗很重要，要学；礼很重要，要学；我又知道了，原来一个伟大的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并没有特别教导。视学生如其子弟，视子弟如学生，孔子真是好学与善教的典范。

再来，颜渊也好学。孔子号称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士，有一次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这句话问得好。哀公问孔子，说老夫子，你天天教你的学生要学，请问有哪一个学生是好学的？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老夫子晚年是很悲凉的啊，他希望有人传他的道，要传儒者之道，首先需要好学，但谁肯好学呢？就只有一个颜渊好学，又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现在我再也没听说一个好学的人。可见，各位，孔子心目中的“学”，是何等的严格，是何等的庄重，千万不要轻看了孔子的愿望。

颜回是怎样好学的呢，孔子从“不迁怒，不贰过”两件事看出来。像颜回这样的资质，也不能完全免于过错，不过，他进德修业之精进，已经到了非常精细的地步，可以作为后世的模范。怎么精细呢？他心中一有情绪的波动，一有过错的行为，马上就能觉察，而不会让不当的情绪持续拖延，不会让曾经有的过错再次犯错。《易经·系辞传》曾引孔子赞叹颜回的话说：“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他心中一兴起不善的念头，立刻察觉，他察觉了自己的不善，就不会再继续走下去，他就回归了，回归什么？回归于善、回归到人性的清明。王阳明的弟子王龙溪说颜回是“才动即觉，才觉即化”，这句子形容得很美。或许颜回的秉赋特别纯粹，可以“才动即觉，才觉即化”，一般人的现实生命是驳杂、有染污的，但是不管如何驳杂染污，其清明的本性依然是常在的，依然希望化掉染污、回归纯粹。所以，一个人不应推托秉性不如颜回，任何人如果静下心来，体贴自己的生命的运作，所谓一念自反，一定也能像颜回一样，不善的念头一生，就觉察到，而一觉察到，也可以当下化除。人生的过错如果在心念一发的时候，就察觉、就导正，这是从本原上做工夫，费力是比较少的，古人叫作“简易的工夫”；如果一时不察，等到已经发出来了，再察觉、再求改善，那是要多费劲道的，是比较艰难的，叫作“繁难的工夫”，落到工夫的第二义了。不过，一般人如果能做这第二义的工夫，还是值得赞赏的，人生往往在第二义里还未觉察，必须有人提醒，甚至必须在人世间碰钉子了，才知道做错了，那时候再来改过就愈困难了。不过，孔子说，“过，则勿惮改”，所以不管我们的过，是在心中初起，刚发出来你就自己察觉了、消除了；还是在别人脸色的反应上，你才觉察、改善了；还是已经变为行动了，伤害人了，伤害世界了，甚至受到反击了，你才觉醒，才想改过·····不管在什么时候，如果有所觉醒和改善，都有同等的意义，所谓“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当然，希望我们的工夫越做越细、越做越内在，工夫从粗而细、从外而内，可以验证自己的长进不长进，也就是验证自己好学不好学。好学的最高标准，就是颜回的“不迁怒，不贰过”、“才动即觉，才觉即化”。

古人盛赞颜回的“才动即觉，才觉即化”，似乎偏重于道德之学，其实不然，因为道德之学必定涵摄知识之学。“好学”应是两面兼备的，一个有德者，必然也是一个积极的求知者；子贡不是说颜回是“闻一以知十”吗？孔子不是说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吗？那闻而知，那私而发，应该不限于德行。所以，我们读书，要善解善会，而且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譬如，一个大学生要有什么志向？要怎么上课？要怎么与人相处？你如果能回归到“学”的本义，了解“学”是自己的事，必定有益于四年的学生生涯；不是为了成绩而上课、不是为了毕业而修学分、不是为了毕业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职业而上大学，上大学的理由，应该只有一个——“学”。好学，这是一个大学生首先要具备的心态。假如我们的大学生普遍都想拿个文凭，将来要出国，有个好职业，他便辜负了“大学生”之名号；上研究所读硕博士，是因为毕业即失业，只好继续读下去，而不是为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便辜负了“研究生”之名号。如果这样，我们也就辜负了孔老夫子的教导，不仅是辜负了孔老夫子的教导，而且辜负了我们自己的生命。

悦乐地学

假如我们能够把“学”回归到自己的意愿，学是为了自己，这样的学习将是愉快的，而且是有效果的。你问：如果不关心将来的生活，我将来怎么办？当然为生活担忧，是人之常情，孔子不是也说吗，“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学了三年，不往谋职业赚薪水去着想，这种人是很少的；孔子也知道，大部份人为什么要学？学了就是要用，为什么要用？就是为了要养家糊口，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是真正的君子之学，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生命，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还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你如果在求饱、求安那里去用心，你的学就不成学了，你的生命就小气了，你就对不起自己了。那么难道好学的人，为了学问而学问，将来就不能有一口饭吃吗？孔子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求食是不是就能得食，不求食是不是就不得食，这不是一定的。尤其在一个人生命还年轻的阶段，还在意气风发的时候，正是笃志力学的时机，心思应该纯正，用心应该专一，不要在意于谋生，至少不可以谋生为主要的考虑。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什么叫作大学？大学是求真理的地方。”进到大学，唯一的目的就是求真理。假如我们全国的大学生都以求真理为他的本份，这些学生毕业之后，不一定就会挨饿，而我们国家民族一定蒸蒸日上！

尤其各位同学，你既然已经读了《论语》一百遍以上，你应当对生命有了不同的体会。从今天开始，你应该回归到大学生的本份，以求真理、求真正的学问为你的志向，而把你将来的前途放在旁边，甚至可以一概不管。这是真正的人生“大法”。当然，我不敢劝你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个社会也不会穷到叫你“一箪食，一瓢饮”了，只要你有一碗饭吃得饱，一件衣穿得暖，所剩下的一切时间精力，就是求学，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往前开发，这样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各位，我们世界需要这种人哪，我们国家需要这种国民哪，我们大学需要这种学生哪！而这是你自己本来所愿意的，是你心中本来所期望的，不是外面强加给你一个什么重担。你挑起你自己生命的意义，追求你生命的价值，是你自己所要的，这是可喜可乐的。

所以儒家之学就是悦乐之学，这个悦乐从第一章就说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既然悦乐，就可以不愠，不愠就是心里不发闷，连心里发闷都没有，还会有什么忧郁症吗？现在很多大学生、中学生，甚至连小学生都有忧郁症了，我说活该，你生命不长进啊。长进的生命是一种悦乐的生命，随时精神饱满，随时器量广大，这种生命是值得追求的，而这种生命的境界也就在你的眼前，只要你立志，当下就来到！

孔子十五岁就立志，“三十而立”，立在哪里？立在这条路上，站立得非常坚定；“四十而不惑”，再也没有疑惑；“五十而知天命”，这本来就是人生的职责，是我的天职；“六十而耳顺”，所有天下的学问、所有天下的语言，在我看来，是发自于同一个根源，同是来自于人类的理性、来自于天心天德；“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从十五岁立志，这个志就不变，一直到最后完满而圆融的体现。

各位同学或许已经超过十五岁，圣人十五岁立志，我们十八岁立志就还不晚，二十岁立志也还不晚，甚至五十岁、八十岁立志都还不晚；但既然立志，就要纯粹，纯粹才有力量。佛家有一个故事，六祖慧能，听到有人念金刚经，有所感悟，他就问，这经是谁教你念的？那个人告诉他，是梅山五祖所传。他说，我也要去拜见五祖，我要向他学法。于是他安顿了老母，千辛万苦走了三个月，见到五祖。五祖看到这个衣衫槛楼的人说，你是什么人，你来这里干什么？他说我是岭南人，我来这里不做别事，我来这里只想做佛。五祖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就训斥他，你这个南蛮之人，怎么能够做佛？慧能就说，人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我为什么不能做佛？

各位，刚才说了，人人皆有佛性，佛是可成的；人人皆有圣性，圣人是可学而至的，因为你本来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不要看轻自己，每个人回去好好把心中的明珠擦亮，作为一生方向的标准，只要持继地做下去，“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你的芬芳，你的光明，也会感染其他的人，让我们全国的青年学生，乃至于全国的百姓，大家都有一颗向善之心，好学之诚！我祝福各位，祝福我们的国家，谢谢各位！

【现场提问】

问：王老师您好，昨天我听赵老师给我们讲课，他讲到儒释道三家，都对超越层面有非常透彻的了解，实际上通过儒家，也可以达到道家和佛家那种所谓超越的境界。我之前一直觉得佛家把超越的那一面讲得很透彻，原始儒家对超越层则讲得很少；但是赵老师昨天说，你如果能够深入地对文本有体悟的话，儒家对超越层其实也已经讲得很明白。我就想问，《论语》里面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为什么孔子没有像老子一样，直接对于性与天道有一个更明确的阐释，要我们从文本中，经过很深入的探讨，才能体会出来，请王老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教授：孔子之所以少讲，大概是他已经预测到，如果多讲的话，现代会有更多人问我这些问题，让我很难回答，所以他只好少讲了，呵呵。

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道理，因为在主观上，那是进德修业自然达到的境界，是自己会知道的，所以本来就是不需要讲的；在客观上，那是属于形而上学的范围，那是不能用思考的方式把握的，更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所以原则上是不可以讲的，多讲并没有好处，愈讲只会愈让人糊涂。但是世间的人，常常好高骛远，听到一些高明的话，心中就升起了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其实这对德行并没有什么用处，乃至于会妨碍德行；对知识也不能增加什么内容，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知识。所以不需要讲、也不能讲，讲了反而是错误的。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魏晋时候，名士们大谈玄学，谈“三玄”——就是三本有关于玄学的书，《老子》、《庄子》、《易经》，有人问王弼——王弼注《老子》又注《易经》，可见他对于玄学是个中好手——有人问他：“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无”既然是万物的根本，是天地间至高的道理，为什么圣人不讲，而老子一直讲呢？王弼就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言也。”圣人体贴了“无”的道理，就是圣人用整个生命实现了“无”的境界，但“无又不可以训”，“无”这种境界是说不出来的，“故不言也”，所以孔子就不说了。而“老子是有也者，故恒言其所不足。”因为老子还停留在有的境界、有所分别的境界——还分“有”和“无”，不是有分别的吗，有分别就是有——所以“老子是有者也”；但是老子又很向往那个真正的无的境界，“故恒言其所不足”。孔子已经是身处圣人的境界了，老子则向往于圣人的境界，所以他天天就唠叨着圣人的境界，其实老子一直讲的境界就是孔子的境界。

王弼是一个名士，他所注的《老子》，一千多年来，还是最好的，可见他对道家哲理的体会；但他还是尊重圣人，认为孔子是真正能体现“无”的道理的人，可见，孔子是有超越的境界的，这是后人对孔子的了解。我们也可以回到《论语》本身体会孔子的超越境界，当然《孟子》、《中庸》、《易传》中，表现更多，都是一脉相承可以互相印证的。但是我们既然讲孔子，从《论语》本身中也可以发现，孔子是有超越的境界的，他是有宗教的情怀的，他是有万物一体的感悟的，他只是不说、不明说而已。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话，表面上，是子贡感叹没能听到孔子讲性与天道的事，但字里行间，已经隐然透出了子贡心里其实已经感受到，孔子是有性与天道的体会的，只是不说而已，如果孔子一点没有性与天道的体会，子贡怎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感叹呢？

那么，孔子有性与天道的体会，在哪里可以发现呢？孔子有一天感叹，“莫我知也夫”，说没有人了解我。子贡说“何为其莫知子也”，老师，你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你呢？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怨天，不尤人，这是孔子德行的表现；下学而上达，这句话有深意，不大容易了解，你可以做“渐教”式的了解——从下学，一直往上升，到上达，古人的注解叫作“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天命，用朱子的话来说，可以说成“天理”；从人事一直往上升，可以升到天理。但也可以做“顿教”式的了解——孔子的下学就是上达，孔子的人事就是天理，孔子是浑然天成的一个圣人，既然浑然天成了，你何必再叫孔子来说一说什么叫作人事，什么叫作天理呢？所以，孔子的文章可得闻，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其实孔子的文章就是性道、性道就是文章，文章不离性道、性道不离文章，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不是很“玄”吗？这就是老子所说的“玄”啊！这样才是圣人。到这时，还能说什么呢？所以孔子曾说“予欲无言”，我不想再说话了。子贡是对于知识追求热烈的人，他很紧张，听到孔子说“我不想再说话了”，就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老师你不教课，我们怎么做笔记呢？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你的日常生活，从这些山川草木中，就可以看到天理，何必我再来讲呢？一个圣人的生命是这样真实地表现在你的面前，他不必说，而且也不能说，说了也是白说，因为这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超越的。超越者，超出现实的生命之外；我们现实中的知识可以用逻辑语言来表现，而“道”是不可以用逻辑语言表现的。所以这里应该是“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的，言语的路断了，连思考的路也绝了。语言与思考是同一件事；思考是没有讲出来的语言，语言是已经说出来的思考，于是思考就是语言、语言就是思考；而我们一用语言，一用思考，都是在现实生命中的所作所为，都在逻辑的范围中，而超越现实的道理是不可能用逻辑、不能用思考、不能用语言达到的。所以老子才说，道可道，非常道，用“玄之又玄”的语言勉强而说，而孔子就不需要再有这些囉嗦，不能说的，就不说，直截了当，干凈利落，到此境界，才不愧是大圣。

最喜欢讲形而上境界的，是佛教。佛教中的高明之谈，说得比老庄还要多得多，道家讲形而上学，用了一半篇幅，而佛家是百分之七、八十都在讲形而上学。于是世间人就认为道家高明，佛教更加高明。这是用量来取胜，是一种很不恰当的标准，也就是说没有学问，你才会这样讲。因为高明不高明，是要从质上看，不是量上说。如果一个人天天讲着高明的话，这个人可能就不高明了。所以，不可以用是不是常常讲高明的话，来判断这个教高明不高明。当然，不高明的教，不能讲高明，我们当然说他不高明。如果高明而讲高明，像佛家道家都高明，又把高明讲得好，很好，但是像儒家有高明而不讲，不妨碍它本质的高明，还是好，都好。

如果不能认识这一点，他的思考力是有问题的。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大部份人的思考力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为什么要极力地来推动读经教育，为什么要鼓励大家读圣贤之书？是希望圣贤之书读得多了，对圣贤有一些亲切的体悟，不至于人云亦云。孔子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不要道听涂说，要自己亲自读读看。何况读了《论语》之后，假如再读《孟子》，《孟子》有关形而上的语言就稍微多了，比如“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人格一直往上升，到了圣神的阶段，那不是超越了吗？它化掉了，化掉了现实的格局，进入到浑然融通的境界。还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知性知天，不是形而上学的语句吗？还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你只要返回来，以诚意的态度来面对世界，就会有一种世界都在你的心灵感召当中的感受，这叫万物皆备于我。万物明明在你的生命之外，怎么可以在你的生命之内呢？在你物我两忘的时候，万物就与你同在。这不是形而上的境界吗？这不也等同于佛教的真俗不二吗？所以，要讲这些高明的话是很容易的，而切切实实做工夫是不容易的；儒家就只是教人切实做人，文章中也少讲那些虚无缥渺的话。大家不要认为那些虚无缥渺的话很高明，其实要讲高明的话也不见得很难，只要懂得那个走向高明的关窍，讲出来的话也就让人莫测高深了；那个关窍就是：凡不能用逻辑语言说的，就不用逻辑语言说。逻辑的语言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是逻辑的语言就是，是也不是是、不是也是是，所以佛教说，“般若非般若，名之为般若”、“佛不是佛，才是佛”，这样的话大家都能说，只是说得是从实在的印证来、从丹田而发的呢，还是只是玩弄文字语言、耍嘴皮，就很难分了，只有明眼人才看得出来。所以如果不好“学”整天喜欢听喜欢讲那类的话，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好行小惠，难以哉”，那是会被孔子责备的。

这样说，不是要分谁高谁下，而是要如理如实地了解这些道理。刚才说过，人生有两种道理，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超越的，两种道理都能开发，这才是完整的学问。西方的学问是偏向现实的，他们当然也有超越的追求，但是超越的追求放在宗教中，而宗教寄托在上帝，不是寄托在自己这里。中国的儒、释、道三家，超越的道理乃至于超越的境界，全部寄托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而且是我的心灵可以呈现、可以领悟、可以实践出来的人人皆可成圣、人人皆可成佛；西方人就不能依照这种思路说人人皆可成基督。东西文化最大的差别在这里，不是在于科学的有无。将来，廿一世纪乃至廿二世纪，以后两三百年之内，是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时代，融会贯通的法则是，首先互相尊重，再接下去，是以真理为标准，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所以，不是谁来驾驭谁、谁来吞没谁，而是人人皆有理性，人人皆应依理性而思、而信、而行。

理性本来就有现实跟超越两个层次，有两层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才是完整的，才成为所谓的人，要不然人只在现实生活中打滚，就不可能有高明的向往，这对人生是一种限制。中华民族在这一百年来，因为全盘西化的结果，普遍丧失了对高明境界的追求，如果有，也只在宗教上，比如在佛教里还一息尚存；这是一个很不得已的现象，也是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努力地要恢复人性之常，要恢复人性之常，就是要让大家有见识有学问，见识和学问的起步，就是先把《论语》读一百遍，所以恭喜各位，你已经有学问基础了！

问：王老师您好，我下面的两个问题可能对您有点冒昧。您一直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榜样，您之所以成为今天我们所有人心之向往的老师，您是怎样一步一步成就的？而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从今以后，应当怎么长进自己？请给我们指示一些方法。

教授：把我当老师，我是不敢当的，我也没什么成就，如果有一点成就，就是推广读经吧。说到为什么要这么认真推广读经，要把理由讲明白也不容易，因为生命是很多方面，是很整体的，很难说是哪一个机缘造成如此。常有记者采访我，问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机缘，让我这样坚持推广读经；我说，你不要把我看成是洪秀全，因为洪秀全在一次大病昏过去三个月之后醒来，他就开始胡言乱语，说他的父亲是上帝，他是耶稣的弟弟，然后聚集群众，就开始了太平天国·……我可不是因为大病一场之后才开始推广读经的。我为什么会推广读经，这是很自然的，怎么说呢？因为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活的，活的心灵就像泉水一样，时常会有所涌现，它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在我年轻的时候，大约十五、六岁，常常感觉到自己实在太差了，古人所谓道德文章，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志气，也没有什么品德，能力很差，甚至身体也不是很好。总之什么都不好，就很责备自己，很自卑。

但是我又想，不好应该怎么办呢？刚才说要“学”，应该怎么学呢，可以自己觉悟，也可以效先觉之所为。先觉在哪里？我们初中高中有国文课，国文课里那些课文的作者文章写得好，理想也很高，所谓道德文章，都相当令人敬佩。课本后面都有作者生平的介绍，考试偶尔会考他们的学术成就，但我进一步去考察他们是怎么成就的，看多了，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所有会写文章的人，所有有成就的人，所有有智慧的人，他们的成长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他们从三岁、五岁，最慢是七岁、八岁开始读书，所读的书就是经典，我称为“读有用的书”；他们读到十三岁，大概就有相当成就了，所谓满腹经纶。至少在语文上成就一生读书作文的能力，而且文化的素养已经很深了。而我小时也相当聪明，至少是很听话用功的孩子。但我回想这十多年来，我所读的书却一无所用，这大概就是我长大以后毫无能力的原因了。我发现这个道理之后，就想，现在我虽然已经十五、六岁了，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开始追吧。所以我从那时候起，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自己有时间就读读古文。

当时还没有读到《论语》，我是在专科毕业，二十岁的时候，才遇到一个隐居的高人，掌牧民先生——我有一篇纪念的文章《掌老师与我》，在网络上流传很广——他教我从《论语》开始，读四书，所以我是从二十岁才开始读经的。我平生所读的书其实不多，我认为自己就只读过两本书。但只读了这两本书，就让我做大学教授，就让我现在坐在这里对大家讲话，我随时都觉得非常惭愧的。但从某个角度说，我也不很惭愧，因为“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别人也不见得比我好。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差的时代，你不可以以我为标准，不可以把我当老师，我是很差的。应该以比我更好的人为标准，乃至于以圣贤为标准，以圣贤为师。

我读的其中一本书叫作“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因为老师叫我读，我是认真读了，而且也都读了朱熹的注解，我几乎能够背诵，那一部书，能够读到这个地步，只是六个月。而且这六个月是在当兵的时候，在军营受训中的六个月。台湾每个男孩子都要当兵，最初的训练是很辛苦的，我利用训练的课余时间读，操练已经非常累了，下课时，别人躺在那里休息，我就读书，中午别人休息，我就读书，到了晚上要睡觉了，全营都熄灯，我就等班长、排长都睡觉了，自己把书藏在衣服里，跑到有灯光的地方去读书。哪里有灯光呢？军队管理是很严格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灯光，只有厕所有灯光，所以蹲在厕所读《论语》。如果我现在有一点点学问的话，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然后再读《古文观止》。《古文观止》不是真正的经典，但是要读古文，从那本书读起也可以。现在我们教小孩子读经，不重视这本书，不过能够把《古文观止》读一读也不错。我就把这两本书读得比较透。只要读过这两本书，其他的，你就可以左右逢源了，乃至于只要读过“四书”，再接触经史子集，你就能居高临下了。所以读书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在这个时代要读书“有成”，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各位，你的年纪或许还不到二十岁，你比我入道之门的时期还要早，我很恭喜你。假如你是二十岁，跟我一样，你也可以六个月就跟我一样了，如果超过二十岁，从现在开始，六个月，你也可以相当有功力，请你读《论语》，然后把《论语》的注解读一读，你就跟我一样了，就这么简单。

读书是要发自诚意的，我是真诚地想要读书。所以当有人说，你很幸运，遇到那个隐居的高人，能够教你读书；我都说不是我遇到的，是我求来的。我师专还没有毕业就一直求，希望老天给我一个老师，让我能够跟着他学。果然，我一毕业，立刻就遇到这个老师，我很感谢老天。当然了，现在你不要说再去遇到一个隐居之士，不必这样，因为你现在已经知道读书的方法，那个老师给我最大的教导，是教我读《论语》，现在我们到处提倡读《论语》，而现在各位已经开始读了，已经入门了。你如果读文科，将来就在这条路上多用心；如果读理科，是值得羡慕的，因为你将两面都有，你已有了文科的基础，又有专业的成就。大家的前途都很远大，只要顺着走下去，要做到像我这样子三脚猫的角色，实在太容易、太容易了。我的求学是发自真诚的；我推广求学的方法，就是读经，以读经为本，为基础，这也是非常真诚的。一个人只要从诚意而发，他所做所为，就跟他的生命相关连了，他的生命在的一天，这种力量就不会失去。有人问我，在这个时代说读经，你不是受到很多挫折吗，为什么你还能持续不辍？其实如果因为受到挫折而退缩，就代表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是跟生命隔阂的，如果跟生命连贯了，这本来就是自己的事，“古之学者为己”，所以我推广读经，是为了我自己。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相通的，所以这个为自己，一方面，是尽我自己的本份；一方面，我也相信天下人听到这种的理论，也一定都心领神会，也一定都努力实现。我在还没有推广读经的时候，就预测它必将大行其道，果然十几年来，所向披靡，如火如荼，一日千里，势不可挡。

不是我有多少能力，而是因为这是人的本性，这是天理所在。一时之间，天理或许不能在现实中完全实现，也就是人的理想很难在现实中推进，因为人都有限制性。但是人要努力突破这个限制。这个限制还没有突破之前，不要灰心，而要“知命”；所以《论语》的第一章教我们“学而时习之”，教我们要永远奋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论语》的最后一章教我们要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如果不知道命——命就是限制——如果不明白人类的理想在世间的实现是有其艰难的，那就很难做个君子了。因为你可能会以为你做了好事，就一定会很顺利很成功，一定会有很多人来赞赏你，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所以，一定要知道有“命”，你才不会感叹，所以孔子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所谓“知其不可”就是命，“而为之”就是理，理在命中行，尽义而后知命。

任何事情都这样，不仅推广读经是这样、不只读书是这样，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你说你的天生资质不好，不够聪明，你的环境不好，你以前的习性不好，已经十几、二十岁了，都还没有什么程度，现在怎么办？千万不要把你的困难推给命运，你要承担起你的命运，承担的方法就是从今天开始，不怨天、不尤人，能做多少算多少。假如还去感叹自己不够聪明、以前没有好好努力、以前没有听过什么教导、现在一无所有、现在毫无能力、还要差人家一大截……假如一直往这里想，想得满心忧郁，精神耗散，就没什么力气长进了；这种人看起来，似乎是有责任感的，但却是虚的，那不是“志气”。所以，每个人都要回归到自己，承认自己，平平实实、安安稳稳地面对自己的生命，担负起自己的生命，这样你才能过一个心安理得的生活，才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你随时都很坦荡，你不怕别人讥笑你为什么这么差，也不怕自己起步慢，因为这是你的命；先要能够承受，你才能够往前进，而这个往前进也是你的命——是你的理命，“天命之谓性”的命。

命有两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是知道两种命，一种是我要行道，这是我的本份，是天之所命，这叫作理命，在理上说命。但是我的道很难行，虽然很难行，我还是要去行。很多隐居之士都讥笑孔子，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隐居？你为什么那么笨？你所向望的道，在我们的时代里，是行不通的，你知道吗？孔子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能行，我老早就知道了。你老早就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去行呢？这叫知其不可而为。“知其不可”，就是现实之命，那是气命，在气上说的命。“而为之”，就是我注定要依理而行，这也是我的命，是理命。气命与理命，在圣人这里是完全可以融通的，是可以同时把握的，这样的生命才是漂亮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境界。

何况学习可以变化气质，任何人都不应被眼前的条件所拘束。我们说读书可以变化气质，这是大家常听到的话。曾国藩有一次写信给他的家里，教导他的子弟——《曾国藩家书》是很好的，曾国藩写信是很踏实、很诚恳的，几乎是白话，谆谆教诲，所以请大家有空的时候应该看看《曾国藩家书》——其中有一封写道，“我近来看《古麻衣相法》”，有一个麻衣道人传了麻衣相法，曾国藩看的是古代的版本，其中有一段话说，“人唯骨相最难变”。假如你看面相，往往相由心生，面相是会变的；有人看手相，手纹也是会变的；而有人会摸骨，看骨相，这个骨是从天生下来的，骨最硬，最难变，所以骨相最准。一被相中，终身难逃。但《古麻衣相法》说，“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真的读书就会改变命运吗？也要看读什么书。当然，开卷有益，但应该是读圣贤书的改变最大。读圣贤书的改变是纵贯的改变，往高明处从本源上的改变；读知识的书，是横向的改变，开拓生命的丰富性的改变。读书能够“变化气质”，什么叫作气质？大家都知道太极，太极的图画，本来只有一个圆，里面是空的，叫无，无就是真有、大有。但是只有无，不能说明太极的作用，所以在里面再画一条曲线，分阴阳，就是两仪。阴阳是“气”，叫作阴阳二气，气的意思是流动。由流动的作用、阴阳的结合而产生万物。个别的物一产生，就有现实的形状，占有空间，叫作“质”。因此，“气质”的意思就是天生禀赋的意思，说一个人的气质好不好，就是他天生的禀赋好不好的意思。这个气质是可以变化的，连骨相都是可以变化的。假如是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虎、一只豹，它是气质很难改变的。只有人可以改变自己的气质，这是人的了不起，是人的可贵之处。

何况如果所读的是圣贤之书，必然会引发生命的修养。一个人的工夫做到深处，就是孟子所谓“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所谓“诚于中”就“形于外”。但变化气质之功，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当然，这个时间也会凭智慧的高低而有快慢。智慧越高的，当下即是，不仅是心里面立刻变化，外在也立刻变化；智慧比较低的，就慢慢磨，磨久了，也变化。

刚才说王龙溪把圣门工夫分成简易和繁难两路，颜回的工夫“才动即觉，才觉即化”是简易的，子贡以下的学问都是繁难的。颜回从根本上改善，一念回机，当下即是，所以颜回之学难学；而子贡以下，是在不善之念发出来后做工夫，这第二种工夫，是一般人比较容易遵循的，朱子就提倡这种工夫。朱子的教法是涵养省察-无事时涵养，有事时省察——你没有事的时候，心里很安定的时候，或者睡觉刚醒来的时候，总之心里面很平和的时候，要趁机涵养。什么叫涵养？你要去收摄你自己，去体贴天理、体贴圣贤、鼓舞自己的心灵，让自己的心灵日渐充实、日渐高明；你养它，越养就越大，越养就越高，越养就越有力量。而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往往原来的习性又发作了，原形毕露，这个时候怎么办？有事的时候，要当机省察，就是看看你念头如何、你的行动如何；一省察，发现有不善，就立刻改善。无事时的涵养越深，有事时的行动就越不会出错；有事时常省察，也会增加涵养的深厚。王阳明更说：“省察是有事时的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的省察。”所以一面涵养、一面省察，涵养就是省察、省察就是涵养，这样涵养省察、省察涵养，你的工夫就日渐长进了。

听说精神食粮吃多了，物质食粮就可以不要吃了，不过我们还是凡人，还是要吃饭的，现在谢谢各位！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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