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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会友，今天是我们人文友会第二十一次的聚会。上两次是采取自由讨论的方式。现在有几位是新参加听讲的，恐怕一时不能把握住线索，可以把过去的讲词看一看，不过讲词并不够，不够不要紧。还有要点要说的，即常常参加这样的聚会，可以把精神凝聚一下，提撕一下，初参加的，不要抱着求知识的态度，我们这里有许多与生活有关的话，一时听不懂不要紧，切不可急躁。我们这个聚会已有一年多，从未间断，而且精神很好，这就表示大家已有一种精神的凝聚，我们现在讲内圣是为了什么，这一点必须知道。过去讲内圣，即在通外王。事功，即外王的表现，所谓事功、事业、政治、经济、典章、制度，通通是外王。现在的建国，即根据内圣之学向外开，亦即是外王。向外开，在现在讲是两行：一是科学，一是民主。
过去我国讲外王，是由内圣直接推出来。如《大学》所讲的正心、诚意，即内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外王。后者是由前者直接推出来。故曰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现在如此讲法已不够。因为科学，虽与正心，诚意有关：以之为本，但不能直接推出科学来。王阳明讲良知，并不能产生科学。以前的讲外王都是直接从内圣推出来。例如刘宗周曾答崇祯帝说：“陛下心安，则天下安矣。”朱子上宋孝宗书言天下事，必从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说起。又如李世民之争帝位，非常激烈。此类问题最根本的解决，说来说去，还是归在正心、识意、修身、齐家上。中国以前讲外王，到这里即无办法。过去的问题，不外有三：(一)王位的世袭，(二)朝代的更替，(三)宰相的难处。这都是属于外王直接内由圣推，一方面也表示对于外王无办法。现在讲外王与事功，乃集中在科学与民主。但从内圣上并不能直接推出科学与民主，其中有一转折，只有间接关系，而无直接关系。唯这一转折真是难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即一方面科学和民主，与良知有关系，一方面科学和民主又有独立性。若从做事上讲良知，确可使事情做得好些，但对科学民主却无直接关。五四运动以来，认为科学，民主与中国文化对立，故非打倒中国文化不可。至于一般老先生的讲法，则又以为科学与民主，在中国固有的。这两种见解都不行，我们现在要把科学、民主与中国文化接起来。我们要他们接起来，首先了解这一转折，即科学、民主与良知有关，但科学、民主亦有独立性。我国讲科学、民主已有数十年，为什么还不出来？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民主言，像宪法、权利、义务、自由、平等、选举、被选举等观念，大家现在都知道，为什么生活上不习惯这一套呢？ 即这一套观念尚未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这些名词，从表面上看很易了解，但欲其进到意识里面来，在生命里面生根，这却很难。这难，却与过去的中国文化有关，现在就从这里讲。
这基本的关键是在：中国的文化生命在以前其理性的表现是“运用的表现”(Functional Presentation)。西方文化的精神，其理性的表现，则是“架构的表现”(Construcctive Presentation)。唐君毅先生写文章，常谓西方文化是“方以智”，中国文化是“圆以神”。在我的历史哲学中说，西方文化是“分解的尽理的精神”，中国文化，则是“综和的尽理的精神”。这在西方近代有怀悌海，亦了解此意。他曾对张君劢先生说：“中国文化very reasonable。”我过去最爱读怀氏的书。在他的《Process and Reality》这部巨著里，他说有两个主要的观念，即“过程是最后的，事实是最后的”(Process is ultimate ，Fact is ultimate)。他的意思是反对亚里斯多德以来所谓本体、属性这一套概念架子。他认为具体事实即是最后的、最根本的，而凡是一个具体事实都是一个动的过程，故过程亦是最后的，最根本的。事实与过程就是“真实”。不必于此呈现的真实外再推寻那不呈现的抽象的“本体”以为真实。这种观点就是一种功能的观点。同时，中国人的理性表现也是功能的、作用的，中国人喜讲情理，是活的，所讲的都是情中。不讲干枯的抽象的理性。故怀氏谓为Reasonable。因此，科学、民主出不来。中国人讲道，即在眼前，当下即是。这是作用见性。佛教在中国出禅宗，也是表现中国人的这种特性。总括起来，西方人讲道是概念的方式，即抽象的，静态的：中国人讲道是功能的方式，即具体的、动态的﹔中国人讲道的功能的方式，即具体的、动态的。
古代的圣君贤相之治理家国天下全是德化的表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种功能的方式之下，作皇帝只要有点雄心，一定是对一切都管，所以这需要一套架子予以限制，但中国却素来没有。这从好的方面说，好处很多，情、理、法，通通在内。从坏的方面说，坏处也很多，如浑沌、拖泥带水等。现在的人骂中国文化，都是从坏的方面说的。现在要生存，须有架构的表现。良知的表现是运用的表现。故曰：“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这即是作用表现之最恰当的话头。运用表现是最高的境界。我们所要说的转折，即如何从理性之运用表现转为理性之架构表现。我们中国所缺者，即在架构表现(论境界，架构表现并不如运用表现为高)。復次，中国人之思考是感觉的、直觉的，而且太重实用，不重抽象，故科学出不来。(现在的学生，都喜读工学院，不喜理学院，即是一例。)中国之生活情调与精神，从理性上讲是运用的表现，从行动上讲则喜讲“革命”。革命是突破，不能常革命。常革命，则大家都成了革命的对象，成了敌人。关于这些，我过去有一篇文章论政道与治道，大家可以看看，作为参考。政道即架构表现，治道即运用表现。创造民主政治，须靠政治家与政治思想家。这当是儒家学术在外王方面的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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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人文讲习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