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先生：新时代，新儒家，新使命

时间：2012年4月26日

地点：北京太申祥和山庄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蔡先生，世嘉地产董事长朱先生，各位嘉宾女士、先生，“北京季谦教育咨询中心”周主任及推广中心的同仁，还有今天的主角——我们的第一届师范班、乡村读经师范班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在正式演讲之前，先说几句我特别的感受。刚才主持人一上台就说，今天下午的演讲，是一场可以让大家难忘的盛会。我想怎么会难忘呢？有很多的开学典礼啊，有很多的演讲场合，怎么会难忘呢？我正在想到底什么事情令我们难忘，接着就有一部影片让我们难忘了——在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先生好像就知道了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一场演讲和这个影片，所以他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我刚才在看没有声音的影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感动，不一定要有声；而且再过几年，大家谈到今天的事，首先想到的应该也是那个无声的影片。其实这不是制作人的差错，是因为这里他们的设备啊，可能太先进了，有许多的线路接不通，呵呵。这也好像是冥冥中安排的，跟我们推广读经的风格很相合，因为我们推广读经的风格，就好像杜甫的诗所说的，它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真正的道理是不必大声疾呼的，真正的功业是不必站出来表现的，真正的善行也是在默默的进行着的。今天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师范班，它也是许多的因缘所促成——当然最早的是我们对于推广读经的一份执著，然后再来是我们“北京季谦教育咨询中心”的成立，举办“论语一百”的夏令营、冬令营，以及目前正在推动的“全民读经·论语一百”专案。

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季谦教育咨询中心”，其实我们内部的人都不这样叫，这是官方的头衔，我们一般都说这是“王财贵读经推广中心”。本来也是要用“王财贵读经推广中心”去登记的，但是政府非常慎重，他说人的名字不可以登记；他问“王财贵”是不是人的名字？去申请的人也不敢说不是，只能说是。接下来又说，“读经”也不能登记，因为我们对于“破四旧”的头脑还没有完全地洗涮干净，所以读经也不行。我们就想，“王财贵”是本名，他有个字号叫作“季谦”，那就用季谦吧！为什么王财贵叫作季谦呢？因为我这个名字啊，太嚣张了，又财又贵的，一般人呢，或许会嫉妒，所以我就想要谦虚一点。而我在家里排行老四，古代算排行的方法是伯、仲、叔、季，所以老四是季。为了谦虚一点，加个“谦”字；但当然了，这个字虽然是表示谦虚的意思，其实呢还是不离“财贵”的本性。因为“谦”这个字，出自《易经》的“谦”卦，《易经》六十四卦里面，只有“谦”这一卦是所谓的“六爻皆吉”。就是连“乾”卦，它都有一个爻是不大吉利的；“乾”卦的第六爻、上九，都说“亢龙有悔”，它还是要有一点后悔、有一点悔恨，也就是说它还是有一点过错的。只有“谦”卦从初爻到六爻，都是吉利的。所以“谦”这个卦在《易经》六十四卦里面非常有名，它对于人生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人家如果问为什么用“谦”这个字，我表面上说我要谦虚一点，其实心里面是想，我要到处都很吉祥！

好了，“王财贵”换成“季谦”，那么“读经”呢？就没办法办了，换成经典也不行，所以“读经”换掉，换成“教育”，最后叫作“季谦教育咨询中心”。因为登记在案，才可以办一些活动，所以解释一下，我们活动的主办单位是“季谦教育咨询中心”。以后大家如果要讲这个单位，就说“季谦教育咨询中心”，或你已经是我们内部的人了，讲“王财贵读经推广中心”也可以。

从人性出发

这一次的活动，大家都看到我们的标题了，是“乡村经典教师培训班”的开班典礼。这种培训班是我自从推广读经以来最长时期的培训班。我知道要教读经，必须要有老师，那么老师呢，必须要经过培训。一般的师范学校培训老师大概要三、五年才能培训出来，而所培训的老师，他教的课程还是一般的课程；现在我们居然要教经典的课程，请问这样的老师要多久才能培养好？我最早办的培训，时间是两个小时。就是只要听过我一场演讲，我就说你毕业了、你可以当老师了。甚至有人说他没时间，他赶飞机，只有一个小时，我说一个小时也可以；有人说没有时间，只有十五分钟，我说十五分钟也行。总之，读经教育是这么样地简单明白。不过，它的简单不只是简单，它是“大道至简”的简单，它的背后是大道。什么叫大道？大的道理。什么叫大的道理？就是真正的道理、天地人生的道理。我们按照天地人生的道理做教育，这就叫作教育的大道。而我们如今做的呢，就是从大道而来的一种教育的模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性，每一个人都想要自然、自由、自在地过生活，所以，教育也要在自然、自由、自在的情况下来实施；只要教育合乎自然、顺乎人性，而所实施的无非是从人性出发、提升我们的人性，这就合乎大道。这是何等简单呢？何必要很长时间的培训呢？所以十五分钟就够了。但是，只有有智慧的人他才可以经过短期的培训而完全地了解，智慧越高的人了解越透彻，智慧越高的人用越少的时间——有两个小时的、后来有半天的、后来有一天的、后来有一个月的——现在真的是新时代的来临，我们培训一个老师要一年。所以我要跟这些学员们说，你们是我推广读经一、二十年来办培训老师时间最长的一批队伍，按照刚才说，智慧越高的人用的时间越短，可见你们的智慧有多高……你们自己衡量一下。

不过，来这个培训班，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啊。尤其是有朱仝董事长的支持，我们从乡村的教师开始办起，同学们有的已经是老师，有的还没有当过老师，但是我们预计用一年的时间，让他们自己亲自来读经，使他们将来教读经的时候，更有底气；还安排一项很重要的课程，就是读经理论的学习。读经理论，刚才说，是很简单的，不过要完全地了解，确实也不很容易，所以也要用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面，大家互相讨论，最后也有参观、实习；我们希望这一个师范班的成立，可以作为将来我们跟体制师范学校合作的范本。将来我们也会办正式的师范班、培养正式的、有资质的师范生出来，让读经教育从民间的推动渐渐地走入体制；当然，也希望体制的教育渐渐地吸收民间推广读经教育的成果，让它融入在体制的教育当中。读经教育并不排斥任何的教育理论、教育观念以及教育的课程，我们只是希望教育回归它的本位，让它能够做得更简单、更有效。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学典礼，意义很重大，希望在座各位嘉宾将来都能够持续关心我们这个师范班，请大家共同来推动读经，尤其是现在我们正要启动的“全民读经·论语一百”活动。所谓“全民读经·论语一百”，是希望全中国任何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够把《论语》至少读一百遍。把《论语》读一百遍，对于中华民族的智慧就会有相当地领悟，语文的能力也会有相当地提升，对于自己为人处世、安身立命，也会有相当的底气；如此，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依照“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义，我想，今天我如果站在这里两个小时不说话，可能大家留下的印象会更深。我是受得了，只是不知道大家受得了受不了？因为我今天所讲的题目啊，其实也跟刚才的记录片差不多，就是虽然不知道它里面的完全的内容，但其实大家也都心里有数。也就是说，看过了跟没有看过应该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家的心里面已经有这样的种子，大家已经有支撑的热诚，所以看过也可以，没有看过，我们的心还是一样。因此，我今天的演讲，等一下讲完了大家会有一个感受，听过了跟没有听过是一样的，呵呵。为什么？因为我所讲的就是你心里所想的！如果我有一句讲的和你想的不一样，你就要小心，今天的演讲这个价值是要打折扣的；讲一句和你心里不一样的话就打一折，两句打成八折，三句就打成七折……那如果每一句都跟你讲的一样呢？今天演讲就很圆满。我希望今天的演讲是很圆满的，所以等一下我只要问，这样子是不是？大家一定要说是；我讲得对不对？一定要说对；讲得好不好？说好！这样子你才对得起我……不是，才对得起你自己！

为什么今天的演讲这么样地简单、这样子地深入人心呢？因为我今天所讲的，不是我自己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座每一位、乃至于每一个中国人、或世界上任何被称为人的人，都应该这样想。假如不是，那其中必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要么就是我讲错了，要么就是你想错了，或说想得不够。所以我们听人演讲，其实也在考验我们自己，我们听他讲的话，每一句都要经过自己的心里思考。思考以后，你往往会觉得，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啊；这就表示，本来的想法可能比较对、对的可能性比较大——不一定跟你想的一样就一定对，只是对的机会比较大。那如果你听了演讲，心里想，奇怪，我怎么以前没有这样想？那我现在再想想看，嗯，还是不这样想；这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这表示其中必定有一方是错的，乃至于两方都是错的，不可能两方都对。依照逻辑，对与错与甲跟乙两件事项搭配，搭配出来的命题有四：一是甲对乙错，一是乙对甲错，再一种呢是甲乙皆错，最后一个是甲乙都对。我们刚才说，假如我们的思想和别人不一样，我们首先可以问，是我对他错呢，还是他对我错？我们常常这样问。比较少人会问是不是我们两个都错？不可能两个都对，假如我们两个都对怎么会不一样呢？所以很可能是两个都错。两个都错，错的方式有很多，所以两个人可能错的方式不一样，总之是都错，不可能两个都对。至于如果两个人的观点一样呢？哦，你承认他，他承认你，这样好像是两个都对。不过，也要小心，因为这不代表一定是对的，可能两个人都错。所以在这四项当中，最难的是两个人一样而两个都对——两个都对必定两个一样。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虽然两人各自有不一样的看法，但两方面的看法都对。为什么不一样的意见却两者都对呢？因为他们在不同的观点看同一件事，或者说在不同的层次来思考同一件事，所以没有甲对乙错、乙对甲错的问题。我们说不同的观点，是平面地说，从西边看、从东边看；我们说不同的层次，是上下地说，有的看得比较低、有的看得比较高，有的比较现实地看、有的比较理想地看。如果这两个人的心胸都是开放的，他自认为自己是对的的同时，他也可以去承认对方是对的；对方也是如此，承认自己对的同时，也可以承认对方是对的。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就叫作“莫逆于心”，没有违逆、没有违背；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就“相视而笑”。两个意见不同的人，互相地接受对方的观点，使自己的心灵更加开阔、归真，于是两个人都有进步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德不孤，必有邻”。

今天的演讲，我希望我们就依照这种所谓的两者皆对——或者是我们所想的、所看的一样，或者说我们所想的、所看的虽然不同但是各有它的道理，而我们可以互相承认。所以假如我讲的跟你所想的一样，你就跟我心心相印；假如我讲的跟你想的不样，你就想，我们是各自在不同的观点看，所以你也承认我对。总之，跟我一样我也对，你跟我不一样，我还是对。做人做到这个地步多好、多舒服啊，我随便讲就随便对，真好！不过这还要大家一起来承认。

今天我会尽其可能地把我所认为大家应该有的思想、应该有的事情，把它替各位讲出来，因为今天的题目也是大家应该有的题目、每个人心里随时也都要这样想——或者说你老早就这样想了——那就是“新时代新儒家的新使命”。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你，以及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新儒家；新儒家面对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使命。所以我的题目也是大家的题目。

文化的新时代

为什么我刚才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为什么在座每一个人都是新儒家？先说明这两点，有了这两点认识，第三个“新使命”这个议题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我现在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作新时代。可能各位心里面老早就已经对这个词语有自己的认识，那不妨我们大家互相交流一下；我说明以后，如果你的认识跟我不一样，你可以依照我的说明跟我评判一下，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叫作新时代。

所谓“新时代”，这个“新”有几个意义，尤其是放在时代这个词语之前说它“新”，当然关系到时间的问题。“新”可以从什么地方来认识？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说“新”？其实，人生的每一刻都可以是新、时代的每一刻都可以是新。不过呢，我们现在是从比较长远历史的时间来讲这个新。历史上从什么地方可以说新呢？每一个人或许有自己的定位，而今天我姑且就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大时代为新。那么什么时间点可以作为这个大时代的开始？而为什么这个时代可以叫作“大”？我用一种文化的“融会贯通”观念来讲时代的“大”。

本来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因为交通不便，民族各自发展。还不知道天地有多大，不知道人外是不是有人、天外是不是有天，民族各自发展；一直发展到我们这个时代，它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民族发展一直到近代，才有所谓东西两个世界的交流，由于交通发达，东西方的民族相见了。人类智慧的发展，可以把它大致分为两个支派，第一个支派，称为东方的文化系统，第二个支派称为西方的文化系统。所谓东方的文化，它的代表是中国跟印度，东方只有这两个民族，真正有文化的创造，且其文化有相当成熟的表现。而印度文化在两千年前，就渐渐传入中国：印度的智慧，从婆罗门发展到佛教，从小乘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我们中国人又特别发扬大乘佛学。可以说印度的最高智慧传到了中国，为中国人所吸收，乃至于后来，自从释迦牟尼佛死后，印度人就渐渐不信佛教了——释迦牟尼佛是印度原有宗教的改革者，而印度人不接受这种改革，所以印度人再回去还是信他们印度教——佛教最高的智慧流传到中国，中国人替印度人信佛教，而且信得很深、信得很全面，甚至自己开宗立派，所以我们说佛教最后的发展在中国。

那么中国原有的智慧呢？都表现在所谓的诸子百家，而以儒、道两家为主。儒、道两家一直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心灵传下来、后来我们又从后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以五、六百年的时间吸收佛教、发扬佛教，使佛教渐渐融入，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主流之一。所以中国的主流文化为何？儒、释、道三家。本来儒、道两家变成儒、释、道三家。而中国文化既有自己的传统，又吸收了印度的传统，我们就可以说整个东方文化在中国。现在讲东西文化、东西文化，东方文化就以中国文化为代表。而西方文化呢？从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文明的所有发展，总和起来叫作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自己发展、东方文化自己发展，一直到近代。所谓近代，你可以把时间拉长一点，从明朝末年，利玛窦一批传教士到中国来，这一批传教士到中国来，就是东西文化相见的一个象征。而这种相见，我们想到了古时候，印度的和尚，或说西域的和尚——因为印度的佛学先传到西域，西域的和尚再到中国来，后来才有印度和尚亲自到中国来——总之，就是佛教的东传。

当时来到中国的这些和尚，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远来的和尚确实是有智慧，确实是有学问、有品德，中国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这些聪明的人、这些求智慧的人，跟他们相会以后，中国人就开始学习佛教。所以在当时，乃至于以后，我们中国人学佛教，与外来的和尚之间，是非常地互相礼遇的。我们的学习是非常诚恳的，有一本经传过来，我们就翻译、翻译了就讲习；翻过的经典越来越多，我们每一部都保存下来。每一部都翻译了、每一部都讲习了，一直到后来，印度原来的经典都丢掉了，还要从汉文倒翻回去……世界上很少有这样子的文化现象啊！可见我们中国人的好学、中国人的诚悬。我们这样吸收佛教，佛教也真的被我们吸收了。而我们不只是学习，我们还发扬，还有更前进一步的创造，比如说我们开宗立派：印度所有的宗派，中国都有；我们自己再开出天台、华严、禅三宗。这三宗不是印度原有的宗派，是中国人开出来的。你看，个民族学习外来的文化、最高度的智慧，居然还能够在这一种智慧的基础上，既不离开这种智慧而更进一步——所谓“不离开这种智慧”是中国人学佛教而创立宗派，并没有离开佛教的本质——在没有离开本质的这个路线上，我们再往前推进，将原有的义理发展至最圆满。天台、华严、禅这三宗可以用一个名词来代表，叫作“圆教”。什么叫作“圆教”？就是将佛学推到有圆教意义，把佛学讲成圆满无尽、圆融无碍的这种教导。一门学问到达圆满无尽、圆融无碍的圆教境界，这一门学问就是永恒的学问，就是人间的至宝了。

中国人在历史上，曾经这样子来吸收、发扬佛教。到了近代，西方的传教士把西方的学问带到中国来。在明朝末年，最初也是由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有智慧、有理想的这些士大夫，和他们有智慧、有学问的传教士，互相接触、互相赞叹、互相学习。如果中国文化顺着这条路发展下去，我们吸收西方文化、是跟吸收佛教文化一样顺利的；我们也可以预期我们不仅能把西方文化完全吸收进来，甚至我们还可以为西方文化推进一步。这是中国人、中国读书人原有的心量，中国读书人原有的理想。很不幸地，到了后来，因为传教士良莠不齐……本来利玛窦到中国来，他是穿中国的服装，他不仅学中国话，也喜欢吃中国的东西，尤其他尊重中国的宗教。西方的一神教——他们是天主教徒——一神教认为天地间唯有一神：上帝，他们认为多神是错误的，除了上帝以外，所拜的神不是真神，不是真神就是魔鬼，所以不允许教徒再侍奉其他的神。但是利玛窦跟教皇报告，说中国有一种特殊情况，中国人拜妈祖、中国人拜关公、中国人拜祖先，不是拜魔鬼，他们是一种诚敬的表示；中国人拿香拜拜，代表他们的诚恳，所以是不是可以让中国的天主教徒继续地能够去侍奉他们的神明以及祖先？教廷是同意的。但是到了清朝初年，就有一些传教士禁止中国的信徒再拜祖先、拜神明，他们叫中国的信徒把神明的神像、把祖先的牌位拿去烧掉，于是朝野震怒，朝廷就下令闭关，把海关封闭、自守：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你们西方人回去吧！从此以后，中国闭关了两百年。

等到1840年，所谓鸦片战争，我们称为叩关通商。什么叫叩关？你门关着，我来敲敲门，要你打开你的海口，我们要进来做生意；乃至于后来不只是做生意，还要进来殖民。在满清末年，国势衰微的时候，又遇到西方以这样强大的所谓船坚炮利，带着他侵略性的商业以及军事行为，引起中国的两种反应，一种是卑躬屈膝，做所谓洋奴、做买办；一种是非常的愤怒，一定要把洋人驱除出去，所谓“扶清灭洋”。扶清灭洋，就引起了所谓的义和团，而义和团引起了八国联军，使积弱不振的清廷更加地衰微。不过，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真的叩关成功了，西方人一批一批地到中国来，开启了这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中西文化相遇了，叫作“西风东渐”。

文化的大时代

以文化来看，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化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带动了一个大时代。为什么说它“大”？因为这是一个东西文化将要走向融合的时代。文化的相见，它不只是相见，它必定要融合。为什么？因为所有可以称为文化的这些成就，都是人性高度的成就、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中国诸子百家，当然是从人性出发的智慧的表现，尤其儒、道两家，它对人性的认识更加地深远，所以它才可以指导人生，而且永恒的指导。也就是说，对人性乃至于天地宇宙的道理，开发得越深，这个教导就越深入人心、就越能够流传久远。所以凡是大教，都会有它的深度，这种“人文化成”就是人类所发出的文采——人类所发出的理性的成就，而能够教化百姓、能够使人有所成就，叫作“人文化成”——所以文化必定成为一个传统。而且文化与文化之间，它必定互相欣赏、互相融会，除非它这个所谓的文化是虚伪的文化、假的文化、错误的文化；但如果文化是虚伪的、假的、错误的，我们也不称它为是真正的文化。所以我们讲文化，一定要抓住一个原初的观念，叫作“人文化成”——人类的文明，而可以教化、成就——这样子的学问、这样子的民情风俗、才可以叫作文化。中国的文化是理性的成就；而印度的文化也是文化、是智慧，它也是理性的成就；西方的文化也是理性的成就。那请问都是理性的成就，怎么会不一样？为什么会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而再问，如果都是理性的成就，它们相遇了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

“理性”，西方叫reason，我们称为理性。理性这个词语下得很好，从文字就可以想象它的意义：理性就是合理的性质，再进一步说是合理的性能。有这一种的性质就应该有这一种的性能，所以理性是我们人类可以有的、可以发出来的合理的能力。那什么叫作合理的能力呢，我们合理的能力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理性在哪里，我们不能够替理性做定义，但是我们人类合理的能力大概可以分为两方面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合理的作用，来回头追溯理性的意义、来了解它的本质。理性有两种能力，一种是思辨的理性，一种是实践的理性。这是借用康德哲学来说的。康德哲学这样说，其实是很合理的，为什么它合理？因为如果我们深深地再想一下，我们也会支持这样的讲法。

首先，思辨的使用是合理的。什么叫作思辨的使用？人有思辨的能力，思考跟辩解的能力、思考跟分辨的能力，而这种思考跟分辨的能力是人人都一样的，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古人今人都是一样的。这个从逻辑出发，你的思考合乎不合乎逻辑，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判断的。当然我们如果不是逻辑学家，太精细深奥的问题，我们可能判断不出来，不过那些精细深奥的问题，也是从简单开始，一步一步走进去的。假如你够聪明，假如你时间够，你够用功，你一定也可以这样一步一步走进去，走到他那个地步；而你的结论肯定也跟他一样，非一样不可。这是人类理性决定的。你若问人类理性哪里来，为什么会有这一种决定？这是更难回答的问题。我们一般人不必再问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承认人类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客观的、普遍的、永恒的。从人类的这一种理性出发而有的学问，它就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它这一种学问必定是能够流传久远，在空间流传远、在时间流传久，这叫作文化。

另外一种理性的作用，是实践的使用。什么叫作实践？就是在自己生命中实实在在地做出来。这个“践”，是用脚踏着往前走，实实在在地走一遭；你的生命实实在在地走一遍，叫践履。什么叫作走一遍呢？就是你认为要怎么过你的人生才有意义，往这个地方你自己去思考，而你既然思考它是有意义的，你必定遵照这个意义而前进。这个意义最高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归结叫作“人性”。甚至如果把这个人性再往前推一步，叫作“天命之谓性”，依照天命而践履，这是人的天职。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照人的天职、自然所赋予我们的任务，你能够按照这个任务、你能够了解这个任务，然后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你将会感到你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个意义跟价值是无限的，人人都应该一样。虽然它的被承认不能像逻辑数学那么样的标准化，但是扪心自问，在一个人神气非常平静的时候，你摸着你的心——这个心中国人叫良心——摸着你的心自己问，是不是做人应该这样做、讲话应该这样讲，应该这样为人处世、这样追寻我们人生的目的？如果是，你再想，那我旁边的人是不是也应该这样想、这样说、这样追寻？如果是，再想，广大的群众、你所认识的人，是不是应该这样做、这样想？再想整个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这样想、这样做，再想全世界的人是不是应该这样做、这样想……如果是，它的客观性也不下于逻辑数学的客观性，这叫作理性——合理的本质，合理的能力。那么依照合理的本质跟能力所发出来的学问、思想乃至于他的人格成就，它是动人的、它是能够启发人、它是能够被人所接受，乃至于在久远的地方，在远的地方、久的时间里面，人人都会往这一条路上走，于是就成为传统。它能够传播，而且能成为统绪，这叫作文化传统。

那么人类理性如果有这两方面的作用，我们现在就要看，东西文化是不是从人类理性发出来的成就？而那个所发出来的根底是在理性的哪一方面，老天好像有冥冥中的安排。在远古的流传当中，从冥冥默默的天地里，刚才说每个民族有它的发展，这个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这个民族出了圣贤人物。所谓圣贤人物无非是把人类理性认识清楚，而且亲身去践履而有成就的人，这叫作圣贤人物。很奇怪地，在两千五百年前左右，东西方都有所谓的圣贤人物，因此这个时期，有历史家称它为“轴心时代”——轴心就是一个车轮的核心，带动车轮重要的一个中心部分；圣贤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他造就了民族文化的核心、推动了这个民族的前进——在轴心时代里面有些圣贤人物出现，而圣贤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有不同的方向，现在我们看起来会觉得非常的欣慰：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居然看到东、西两方面的文化，刚好有两方面的发展。我们可以大略地这样说，东方文化是在实践理性这一方面有了高度的成就，或者说东方文化是以实践理性的开发为主体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正好在思辨理性上有高度的成就。所以东西文化的相见，我称为是一个大的时代的来临，因为人类的理性的发展终于要有了一个完整的表现了。人类理性有两方面的发展，如今它们相遇了，那我们何以说人类理性的发展终于要完整起来了呢？因为既然都是理性的开发，而这个理性它是同一个理性——人类只有一个理性——人类的生命是活的、人类的理性通通是一样的，只是这个理性的发展—一也就是对理性的开发一一有所不同；同一个理性，而有不同的开发，请问这个理性，它是不是要两者兼备而后已？它是不是一定要求两者融会贯通，它才会停下来？也就是说，理性本来就有这个使命，除非不认识理性的人、除非自甘堕落的人，要不然他一看到理性的成就在他成就之外，他必定要去追寻、必定要去吸收而成为自己的理性，让自己的理性更加地完整。

中国人本来就有这个心胸雅量、有这个志愿，尤其中国人在历史中，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们吸收了印度的文化。现在我们又看到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方向是非常明白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或者合起来整个中华民族，他的心灵要往哪里去努力，这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生长在这个大的时代，而心里面居然没有这一种想法，那么我们可能要自责一番，自己责备自己一下，因为我们白白地浪费了我们这一段生命。我们这一段生命活在大时代当中，而居然我们不能够接受大时代的呼唤、我们不能够接受大时代的洗礼，我们岂不是对不起时代、也对不起自己？不只是中国人要这样看，西方人也应该这样看，如果西方人不这样看，他们也是对不起他们的民族、对不起他们的祖先，对不起他自己！不过从大的眼光来看，东西文化的交会，融贯东西、开出新一代大时代的文化方向、这个责任应该落在中国人身上，我们不好去归责西方人。为什么？因为这里有历史的机缘。

刚才说中国人有这种心胸雅量，尤其受了孔子的教导，“见贤思齐”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我们要“学而时习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啊……像这样的教导都是非常开阔、非常大方的一种学者的风范，也可以说是儒者的风范。中国有这样的读书人的传统，难道西方人就没有吗？西方人也应该有。虽然没有这么明显，但是刚才说人类的理性都是一样的，一个活泼的生命他必定是开朗的、必定是大方的，所以西方人也应该可以像中国人这样接受大时代的呼唤跟洗礼。不过在历史机缘中，我们看，自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人是何等的尊敬西方人、崇拜西方文化，我们立志要学习西方文化、乃至于疯狂地学习西方文化；而西方人在这一百多年来，他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当然也看不起中国文化。两相比较之下，中国人要学习西方文化的机会是比较大的，西方人要学中国文化机会就少多了。

专家与通识

现在西方有所谓的“中国热”，但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尊敬、热爱，还不是很真诚的。尤其是现在教育的思想，由西方传到中国，再由中国正要传到西方，所谓的教育思想啊，也影响到西方人的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什么意思？中国人对于学外语、外文，我们是吃了亏了，吃了什么亏呢？吃了西方人他的近代语文教育思想的亏。西方人说我们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学语文，学自己本国的语文，要这样学，学外来的语文也要这样学。什么叫“要这样学”？这辈子以来，我们学语文的方式、以及我们学外文的方式，是西方人教我们的；我们很认真地学自已的语文、学我们汉族的语文，但我们这样学的结果呢，中国语文普遍不及格。什么叫中国语文不及格？就是一个中国人不会读经、史、子、集。请问几个中国人是及格的？连学自己的语文都不及格，我们还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吗？算一个读书人吗？所以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失败，而是我们学习西方人的失败。而现在西方人，他“中国热”首先要学中文；好，学中文，请问他怎么学中文？他们也叫我们中国人去教他们中文。而我们中国人怎么去教他们中文呢？就依照西方人教我们英文的方法教他们中文。

我前几年有一次到济南去——山东济南，山东是孔子的家乡，孔子基金会在山东成立了一我到孔子基金会，他们要我去跟他们几个办事的干部做交流。我去了以后，他们的领导接待我，然后跟我说，说他们这个孔子基金会跟我们国家对外的教育机构联合，计划在全世界办一百所孔子学院——那时候已经有六十几所成立了，当然，现在已经办了两百多所了——大家很高兴地跟我说这个情况。我就说，“啊，这个非常好，请问办孔子学院要做什么？”他说我们要输出我们的中华文化。我说了不起！那请问我们怎么输出中国文化，我们开什么课程，有没有什么文化课程？他说目前还没有。那目前做什么？目前我们教他汉语，我们开汉语课。我就再接着问，请问汉语课开什么课程？是不是依照我们现在小学、初中语文课的进度，先教他们由浅到深、从小猫小狗开始教？哦，对对，就是这样！我说了不起，我们中国的文化战略了不起！因为我们如果这样教他汉文，就可以把他们教笨，我们将来就可以领导他。

依照我们一百年来学英语、英文的现象，我们中国人，大家花了那么多时间、精神、力气，很少人敢说他的英文有所成就；就算比一般人好，去到国外他还是最差的。这就是我们语文教育的失败。自己本族语文教育失败，我们学习外来语文还是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遵照着西方人教我们的语文教育模式，我们忘了中国人自己的语文教育方法。现在好了，我们反过来再用他们的方法教他们，大家好像学得很高兴，我告诉你们，经过一百年，他们的中国语文还是很差的，不要怕。

刚才说了，第一点，西方人看不起中国人，他对中国语文的学习，是想用来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比较多，要真正的学习中华文化，是比较少的。他们就算要来学中国文化，我们再说一点，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中国人学西方文化是比较容易的，西方人学中国文化是比较不容易的。各位，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自大，天地间的道理本来如此啊！康德说人类理性有两个用途，一个是思辨的使用、一个是实践的使用，一个在知识上使用、一个在生命的智慧上使用。他说实践的使用有优先性，其实就是实践使用的这一种能力是比较高层次的能力，思辨跟知识使用的能力是比较低层次的能力。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以高度的能力来学低度的学问是比较容易的，以低度的能力来学高度的学问是比较困难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的学问是不好学的、西方人的学问是好学的；这是学问的特色造成的学习的难易。什么特色？凡是知识的、技能的，它都要清楚地表达，而且可以表达得很清楚；凡是属于生命的、智慧的，都不必清楚的表达，你要表达也表达不清楚。所以中国人看西方学问是很清楚的，西方人看中国学问是不清楚的。那他问你们中国讲话怎么这么不清楚？有的中国人就觉得很自卑，你看西方的学问一五一十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中国学问怎么讲不清楚呢？从今以后你不要自卑，你要说我们中国学问是不能讲清楚的，不能讲清楚是比较高明的。谈何容易啊，中国学问！而西方的学问就那么容易。大家一定很纳闷啊，我们吸收西方学问吸收了一百年，我们还落在人家后面、远远地落后，怎么说西方学问容易呢？各位！这就是新时代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分为两面，一方面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吸收西方文化、消化西方文化，创造出人类完整的文化来传给中国人、来传给全世界，这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要做什么比较容易了解，虽然在历史上一百多年来，并不一定了解，义和团就不了解我们该做什么，不了解我们要吸收西方文化；至于五四运动，则走另外一个极端，它不是大汉沙文主义，它是大西方沙文主义，它要全盘西化，而全盘西化的代价是放弃中国文化。所以五四时代的这一批人、五四的文化运动，对于时代的脉动他们还是把握不住的，他们并没有指引中国人走一条健康的路、积极的路，他们反而走了消极的路。固然西方人有西方文化，但如果把中国人全部变成西方人，对整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乃至于如果整个世界都走西方的路，一直走下去，刚才康德不是说了吗，实践理性有优先性，实践理性是要来运用知识理性的，知识理性如果不归实践理性所用，也就是说知识不归智慧所用，这个知识是没有方向的。没有方向的成就，是走向幸福呢？还是走向毁灭呢？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假如东方的智慧在这个地球上消灭了，我们不仅是对不起我们的祖先、我们也对不起西方人的祖先，我们对不起我们子孙、我们也对不起西方人的子孙。所以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大使命。

不一定都能够认识的啊！请问我们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多的学派主张、有那么多的学者大声疾呼，有多少人能够关注在文化的会通上？有些专门的知识是很细微很琐碎的，虽然还是学问，但是细微琐碎这些学问必须植根在一个大根大本上。大根大本先要认识，这叫通识。通识简单地讲就是普通的认识，讲得比较严肃一点，它叫作通达的认识。我们要先有通识，然后才有专家。有一次我在广州演讲，我说，各位都是做教育的，你们曾经读过很多教育专家的书，我告诉各位，什么叫作专家？专家、专家，专门骗人家！演讲完以后有记者问，请问你来我们这里演讲，你也是学教育的，你岂不也是教育专家嘛，你岂不是也骗人家嘛？我说我不是专家。那你是什么家？我是通家。我通吃一切的家，叫作通家。特殊的表现叫专家，人性共同的基础叫作通家。所以要谈文化问题，有自己的特殊看法没关系，但是应该植根在人类共同理性的愿望——根本大法上，因为这是人人千古以来共有的，这是共识。

好，现在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化的走向，到现在可能一般人还不很清楚，甚至完全不清楚。有些人是故意装作不知道，他认为这不是他的责任。其实并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大声疾呼，我们要为国为民……不一定要如此。不过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自己的理性应该做完满的开发，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等到每一个人都负起这个责任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就会负起责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时代，它的特质是什么。再来，我们再问，谁来认识这个时代、谁来担当这个时代？我们说是儒家。一提到儒家，我们一定会想到诸子百家，这是从先秦而来的一种对于学问的分类；也就是说，学问有成就的各门各派，大概是在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就成为一个形态。中国文化在发展的两千多年中，乃至于再发展下去，也不出这诸子百家的范围；你可以走得更远、你可以研究得更精致，但是天下的思想也不过这些。那么诸子百家有各种的主张，为什么我们说能够负起这个责任的是儒家呢？原来我们是这样看儒家的：儒家就是人类理性的思考者、人类理性的实践者、以及人类理性的成就者，这叫作儒家。但刚才说过，所有的文化智慧都是理性的成就，那么其他各家岂不也应该是人类理性的思考者、人类理性的实践者、跟成就者吗？这其中有广狭两义的区分。狭义的是，理性的某一方面的成就，都是理性的成就；广义的成就，则是全体理性的成就，而唯有儒家可以担当起全体理性成就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倒过来说，凡是愿意承担人类全体理性的人叫作儒家。如果这样说，那么儒家的学问就等于人类全体理性的学问，于是，完成人类全体理性的融合，就是完成儒家的责任。如果不这样看儒家，我可以说他不认识儒家，因为儒家本来就是这样子成家的。如果是这样成家，儒家就不是一家、儒家就没有家，没有家才是大家。这怎么说呢？儒家跟诸子百家的“家”，它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我们一直说诸子百家，尤其是近代以来，儒家的地位非常衰微，许多人、许多学者以研究诸子百家的某一家而成名，其实这是学问的百家争鸣，也是好事。不过刚才说了，你有所专，你必须从通识中走出你的专，而这个通识就是儒家的本分。所以儒家并不反对任何的其他诸子百家、不反对任何的专门学问，只是儒家守住了这个根本之道，而这个根本之道呢，它也可以随机地开发出任何学问。所以儒家是一个很特别的家，儒家不跟诸子百家等同并列——至少我是这样看儒家的，至少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是这样看儒家的，至少王阳明、陆象山是这样看儒家的，而孔子、孟子，也是这样看儒家的。所以如果不这样看儒家，就是违背了儒家的本色。

诸子出于儒家

那如果这样说，是不是天下所有学问归于一家、归于儒家呢？对的，天下所有学问归于儒家。我前两个礼拜在白羊沟作了一个这样的演讲——《诸子出于儒家论》，讲诸子百家都出于儒家。现在我们说，天下所有学问都归于儒家，这个很多人听起来是不愉快的、不赞同的。但刚才我已经说了，你听我演讲，如果有一句是你以前不这样认为的、有一句是你现在认为不赞同的，那就请各位再听我的解释；如果我的解释你也不赞同，那么我们就是在不同的角度、甚至是不同的层次上思考问题。但假如我讲得有道理，希望你能够接受；而假如你讲的有道理，我也认为有道理，我也一定会接受。所以我们再说一句，所有学问出于儒家、不只是中国的学问归于儒家，天下所有学问、人类所有学问、千古以来所有学问都归于儒家。

我在讲儒家的意义的时候，就是刚才所说的，是以儒家的本色来看儒家，而不是以儒家的现有的表现、或是说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儒家来看儒家。什么叫作儒家的本色？我们如果以孔子作为儒家的核心人物、儒家的代表，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孔子的生命是何等的生命，孔子是怎样教导他的弟子以及我们中国人的？孔子的学问以“仁”为核心，请问什么叫作“仁”？牟宗三先生说“仁”有两个意义，我觉得这样来解释“仁”，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的来把握。当然“仁”的意义很多，很不容易说得完满，纵使孔子自已，每一个弟子问仁，孔子的回答都不一样，可见在孔子的心里面。对仁是没有下过标准定义的。那么我们怎么去了解仁呢？我们不可以从孔子对任何一个弟子的回答来了解仁。那你说我把所有回答弟子的话都编在一起，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有人就这样做，把《论语》中孔子谈到“仁”有关的语句都编在一起，从这里来把握孔子所说的仁。只是，一句话不能够把握仁，把仁都编在一起难道就能够把握仁了吗？不一定。那仁是不能把握的吗？也不一定。如果各位是西方人，我这样讲，大家都不想听了，哪有学问是这样子飘忽不定的呢，学问不是要清楚明白吗？有些学问是可以清楚明白的、有些学问是不能清楚明白的；有些学问清楚明白是对的、有些学问清楚明白就错了。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大体的把握，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可以有一个把柄、一个入路，进去这个意义的世界。

所以，孔子不好了解，《论语》不好读。陆象山当时就感叹了，《论语》不好读，他说《论语》中多有没有把柄的话——这个把柄，就是我们拿一个东西要有一个柄，把住了把柄、也就是抓住它——《论语》中有很多我们抓不住的话柄，“非学有本领”，是“未易读也”啊。例如孔子所说的“学”这个字，《论语》打开第一个字不就是“学”吗，“子曰：学而时习之”的这个“学”。孔子自己不是“学而不厌”吗，他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孔子是怎么评论他的呢，“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颜回是好学的人，天下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可以说是好学的人。可见这个“学”不简单。所以陆象山说，譬如孔子说“学”，如果你学问没有本领，假如你没有学问的功力，“未易读也”，你很难把握到孔子说“学”这一个字的意义。连“学”这个字都不能把握，你还能把握“仁”吗？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你把握“学”这个字了，你就把握“仁”这个字了；所以学就等于仁，仁就等于学。那西方人头脑就又混乱了，怎么可以这样子等于来等于去，那你的学说不是等于在一起了？对，我们的学说都等于在一起，《论语》的每一章都互相等于。所以这个学问是要从自己的内心里面去体悟的，去体证、去悟入。体证、悟入，总是给我们一条比较明确的路、比较可行的路来让我们把握，但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把握的方法。像曾子对孔子学问的把握，是“忠恕而已矣”。但难道孔子的学问就只有这两个字吗？也不见得，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把握，甚至同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把握。如《大学》，据说也是曾子作，但是曾子在《大学》中把握孔子的学问，他就不是用“忠恕”，他是用所谓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用所谓的“三纲领”来把握。而子思作《中庸》呢，他怎么把握孔子的学问呢？他用“诚”跟“明”这两个字。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是属于天之道，“明”是属于人之道；从天之道而贯穿于人之道，这是依性而行；从人之道而返回天之道，从明出发，这个叫作依教而行。所以“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而如果真的“诚”，一定“明”、真的“明”，一定“诚”，所以用“明”“诚”把握孔子之道。孟子呢，用本心、善性，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心”、“性”、“天”把握孔子之道。至于王阳明，则单提一个“良知”，用良知把握孔子之道。

我们说孔子之道，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曾子用“忠恕”来把握“仁”。请问“仁者”是不是一定忠恕？当然是。请问能够忠恕的人可不可成为一个仁者？当然是。但是，是不是只有忠恕可以把握仁呢？不然。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它是不是仁的表现呢？当然是。能够明明德又能够亲民，而明明德跟亲民又能够止于至善的人，是不是一个仁者呢？当然是。所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那么诚跟明，一个仁者有诚吗？当然有；有明吗？当然有。一个能够明诚相生，明则诚、诚则明的人，当然是一个仁者、圣者。而从良知而行，当然是一个仁者的表现……所以各人可以从不同的路途。我们每个人自己读《论语》思考儒家、尊崇孔子，请问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路数？我们从哪一条路去把握圣人的、把握孔子的心灵？假如还没有找到，那可见我们读书还没有真正的成就，读书不成啊、没有成就。那么我今天就介绍牟宗三先生的对于“仁”的意义的把握，或许可以提供给你们参考。

牟先生说“仁”有两个特性，一是觉，二是健。什么叫作觉？自觉。这个自觉是逆而觉，就是反头过来考察、体会自己内在深深的心灵，而能够有所觉醒，这叫“觉”。孟子说“平旦之气”，在平旦的时候，就是在天刚亮的时候，刚刚醒过来，心情还非常平静，他有一种默默之中的对自己的生命的一个体悟、一个觉醒那一个地方；孟子从这里指点出人人心中有善的本性，从那一个地方体证我们的人性，就是体证我们的善性，这叫“觉”。我们读所有儒家的书，宋明理学家他无非也是在讲一个“觉”，《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第一个“明”我们也可以解释成自觉，对于自己的明德的自觉、自明，这还是觉啊。所以《大学》说“皆自明也”，它举了“克明峻德”，它举了古人的一些有关于“明”的文献，然后下一个论断说“皆自明也”，“自明”就是觉。刚才说《中庸》，“自诚明”这个“明”不也是自觉吗？你心中的“诚”可以触醒你的自觉，你的自觉就直接通达于天命的“明”，像这样不是自觉吗？“良知”，当然也是自觉。所以用“觉”来定义“仁”，是非常的恰当的。我们随时可以自觉。有自觉以后呢，这个觉并不是停在那里，它必定发而为永恒的行动。王阳明说“知行合一”、“真知即是行”，如果有所觉，我们的心灵一定会产生种行动的能力，所以良知就是良能，而这个良能是永恒的、无止境的，这叫作“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个“健”。所以“仁”的定义，或是仁的特质是“觉”与“健”。

人性的自觉与实践

假如一个人能自觉，请问这个人是不是就从人性出发来开发他的理性、来成就他的智慧？刚才说理性就是合理的性质，而有这个性质，就有这个性能。合理的性质性能在哪里呢？它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思考的、知识的、学问的、技能的追求，所以“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啊，有一种知识，你还不晓得，这个儒者一定要去追求。所以作为一个自觉的心灵，他一定是好学的，且这个好学一定包括求知识在里面。另外一边更本质的是，他一定是智慧的，他一定是想要使自己的生命更加地清澈。从人性出发而有自觉，自觉人生的意义，然后把人生的意义落实在你现实生命中的每一刻，这叫作实践。刚才是思辨的意义，这边是实践的意义，通通在你的一念的自觉当中。像这样子我们用仁、用自觉、用自强不息来说明儒家的特色，请问有什么学问能够出于这个学问之外？所以儒家并没有讲什么特别的学问，它若有讲—些特别的学问也不是它的主题。比如说讲礼乐，礼、乐是特别提出的，但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子夏问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说：“礼后乎？”礼是不是比较外在的、比较次要的？什么意思呢？在礼的背后有没有它的本质？当然子夏的心中想说，是不是老师常说的仁才是礼的本色？所以孔子说：“起予者商也！”我赞同子夏的话，礼的背后是仁。一般人都说，儒家主张恢复礼乐。其实这是外在地看儒家，我们要看凭什么恢复礼乐？凭着人心恢复礼乐。人心是什么？人心是人类整体理性的一种自觉。如果这样看儒家，天下所有的学问岂不是都从这一个地方出发吗？岂不是最后都要回到这个地方吗？所谓“从这里出发”，就是所有学问都是从你的仁德出发；所谓“回归到这个学问”，就是所有的学问都要以儒家仁德作为考核的标准。假如不通过仁德的考核，这一种学问可能就是非理性的学问，这一种学问可能就不是人类应该有的学问。所以我说天下间的学问从儒家走出，最后要归本于儒家。你说儒家真的有这么样地广大吗？你讲得这么广大，那别的家如果也讲得这样广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心中的那一家推得很高啊、很远啊！你说一切出于儒家、一切归本于儒家，我们也可以说一切出于道家、一切归本于道家，一切出于佛家、一切归本于佛家，一切出于基督教、一切归本于基督教，甚至一切归于阴阳家、墨家、杂家……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讲呢？告诉各位，不可以的。那假如我们一定要这样讲呢，那没关系，你也是儒家。所以凡是这样讲的人，都违背了他自己的学问，他都走向儒家。在这里我不是要定于一尊，要推尊儒家，不是因为我是儒家之徒而推尊儒家，不是如此。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代号——“X家”，儒家就是X家，这个X家呢，就是最完满的家。最完满的家你不一定要说它已经表现了完全的完满，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类永恒的理想所在；但是它以这个永恒的理想作为它学问的方向。假如以永恒的理想作为学问的方向，请问这个方向到底是一个方向还是两个方向、三个方向呢？它只有一个方向。所以假如有人说，他的家也是完满的，那么我们就说你就是这个X家。如果我们能这样看学问，告诉各位，天下就没有什么学问的争辩了，当然也不至于有学问的迫害，这就是我们新的时代应该有的新的认识。

这个认识要立基于对所谓人类全幅理性的认识，完完全全诚诚愿恳地面对自己的心、自己的性，而最后能够领悟到，原来这个心、这个性，不仅是主观的，它也是客观的；不只是客观的、它还是绝对的。所谓“主观”就是这种自觉从我这里出发；所谓“客观”是人人理性是统一的，它的发挥是统一的、它的认定是统一的、它的理想是统一的；然后所谓的“绝对”，就是它不只是人生的统一，它还是与天地同在的统一，它是宇宙的统一。所以人间你可以说有许多学问，你也可以说人间只有一种学问，而许多学问跟一种学问不相冲突。《华严经》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华严宗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个“一”跟“一切”它是不同的层次。如果是同一个层次，一就不是一切，一切就不是一，所以一跟一切不必互相争辩。那么我们说，儒家不必跟百家争辩，总之你不用儒家这个词语也可以，你用人类理性就好。所以牟宗三先生说：什么叫儒家？凡是愿意为人类理性而奋斗、发扬，以抵抗非理性的这样的人叫作儒家。我再说一遍，凡是愿意为人类理性奋斗发扬而抵抗非理性的东西，这种人叫作儒家。其他家几乎不可以这样说。不相信请各位去考察各家，请问他们的学问的核心、他们学问的方向，能不能这样来说，说他是为人类的理性而奋斗发扬而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假如是，那么他也是儒家。所以天下的学问，最后是归于儒家的。

现在我们的时代，不只是百家争鸣，千家，万家争鸣啊，有所谓的东西文化、有各种的学问，乃至有各种的宗教。儒家一方面是尊重所有学问、尊重所有的宗教，一方面又是明辨所有的学问、明辨所有的宗教，让所有的学问跟宗教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客尽其性。但是希望他不要泛滥，什么叫泛滥？自以为这一家就可以通包一切，自以为这一家就是最高、最圆满。我们要细细地去思考，是不是如此？当然有些学问、有些宗教，它的境界是可以达到最高最圆满的，有些学问、有些宗教是不能够达到最高最圆满的。我说“有些”，意思岂不是说。还可能有别的学问或者宗教，跟儒家一样达到最高最圆满吗？是的。但是一种学问、一种宗教，我们不只是看它最高的境界，我们还要看它如何走到最高的境界。它第一步怎么跨出它的脚步？它这个过程怎么去过？所以在这里又有另外一种分辨。假如它的第一步跨出去，是非常地自然的、非常地合乎人的本性的，而它的所有历程都在人的本性自然地开发当中，那么这个学问或者宗教，就是值得你一生去追求信奉的学问跟宗教。而天下的学问跟宗教到最后只有一种，是一起步就是自然的、就是明白的、就是合理的，且每一步都是自然的、明白的。假如每一个人都这样想，你就不必说你是哪一家、我是哪一家，每一个人都是“X家”，每一个人都是同样一家。而在每一个人都是同样一家的情况下，每一个人由于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环境，有不同的、随机的各种表现、但是都能够互相地体谅、互相地欣赏、互相地支持。我认为儒家不仅能够让我们打开这样子的心胸，让我们去过这样子的人生，而这种人生就是绝对幸福的人生。所谓绝对，就是没有不幸的人生。

《中庸》说：“素富贵行平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平患难。”素就是平素，你处在富贵的环境当中你就行乎富贵，在富贵中行你的道，在富贵中开发你的良心；如果你所处的环境是贫贱的呢，就行乎贫贱，贫贱中也有应该走的路应该行的道；如果你一个人到美国去，你也要在美国行道，因为古人说“素夷狄行乎夷狄”，你到夷狄之邦也不可以忘记你的道：素患难呢，在患难的时候也行乎患难；然后后面加一句：是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入就是进去，进去到那一种情况，没有哪一种情况是不自得的，也就是说各种情况都自得。这个“自得”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自得其乐”的那个“自得”，而是自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天地良心！

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

说完儒家，我们又说有新儒家。为什么要加一个“新”字？本来是不必加的，因为儒家就是儒家，只是方便上在时代中加一个“新”字。但这个“新”是不是就具有时代的意义呢？或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怎么认识它的实质的意义呢？假如只有时代的意义，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所以是新的嘛，如果这样讲就没有什么深意、没有什么真实的内容，是虚的内容。用“现代化”这个语词来譬喻，我们世界各个国家都追求现代化，什么叫作现代化？如果现代化只是说这个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现代化，那就不对了；因为有些国家有现代化，有些国家还没有现代化。它不是生活在现代了吗、怎么没有现代化呢？可见“现代化”不是时间的观念，现代化是意义的观念、价值的观念。什么意义跟价值呢？这个意义跟价值就是跟西方的思想、观念、行动一样，叫现代化——因为这是西方人定的。那么西方的思想观念，是什么思想观念呢？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所以民主建立、科学发达，这个国家叫作现代化；如果政治还没有民主，生活或者经济还没有科学化、就代表还没有现代化。

那么现在说“新”呢，也是一样，不是时代的、时间的意义，而是真正的、实质的意义。什么样的实质意义？第一个，对着以往的学问而说新；第二点，对着当前的学问而说新。所谓以往的学问，比如说西方人称宋明理学叫作新儒学，称宋明儒者叫作新儒家——所以如果在学术术语当中，只讲一个新儒家，有人会误以为是讲宋明理学。因此我们如果还要分辨清楚宋明与现在的新儒家，就还要加“当代”两个字，叫作“当代新儒家”——那么宋明理学为何称为新呢？它是对着原始儒家、对着先秦儒家而说新。因为宋明理学不只是时代不同于春秋，而且他们学问的特质也不同于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儒家开出一个宏大的规模，就是把基础打定了、方向指出来了，而在历史中经过魏、晋的道家学问，以及隋、唐的佛家学问，也就是说，从汉朝以后，中国的文化主流、文化的主导者，不是儒家，魏晋是道家学问兴盛，隋唐是佛家学问兴盛，到了宋明，才重新发扬儒家学问。这个发扬有人说它是阳儒阴释，什么叫阳儒阴释？阳就是表面，表面是儒家，阴是骨子里，骨子里是佛家；认为宋明理学其实是在讲佛学，只是披着儒家的一个外衣。各位，你认为这样看合理吗？骨子里是佛学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佛学？佛学的基木的意义，是他们所谓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宋明理学家是不是也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呢？也讲涅槃寂静呢？当然没有。宋明理学最重要的成就是内圣之学。成德之教，它并不违背先秦儒家道德心性之学的范围，还是在道德心性上说：只是古人对于心跟性这些形而上的世界讲得比较少，道家跟佛家则是大讲特讲、所以到了宋明理学，想要再重新恢复儒家的学问，要发扬儒家，所以就借用了、也可以说是吸收了道家跟佛家对形而上学的论述，他们也来推出儒家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以道家的术语来讲，叫作“玄之又玄”，以佛家来讲，叫作“不可说、不可说”，高深哪！但难道只有道家跟佛家高深吗？难道只有道家跟佛家才能讲超越的境界吗？所以宋明理学家就表示了儒家也高深、宋明理学也说孔孟也可以讲超越的境界，且这是有文献根据的，尤其《中庸》跟《易传》，它里面富含了形而上的智慧。用儒家的方式把它讲出来，还是儒家，而用佛家的方式讲，就是佛家；所以宋明儒学并没有阳儒阴释，他骨子里还是儒家。

宋明理学家发扬儒家的用意，是他们认为只有儒家才是完整的学问。刚才我们一直讲，理性要追求完整的学问，而只有儒家可以追求完整的学问；古人是用两个观念来代表两个完整的学问，所谓“内圣”与“外王”。只有儒家能够发展内圣、外王全幅的学问系统，但宋明理学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它还是内圣强而外王弱。这个所谓的外王弱或许是学问上还没有完全建立，或许是因为外王最重要的用途是在政治上，但当时的这些儒家之徒，他们并没有掌握到政治上高度的权力。所以或许是学问的发展路程还没到，或许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适宜，使他们内圣强而外王弱。不过他们的见识，仍然把儒家的心性之学推到一个极高的境界，与佛、道两家能够相提并论，这叫作“宋明新儒家”。

至于当代新儒家呢，号称为儒家的第三期发展——第一期是先秦原始儒家，第二期是宋明儒家，第三期就是近代接受西方文化以后儒家应该有的发展，这是第三期发展——刚才我们说，我们如何以中国文化的本位来面对西方文化、来吸收西方文化、来消融西方文化，使东西文化、人类所有理性的成就都融会贯通，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当代新儒家的使命。所以当代新儒家之所以“新”，一方面要面对着先秦儒家，它是一个大的规模、一方面要面对宋明理学，他们内圣强而外王弱；现在我们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正是外王强而内圣弱，所以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一个完成儒者本愿的大好时机。所以当代新儒家的“新”是面对着宋明理学的不足，尤其是宋明理学为了大力地发扬儒家，他们是“辟佛老”——辟就是把他们排除，像我们开疆辟土，本来是很茂密的树林，把它打开一条路叫作辟，所以辟是分开的意思。他把佛、老排除，叫作“辟佛老”——而当代新儒家不辟佛老，为什么？因为牟先生说：道家高明，佛家也高明，这个高明的学问也是理性的成就啊，为什么还要排除呢？不排除，你怎么面对它呢？所以要“辨佛老”，要分辨佛老、把它讲清楚。乃至于要分辨西方人的学问，包括西方的宗教，我们要把它讲清楚，而学问是可以讲清楚的。像宋明理学遇到佛教就只有“辟”，很多的佛教徒都不满于这些理学家的言论，认为这些理学家并没有真正地了解佛家。你如果是一个当代的新儒家，你必须做一个通家，你必须通畅所有的学问；何况这些都是世界的大学问、世界的大宗教，你一定要通它。所以你作为一个儒者，你要通畅道家、通畅佛家、通畅西方的哲学以及西方的宗教，这是当代新儒家跟宋明儒家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称为“新”。

还有，我们所面对的时代问题，不同于中国古人所面对的。这是一个大时代，一个非常麻烦的时代，虽然它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它的伟大之中就含藏着许多难解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个儒者看来，都必须解决，而且一定可以解决。因为人类都有共同的理想，这个共同的理想是一致的，人类都想过幸福的生活、人人都想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只要这样想，你就是一个儒家。所以我们要能够先站稳自己，把儒家的情操从自身实践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所有的人也都能够具备这种情操，于是我们就要注意教育的问题了。要做教育，首先要有见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大时代的见识，请问我们怎么教育自己、怎么教育我们的后代子孙，让他具备这样的见识呢？所以孟子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理想中的老师，是用他的明明白白教给别人，使人明明白白；至于今之人，就是现代的人呢，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自己都昏昏沉沉，他还想要使人明明白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自觉的人，先从自己做起。

讲来讲去，就是这么简单，只是是不是真实的认识？那是不容易的啊！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明白告诉别人，本来人性是想要通达的、人人都有共同的理想，所以要把你的明白告诉别人，让他明白，岂不是很简单吗？但是，世界是有问题的世界、事情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有一种志气，这一种志气就是孔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啊！什么叫“知其不可”，你明明知道人性是这么复杂，人性是这样地扰乱，天下的学问是这样子地众说纷纭，你如何去把你的想法，把你的理论讲出来，让对方接受呢？这是很难的。不过，现在难，乃至于虽然知道不可行，道不可行，但是也要“为之”，这就是儒家的精神。这是出于理性的，不是出于一种贡高我慢、一种要出人头地，通通不是，是本来如此。当你本来如是的时候，你的做法就不会是急躁的，你的言语行动就不会是去压迫人的，乃是一种温厚的，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所以孔子他是诲人不倦的。

知其可而为的儒家

首先要有自己的见识，然后你要知道事情的艰难，所谓“五十而知天命”，这是有“命”的，有命就是有限制的，你在命运当中、你在环境的影响当中，但是你还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你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坚定地走下去，这叫“知其不可而为”。但是“知其不可而为”是一种悲观的心态吗，难道孔子真的是“知其不可而为”吗？其实“知其不可而为”这句话，不是孔子说自己，是别人形容孔子的，可是孔子也欣然接受，所以他的弟子才会把这个人的评论也记在《论语》中。“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可见孔子是知其不可，但孔子是一个这样子的悲剧英雄吗？你知其不可还要去做，到最后不还是失败吗？所以有人说，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失败的丧家之狗……有这一本书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零先生写了一本书、说孔子只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狗，一辈子没什么成就。在某方面看、孔子是不是一个有高度理想，必定是要受苦的一个苦行僧、一个受害者呢？各位，是不是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呢？我认为不是，孔子是知其可而为。哪有人那么笨，知其不可还要为？孔子当然是知其可为而为了，要不然怎么是圣人呢？那孔子知其可，难道是真的可吗？道不是不能行吗？道不是很难吗？各位，道很难行吗？孔子就认为，道当然是很容易了。为什么？“夫道若大路然”，这孟子说的，人生之道就好像我们世界上的路一样。道不是路吗？人生之道就好像我们大的马路一样。我们说“人之生也直”，这个马路还不是弯弯曲曲的马路，是很直的马路，人生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如果一个仁者，他能从人性而行，人性在哪里？人性不就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吗！所以《中庸》才说，“以人治人，改而止”、“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你拿着斧头要砍树枝来做斧头的柄，请问你要砍多长、多粗的树枝，要去哪里找标准？“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啊，你拿着斧头柄要来砍一段做斧头柄的木头，它的标准在哪里呢？标准难道很远吗？不远，就在你的手上，“其则不远”。有些人“睨而视之”，有些人是东张西望，要去找斧头柄的标准，他还认为斧头柄的标准很远，这合人情吗？这不合人情。意思就是说，想要教导一个人、要把明白的道理告诉另外一个人，这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呐！所以说“以人治人”，用人道来治理别人、用人道来教导别人，它的法则在哪里？就在自己的心里。在自己的心里、也在别人的心里。所以孔子的“知其不可”，其实是“知其可而为之”。孔子的“可”在哪里呢？就在当时。当时不是只有几千个弟子、七十二个精通六艺的人吗，这个不是天下的少数吗？但是我们到今天还在谈孔子。而且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理想，在现代东、西方，大家都还在追求，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只是这个追求是不是很正大光明，很深远精密，是不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是不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而已。

中国这一百年来，不是有人追求着天下大同的理想吗？这是人类共同的永恒的追求。只是他这种追求的出发点，它合乎不合乎孔子的仁德、孟子的善性以及阳明的良知？假如符合了，那么一代、两代，最多三代必定有成。假如空有理想，认为自己是在追求世界大同，但是不从良知出发、不从仁德善性出发，这一种追求又非常地用心、用力，这就像孟子所说的缘木而求鱼——你爬上树去，去那里抓鱼，当然是抓不到的——而不从仁德善性出发的这一种追求，孟子说，不只是缘木求鱼，缘木求鱼你得不到鱼还没有后患，但是你不仁德地用心、用力，到最后是会有后患的，历史事实证明昭昭。所以人类要追求理想，我们首先要问这个理想出于何处？如果理想不出于理性、不出于智慧、不出于良知，也就是说理想不出于儒家，请问这个理想还算是理想吗？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可以从鸦片战争说起，也可以说从五四运动说起，不过我们现在要说，或许可以从我们所谓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说起，乃至于今天我们要说，新时代就从今天开始，从我们每一个人有自觉那一刻开始！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新时代，也是我们民族的新时代！而凡是为人类理性而奋斗发扬，你都是新儒家。新儒家的使命就是担负起人类理性的完整，融会贯通、往前开发的新的使命。所以各位，新时代从今天开始，新儒家就是从每个人开始，新的使命就在每一个人的肩膀上！

如果你认为我说得不好、说得不对、说得不够完满，那我恭喜你，你是比我还要新时代的新儒家，你比我的使命还要新，你比我的使命还要正确，我恭喜你！请你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一定遵照你的脚步，跟着你一起迈向新的时代，做一个新的儒家，完成我们新的使命。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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