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先生：五经顺序

2008年9月23日

五经的顺序有哪两种顺序，你知道吗？有人答《诗》《书》《礼》《易》《春秋》，有人说《易》《书》《诗》《礼》《春秋》……有人说还有《乐》，对了，加上《乐》就是六经。说五经的顺序不一样，为什么有这两种顺序？你为什么这样排？初中时候这样教啊？这好像不成个理由，不可以用这个理由，你看大家都笑啦。

我在讲读经的时候，我说教育有三个基本原则要把握。第一个就是教育的时机要把握。这是最重要的，目前教育出问题，有一半，甚至百分之八十都是来自于教育时机没有把握好。教育时机没有把握好，等到教育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几乎没有希望了，所以教育时机要把握。第二个就是教育的内容要把握。我常常用一种方法来说明：我就直接提问，或是设问——直接提问就是如果听众是老师，就当场问，设问就是虽然不是老师，但可以假设自己是老师，我问：“请问老师，你知道不知道你在教学生什么教材？”许多老师直接反应是：我当然知道啊，我在教什么什么。但我说“我要问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问你现实在教什

么，我问你为什么要教这些？”，这就带出了教育实务中很重要的观念，这种关键性的问题，大部分人就不能回答了。有人比较聪明，他想一想，回答说：“因为校长叫我这么教”。你如果再问校长：“你为什么叫老师教这些东西？”校长会可能会说：“因为教育部这样规定。”这个理由，算做理由吗？或说这个理由是我们所要问的答案吗？

我刚才问，五经怎么排序，你说就这么排。我再问为什么这么排？你说“因为中学课本这样讲，所以我们这样记。”当然这样讲也不是错。但是现在你们已经长大了，应该想一下为什么课本会这样说？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很少人去想明白，这就是我们教育的麻烦所在。

为什么教育会有层出不穷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没有去思考。大家在学校里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标准答案，天下大事已定，照着说就好了。其实，做为一个知识份子，一个读书人，一个做学问的人，或做为一个老师，一个研究所的学生，不能够这样子认为大事已定，就照着说照着做。甚至你也不能照着传统所留下来的观念、规矩而亦步亦趋。不思考而跟着走，盲目跟从，叫“盲从”，没有经过思考力训练的国民就会盲从。老师和家长盲从，学生当然盲从，如果是小孩，他还不会思考，他盲从是可以，但是教育就是要引导他走向开明的地步，所以如果到了初中高中还是盲从，到大学还是盲从，到了研究所还是盲从，就不行。

纵使课本写的老师讲的是对的，也不可以盲从，何况不一定对，何况是错的呢？为什么对的也不能盲从呢？对的要“明从”，要明白地跟从，要经过反省，知道它真是对的，你才相信，才照着做。因明而从，便不是盲从。

假如能够对的经过自己的反省然后知道对，才跟着走，那么错的就很容易把它揪出来了，不是吗？现在就是对于对的不反省，或说认为什么都是对的。或说虽然有疑问，也不管，这样就不会进步。一般人都如此，很少人能够对每一件事，每一个观念，或是每一个术语，每一种思想言论都想一想，都经过自己的反省考察。很少人做到这一点。要养成习惯哟，要思考，遇到什么问题都想一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要对世界有新鲜感。不要说，这个老掉牙了，高中时候读过了。虽然高中读过，但如果当时并没有透澈了解，现在还应该想一遍，要不然，那观念永远是糊涂的。做老师人人，要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这样教书？不是靠着已经教好几年，而且大家都这样教，就停止思考。从现在开始，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都要重新思考过，这样，才能进步。

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就不是在做学问。请注意这个问题，做学问最主要不是看很多书，不是听很多人讲，不是记了很多笔记，而是每一件事，每一个观念都要自己重新来一遍，自己重新活过一遍。你说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精神力气，每一个观念都重新过一遍呢？其实这并不困难，而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一个习惯的问题，或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读书没有方法，思考没有养成习惯，就难。如果能够养成习惯，随时注意，越这样做就越敏锐，越敏锐就越高明，越高明，迅速而准确。高中就要开始培养这种能力，大学以上，更要磨练这种能力，你们读研究所，尤其要养成这一种能力。随时心灵都要活着，都要警觉，不能一下昏沉，一昏沉就盲从了。每一件事都要警觉，能够分辨是非，分辨轻重本末高下，要不然都是人云亦云。

每一种教育都应该训练一个人有这样清明的头脑，师范学校我认为更应该，因为你们这些学生将来出去当教师，影响大。即使不说影响人，你学教育，怎么对教育的道理不了解呢？你说我们学过很多教育道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对那些道理真了解了吗？它到底对不对，有没有在自己的心灵中亲自过一下？你如没有做过这样的工夫，你都全盘接受，这不可以的。即使你读《论语》也不可以全盘接受，何况你读些杂七杂八的书呢，怎么可以全盘接受呢？美国历史两百年，你怎么可以全盘接受美国的思想？

刚才五经两种顺序，你说你这一种是高中课本这样写，他说他那一种是高中老师这样讲。到底谁对？你如果认为你对，但为什么对，如果不知道，对也不算对。如果有人认为两种都可以，好像很大方，但为什么都可以，如果没有理由，也不是真大方。

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意见，必定要得到一个明确地判断。这个明确的判断有四种类型：第一种甲是乙非，第二种甲非乙是，第三种甲乙皆是，第四种甲乙皆非。这两个是甲是乙非还是甲非乙是，还是两者皆是，还是两者皆非？如果你说甲是乙非，你要对于甲提出一个支持的证据，然后对于乙你要指出它的缺点所在，才能证明甲是乙非。甲非乙是也是这样，对是的你要提出是之的证据，对非的你也要提出非之的证据。两者皆是，你对两者都要提出所以是的证据。两者皆非也都要提出反对的理由。要不然你不能随便讲话。当然，这样的能力要经过训练，而这训练不会太难，经过了就好了，还没有经过就永远糊涂。

生活上要养成一个习惯，把每一个观念都拿来衡量，如果得不出结论，就还要再去读书，或是去问人。如果你去问人，他说哪一个才对，你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你要进一步问他：“为什么这个才对？”你这学期来听我课，我讲讲讲了这么多，你如听得不懂或不赞同，你一定要问我：“为什么这样？”，你如果能常提问，我一定给你高分，至少你好学，你开始思考了。我如果对你的问题说不出理由，你就不可以再听我的课了，因为我是个糊涂人，不值得跟我学，孟子说：“昔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我是昏昏的人，怎能使你昭昭呢？。那我如果我答了，让你有豁然开朗之感，“哟，原来是这样！”这就是一种训练。凡是必有道理可说，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好，让你们先说说，为什么五经顺序有两种排法，哪一个排法才对？这个问题不会太难的。

好，“易书诗礼春秋”是按照在这些经典在历史中产生的顺序，是时间顺序；而“诗书礼易春秋”，是按照学者学习的顺序，是义理或教育顺序。历史顺序是客观的，考察一下，就知道，不用说了。至于义理顺序，就相当主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因为读书人首先需要立志，“书”跟“诗”的性质相似，都可以兴发人的志气，而且诗书的内容比较接近生活，还有诗书的文章可以训练训诂，增强阅读的能力，所以最先要读诗书。接着“立于礼”，礼再加上乐，是落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践上，是对读书人进一步的要求，所以放在第二位。学习顺序最后的两部经是《易》跟《春秋》，因为易的道理广大高明，春秋的志愿深远无穷，都不容易领受。我们看先秦时代的书，如《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家的书中，最常引用的是《诗》《书》。因为这两部书当时都已成书，写成文件，而礼、乐可能是没有书的，《易》则还只被当作卜筮来用，至于《春秋》则只是“断烂朝报”，其文章没有什么好引用的。所以诗书最为流传。古书上说“诗云”的“诗”，是专指《诗经》，不是指所有的诗，说“书曰”的“书”，是专指《尚书》，不是所有的书。就好像古人说到“江”，是专指长江，说到“河”，是专指黄河。因为古代的书没有称为“经”的，“经”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论语》中孔子说“诗三百”，并不说《诗经》三百。说“书云孝乎”，没有说“书经云”。因为古代没有《诗经》《易经》这样的书名。那么《诗经》跟《尚书》都成书了，孟子常引用“诗”“书”。荀子的文章也会提到“诗”，“书”就比较少。荀子学问的倾向不在诗书。而在礼。所谓“隆礼义而杀诗书”，杀，就是减弱的意思。隆就是推崇，荀子不重视诗书而推崇礼义，礼义其实是礼法。孟子是重诗书，当然你不能够说孟子没有礼义，但确实是少一点。为什么这样？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兴是兴发，以诗书兴发仁心志气。而礼义是落实，是实践的事。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孟子的学问是内圣之学，荀子的学问外王之学。孟子是以内圣为本而扩充为外王，荀子重外王而轻内圣，所以历来都认为荀子失其大本。

读诗书的顺序，又宜先读诗，再读书。因为诗是一种美的情感。所谓“情感”，就是人生真实的感受。情者，实也，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孔子说他处理诉讼的能力，跟别人差不多，但是心态上有点不同，是“必也，使无讼乎”，我一定希望听讼的结果是让民众没有诉讼。为什么民众会没有诉讼呢？“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无情者，那个“情”就是实。孔子以其公正之德，让那些“无情者”心地不真实的人不敢说话，不敢在公庭上大放厥词。每个人都不敢讲慌话，诚诚诚恳恳地说话，都诚诚诚恳恳地做人，这样还会有诉讼吗？为什么人间会有诉讼？为什么诉讼的情节那么起伏错落，引人入胜？因为无情者都在那里尽其辞啊。可见孔子治国的理想，是让民众真诚好礼，如果“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就将“民免而无耻”——“免”就是只求幸于罪，所以虽然无情，他也要尽其辞来为自己辩护。现在整个社会，大家一直高呼要法治，不要人治，不提倡教化，以为只用法律就可以治国了，这就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思想，难怪民免而无耻了。其实，社会要真安定，最好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让国民早日“有耻且格”。一个有德有礼的人，他如果自觉无情，就不敢尽其辞地强辩，就日渐达到“无讼”的境界了。这不是简单而真切并且永恒的道理吗？这叫做经典，它历久弥新。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读《诗》可以兴发一个人的真情感，真性情，使人有“温柔敦厚”之德，所謂“詩教也”。《书》呢？《书》是历史的记录，历史中有尧舜以来先圣先贤奋斗的血泪，他们治国的种种仁德忧心都记载在《尚书》里。你看了这些人类的历史，看了这些历史上的人物，会让你对人生有所兴发，对社会有所关怀。例如《尚书》的第一篇就是尧典、舜典，其后是皋陶谟和禹贡等等，总之，都是些些古代圣贤忧国忧民之言行，那你读了这些记录，不是可以激励自己的志气，开拓自己的心胸吗？现在我们鼓励中小学生读伟人传记，就是类似“书教”。“诗”跟“书”都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尤其年青人正是性情活跃之时，应该以《诗》《书》来兴发其志趣，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弗能夺也”，先把志气立起来，以后的人生才能落实于道中。

礼，落实在生活中，从人伦日用的生活起居规范一直到治国平天下的典章制度，都是礼的范围。礼是道理的“理”落实于现实生活，就称为“礼”。所以古人训诂有时候说：“礼者理也”，或说“礼者履也”，礼就是生活之理，就是是理的践履。如果没有诗书做基础，心灵没有启发出向往圣贤的真实情感，所行的礼恐怕是空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所以学礼，要在诗书之后。《易》跟《春秋》是两部大经，这大的意思不是它部头大，而是说它们是比较难的书。所以《易》跟《春秋》摆在后来才学，而且《春秋》放在最后。《易》是以人德通于天德，《春秋》是以天道行于人间。

讲诗书礼都是对人心的体贴，到了《易经》就是对天地的体贴，其中含有形而上学，所以《易经》难读。而《春秋》，《春秋》表面是记载现实的历史，其实是对现实历史的评判，可以说是一部理想的历史。对历史作评判是不容易的，牟宗三先生曾引用黑格尔对历史的两种判断法，一种叫做历史的判断，一种是道德的判断。历史判断就是注重一段历史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有什么影响。道德判断就是衡量历史中的人物做人做事应该不应该这样做，历史应该不应该这样发展。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中央集权，完成君子专制体制，他对整个中国历史有大的影响，所以从历史判断上说秦始皇有历史价值。但秦始皇焚书坑儒暴虐无道，从道德判断上说，秦始皇是没有价值可言的。如果历史学家只用历史判断，对台湾的败亡，陈水扁可能很有历史“贡献”，但是他不一定有道德价值。所谓道德价值是问：历史要不要这样发展呢？假如让圣人来处理这个时代这件事，他会不会这样处理呢？这个叫道德判断。总之，历史判断重英雄，道德判断重圣贤，你如果要更深切了解这两种判断，请你去看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综论部第五章，牟先生对叶水心的评论。

《春秋》同时兼备了这两种判断，而将道德判断隐含在历史判断中。它对春秋时代的每一件大事都记录了，这里面就有历史判断。而孔子是用“一字褒贬”的笔法做历史纪录的，透过文章的语气，便让人能体会到孔子的怀抱，是希望如此呢？还是不希望如此？所谓“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历史总是不能按照理想而发展，但是历史事件已经发展成这样子了，历史不能回头，剩下的就是你怎么去评判历史了。也就是说你怎么去引导人类，使人类的活动更合乎天理，更合乎人性。你看这不是很难的学问吗？不读《春秋》怎么了解圣人的用心呢？而要读《春秋》，要了解圣人用心又何其难呢。所以《易经》跟《春秋》是两部大书了，不好读的。《春秋》更难，所以古人读经，才这样排序。

而易书诗礼春秋，是按照时间排序的。《易》，号称起源于三皇五帝，直到孔子。《书》呢，内容是从尧舜到三代，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号称五帝，尧舜是五帝最后的两帝。《诗》最早是三颂，周颂鲁颂商颂，周颂大部份传自西周初年，而商颂的商，不是殷商的商，只是商人之后宋国的作品。礼是到周公的制礼作乐才算正式完成，而礼记则大体是孔子与弟子的讨论。《春秋》之事则是东周，其作者孔子则是于春秋时代。这时间不是一步一步下来吗，所以就这样排序。

好，我们今天讲了《易经》这个题目，讲了以后又讲了有关的东西，随便说说。下一次来正式开始讲。

下课了，谢谢各位。

本站编辑：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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