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唐安仁
一
很小的时候，对父亲的印象不多，因为我大都是跟着阿婆 (祖母)，而且对他有些害怕。因为我总记得，父亲曾认真瞪眼指住我的鼻子警告我，阿婆午睡的时候，我如果不乖乖安静下来，他会把我的脑壳揪下来 。
有一段时间，父亲在中央大学教学，我上中大里的幼儿园。三岁生日那天父母带我去看我的第一部电影“金刚”。看完电影父亲又买了我生平第一个气球。可惜好境不常，气球很快就爆了。妈妈告诉我：“你不知道气球发生了甚么事，到处去找。”后来又看了Shirley Temple主演的青鸟。母亲告诉我当时她曾问父亲说，这样小的娃儿，看得懂吗。父亲说，没有关系，看看就懂了。到现在我还记得金刚爬在大楼上抓飞机的一幕，也记得小女孩和她的弟弟、祖父、祖母，围绕着大鸟笼跳舞，还有一大群小孩在等白色大帆船的情况。后来又看了梅德林的青鸟一剧的中文译本，才知道这剧中的意思。
父亲除外，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那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光小孩就有我、王真、育仁、小宁和彬彬。不久母亲就到香港父亲那儿去了。她走的那天，我一早就爬起来盯住，不放她走。二姑姑拉住我，手也被我咬破了。不久,婴儿王康出生，我赶去四姑姑床边看，他脸红红皱皱的，像小猴儿。没过几天，二姑姑就带阿婆跟我到无锡去了。再看到王真、小宁和王康，已是几乎半个世纪之后！
一九五零年十月, 阿婆把我从无锡带到香港。见到父母亲，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那时新亚书院成立不久,在桂林街的一栋四层楼宇的三、四楼，一共是六个住宅单位。四楼打通变成三个教室。父母和我住三楼右边靠边单位的前面卧室, 有个小阳台，后面的厅是学校办公室，活动中心，兼饭堂。后面是厨房与浴室。厨房部份与隔邻的单位相通，那单位里, 张丕介伯伯和伯母住前面, 有阳台的卧室，后面的厅许多用墙隔成钱宾四伯伯的卧室。三楼左边的单位是学生宿舍，摆了双架床。当时的学生多是只身流亡在港，就住在宿舍。新亚书院实在像一个大家庭。
二
父亲除了教课之外，常常与来访的各式各样人士交谈。有来谈学问的，有来谈生命的，有来请助的,也有单纯慕名来看看的。有位办杂志的先生，每周都来与父亲谈论许久，而后就把交谈所得写成自己的文章发表。久而久之，母亲也私下偶有微言。父亲总是毫不在意的说，这个朋友很好学，我能对他有所启发就好了。有一位年轻人，最初来的时后，总穿袈裟，但并非出家人。名字上有三个姓氏，因为他母亲嫁了三次。他面貌颓丧，心中充满怨怼。常来后渐渐开朗起来，袈裟也不见了。最后他说要去航海，就不曾再来。他送的一听茶叶，装在别致的白铁罐子里。多次搬家，那罐子仍在我家书柜顶上坐了多年。又有一位当时当红的女影星,也来坐聊半个小时。多年以后，父亲在日本京都讲学期间，有位满头白发的老婆婆，独自到酒店来看他，对着父亲坐了十分钟就走了。酒店的人告诉父亲, 那位婆婆听说来了一位学问德行兼备的中国哲人，她就想来看看。
五零年代桂林街新亚书院经费起初是一位王先生慷慨协助，只是两个月后王先生生意遭难,其后就要自己负担。那时新亚书院的学生，不但大多交不起学费，连生活也很无奈。父亲与钱宾四，张丕介两位伯伯，别说要义务工作， 还得凑合经费，有时还得接济学生。父亲一有时间，便埋头写稿，晚上常通宵不眠。一方面是经济上非写不可，另一方面是精神上非写不可。精神上的不可，又分两面。一是在那个国家扶摇，民心无依的时代，父亲深感他有责任唤起国人心底的自尊。这自尊是要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了解与认同上。二是父亲的脑海深处，不断的有思潮汹涌，要在他的笔下拼出来，不吐不快。他的稿子，字迹十分潦草， 好像他的笔在拼命要赶上他思想的速度。我家晚饭时，父亲总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也难得好好正经吃一顿，要不是心不在焉， 食而不知其味，要不就狼吞虎咽，敷衍了事，然后赶回书房。只有在有客或过年过节，才会好好吃一顿饭！ 这个情况，一生都没改变，尤其是在患肺癌以候，更是左赶右赶的写，唯恐时间不足。我想起父亲扶病赶写稿的样子，不得不联想到春蚕到死丝方尽，深深凄然。母亲常对他说，你像根两头烧的蜡烛。父亲一生像一坐灯塔，不顾灯枯油尽，只管照亮路途。
那个年代，由于时局动荡，大批大批的人从大陆涌入，香港已难于容纳，文化教育的供给，更是缺乏。所以在教学之外，父亲在每个周日的晚间，举办文化讲座，除了新亚的教授之外广邀在港的文人学者，主讲与文化学术相关的题材。 三个教室全部敞开，不但坐无虚席, 连站立的都挤得满满, 讲座在桂林街时代从未断过。父亲也常应邀到处讲演，母亲跟我，也定在听众之中。
除了少数的高级住宅区及商业区外，当年大部份的香港都像个难民营。由于住宅的缺乏及生活困苦，街道两旁挤满难民亲手拼凑成的破烂小屋。房屋建筑的天台，与楼梯转角处，也成为人们的住处。有一对年轻夫妇，白天带一小篮金山橙, 蹲在街边贩卖，夜里就睡在新亚那座楼房二楼楼梯转角处。我们晚间回家，还得小心翼翼的找落脚处，避免踩到他们。我在附近的小学读书，每天回家吃中饭。饭后母亲给我三毛钱，向他们买一个橙子吃。不久，他们在屋顶天台造了个侧放的大木箱，箱口有一个可以撑开的盖子做门，后来还生了子女各一。每过年过节，母亲总送他们红包。我们搬离桂林街后数年，再回去观看时，他们已开了一家正式的水果店。母亲与他们谈到旧情，不胜唏嘘。
生活艰苦，常有陌生人来向父亲求助，虽然自己也私囊羞涩，父亲还是尽量接济更困难的人。 后来收入渐丰，父亲更加慷慨。有一次父亲要母亲拿钱出来帮别人。母亲私下告诉他，钱不够了。父亲生气的说，现在月入很多，怎么就没了？ 母亲无话可说，但从此开始做预算及记账。父亲要问她，就有账可查。预算里除了基本生活费与国内汇款之外，也算好有多少数目可以助人 。
父亲买东西，总买能买得起的质量最好的。他不是相信名牌，而是相信质量。 他自己买西装料，一定要剪小小一片，点火柴烧了，闻闻的确是毛料。妈妈做旗袍，他也要她买真丝而不要化学纤维。六七年一月我赴美留学，先经过京都，父亲在那儿做第二次修复左眼视网膜脱落手术。我怕初到美上课时听课会有难度，在当地百货公司买了一个日本制的小型录音机。当时日本货仍是次品。父亲见了说，买不好的东西就是浪费钱。他即要杨启樵先生陪我去换一个德国根德牌优质的录音机。
但是父亲不轻易丢弃任何有用的东西。他书桌上一个抽屉里，满是大大小小的纸，是他把没写完的纸撕下来留着，他有一件穿了多年的开司米毛外套，上面已有好些虫蛀的小洞。母亲替他买了一件新的。当时他已患目疾，视力不良，总是把毛衣提着东翻西翻找那件有洞的来穿。鞋子也总是补了又补。他说，每件东西都有其用，如果把未尽其用的东西丢掉，就是辜负了它的存在价值。
父亲虽然后来薪俸可观，生活丰足，但从不奢华，始终也没有多少盈余。
三
五零年代，香港大学是当时香港唯一政府承认，可颁发学位的高等学府。大学的专任教授有崇高的地位和优渥的待遇。港大林仰山先生多次力聘父亲，但父亲坚决不肯放弃新亚，只答应周六上午兼一课。那可是我一周盼望的一天。现在的香港到处都绿化美观。那时桂林街一带疮痍满目，寸草不生。相对之下，香港大学不但建筑堂皇，而且环境优美，到处都有花草树木，比公园更赏心悦目。每到周六，母亲先准备好一些饭菜，算好父亲下课的时间， 带我搭渡海小轮，乘电车到港大。父亲一周只去上一课，但他在港大的办公室比新亚的办公室—活动中心—饭堂还要大几倍，更有漂亮的书桌、书柜和舒适的大椅子。我们在那儿吃完饭，便到外面游憩。周六下午学校不上课，优美幽静的校园里常常都只有我们三人。一处山坡上爬满了长长下披的攀藤， 开着可爱的黄色小花，至今我仍闭目可见。
一个中秋，我们带了食物，到香港公园，席地而坐，玉兔东升后，喧哗游人散尽，公园里非常清静。我们又唱又吟，兴致勃勃。父亲还说，这么好的地方，怎么没有人来赏月！夜深离开时才发现公园大门已锁上。原来公园早已关闭。我们只好找墙低处爬出。
父亲热爱大自然, 那时出了九龙便是郊区。父亲没事时，我们一家三人，常乘车到郊外，然后拣上山的路往高处走。通常是父亲一人，一手背着，一手摇着擦汗的小毛巾，走在前面；母亲抱着大皮包走在后头，包里装着三文治、水瓶和父亲替换的内衣，我就在两人之间跑来跑去。到了风景好能远眺的地方，便一起坐下休憩。偶尔碰到小店，父亲也会买一杯米酒跟花生米。这样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父亲总也一面抽他的三五牌香烟，一面沉思。有时候他会低声唱歌。他常唱阿婆爱唱的渔樵问答，也常唱王安石的《伤春怨》：
雨打江南树，一夜花开无数。 绿叶渐成阴， 下有游人归路。
与君相逢处， 不道春将暮。 把酒祝东风， 且莫恁，匆匆去。
父亲唱歌多闭上双目，专心致志，歌声低回不尽，好似在细细咀嚼，追寻那歌中的境界。父亲也爱诵诗词古文，尤爱陶渊明、王维与苏东坡。
我年幼时看父亲常为他人世事，费尽心力，不眠不休，满心不愿。记得一次我对他说我是杨朱的门徒，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父亲也不置可否， 他只说，如果人人都能独善其身，那就太好了。唯其不可能如此，才需要有人能超越独善其身，去关心他人、社会、国家、世界以至宇宙。其实父亲极醉心于“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那与世无争悠然的自得 ，也响往着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那御风飘逸的潇洒不羁。 但是他又对国家社会有无尽的关怀牵挂，一生不能舍去。
港岛筲箕湾电车站不远处，路边有个小小的海湾，背对颓墙乱石，放眼望出去是海天一色，辽阔无涯。父亲背着手，微仰着头，凝视这一片浩瀚，目光里是无尽的响往与悲悯。
父亲性情，其实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的神髓，年轻时这色彩极明显（这在他对歌德作品的特殊喜爱可看出）,后来受他的使命感所掩。而一般中国社会上对浪漫主义并不了解, 对浪漫一词总有些顾忌。事实上,理想主义与使命感不总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吗!
四
我读小学的时后，父亲总还较有时间。我们会去郊游，看电影，看魔术表演， 看马戏团表演，读诗词，下棋。父亲有时会跟我谈话到深夜，到我的眼皮睁不开为止。有时候他会煞有介事的跟我讨论，尽鼓励我说我的想法。
刚上初中的时候，我向父亲说我颇认同共产党。他问我，懂不懂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 有没有看过马克思和恩格思的书? 看过再说。一天我们在高高的海边悬崖上， 母亲叫我小心不要掉下去。我说，天地这么大，我万一掉了下去了，也少不了甚么。父亲说，“安安，这话不对。这天地如果少了你，就不是这样的天地。天地间的每个人，每棵树，每块石头，他的存在都是不可取代的。” 父亲兴致来了，便东说西说。儿时趣事，师友情谊，对各种事物的观感，对生命的体会。信手拈来，滔滔不绝。不管我懂不懂。回想起来， 父亲当时类乎诗剧中的独白，准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种子。我上高中以后，父亲就再没有时间跟我下棋。高一那年夏天，我买了一本自修书来学会英文打字，意外地成了要挟父亲的武器。父亲到外国参加会议要写英语论文，常常满面笑容地要我替他打字。我跟他谈条件，每打十页纸，他就欠我一盘棋。父亲每篇文章，又修改多次，高中到大学几年下来，父亲欠我的棋盘数，不下百倍于兑现了的。父亲修改了文章后，就要把旧稿 “消灭”，常常把稿纸撕碎，然后塞到抽水马桶里冲掉，我家马桶，塞住不通是常事。父亲参加第三届东西哲学会议之前夕，家里忙乱了一天，父亲累得在躺椅上睡着了。母亲叫醒他，要他上床去睡。他瞧我在一旁，说：我要先跟安安下一盘棋！
从我有自己的卧室开始，房里除了床、书桌和椅子外，靠墙满是书柜。最初的书都是父亲放的，包括四书、史记、唐宋诗词、文选集、东周列国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纪、镜花缘、老残游记、上古神话、福尔摩斯探案、 阿罗苹多探案、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爱的教育、浮士德，等等。我最爱的是上下两册硬皮精装的郑振铎的文学大纲，里面还有精美的插图。书皮极旧，是父亲在旧书摊买的。 我看了无数遍，想来也种下了我读比较文学的因子。后来母亲把父亲的藏书捐与新亚研究所时，把我的书也送去了。我知道后去要回了部份对我有特殊意义的书。但是这两本文学大纲，却再找不到了。虽然有许多新的版本可买，但那感觉就完全不同了。那两本书里镶着浓郁的回忆。
小时我与父亲常到港岛中环石板街，一个满是旧书小店和摊子的地方，沿着高高的石级上下，店里的书，满满的从地板堆到天花板，我们一家家的去翻。父女两人都满抱而归，一路搬得又辛苦又高兴。中途我们会到我最爱的安乐园， 坐在高高的会转动的凳子上，伯伯喝咖啡，我吃热狗。回家伯伯总告诉母亲，“我们去了我的乐园和安安的乐园！” 除了小学期间，母亲每天都要我背诵两页四书之外，父亲从未叫我看书。他只是把书围住我，我自然其然成了小书呆。常常抱了书进厕所里，到母亲催促才出来。
我到香港后在新亚附近的小学里读二年级。上课时没耐性听讲，总是捣乱， 老师把我送到校长那里。校长并没加责备，倒给我一场考试，调我到三年级，然后又调到四年级。我小学毕业时才九岁多。父亲总是摇头说，“ 锅盖揭早了，饭煮不熟！”小学中学，学校都有手册，上面有考试成绩与品行评分，与班主任手批。 这手册要给家长检阅盖章。父亲看都不看，只让我自己取他的图章盖上。
他从不督促我用功读书，任我自由发展。但凡我对甚么有兴趣，他总悄悄的促成。读初中二那年的暑期，我跟晓云居士 (当时她尚未出家)学画，在沙田慈航净苑住了一夏。回到家惊喜的发现我室内多了张大画桌，上面坐了个大砚台，一个挂满粗细不一毛笔的笔架，还铺了绒布。旁边小几上放了好几卷宣纸。
我爱听音乐，父亲给我买了唱机和好些古典音乐唱片，还常带我和母亲去听演奏。后来我想学小提琴，父亲也赶紧替我选琴觅师。没多久，我觉得老师太凶不想去，父亲也随我。多年后我回港，父母虽已迁居，小提琴盒仍然在书架上。
父亲爱与人交谈, 常是滔滔不绝。一九六九年夏，母亲陪父亲到夏威夷参加东西哲学会议，夏威夷大学又请他主持一个讨论会，在那儿租了一间公寓， 逗留了逾月。我已离家两年多，趁机也去相聚，顺便在夏大修读西班牙语。清瑞在印大选了夏季课程，课程结束后便也赶到夏威夷。我笑他是去面试的。他抵达的当晚我们在长长的 Wakiki 沙滩上散步了近一小时。清瑞陪父亲在前面走，母亲和我远远的跟在后面。回去以后我问清瑞，父亲跟他说些甚么。他说，甚么都没说。公寓有两间卧室，晚上父亲睡一间，母亲和我睡一间， 清瑞做厅长。隔墙父亲与清瑞鼾声如雷, 此呼彼应，害得母亲跟我都没睡好。数日后，由于秋季学期要将开学，我和清瑞一齐乘机回印大。临上机前，父亲私下对我说，清瑞人很好。
次年八月，我和清瑞成婚。我怕香港婚礼的繁文缛节，选择在印大校园里一间绿藤蔓生的小礼堂行简单的婚礼。我知道父母亲本想在香港为我办隆重的婚礼，但他们一点失望都没有表示。只是默默低调地在他们不认识的客人前， 为我们主婚。现在我才伤心地感受到，我的私心，使父母亲没能在他们熟悉的亲友环绕之中，为他们唯一的女儿主婚，对他们是多么大的遗憾。
清瑞与我，不论性格背景都全然不同，结婚之初，少不免有争执。七三年夏， 一天我们吵得厉害，我打电话回家诉苦。过了几天，我应门钟开门，居然是父母亲站在门外，教我们惊喜不已。
五
父亲思想无比高深，但他往往却像小孩一样天真。林仰山先生送我一只小狸猫，父亲将纸团套在牠的尾巴上，小猫就追着尾巴团团转，父亲就拊掌开怀大笑。我家狗儿花花，每当父亲回家，兴奋得又跳又叫，把他直推到书房里去。父亲就喷牠一口香烟，花花转头就跑， 皱起鼻子露牙抗议。父亲得意之极，嘿嘿地笑得像个小顽童。我家在临海大厦十六楼，一次香港台风非常猛烈，我家正冲台风一面的一块大玻璃窗被风刮走了, 倾盆大雨直泼进屋。母亲、金妈和我都忙着用碗把地板上的积水舀起倒进水槽。父亲也要帮忙，母亲说，“坐好不要动，把脚缩上去。你愈帮愈忙！”父亲马上缩脚坐在沙发上，母亲一转身，他故意把光脚伸下来拨水，母亲一回头，他马上把脚缩回去，吐吐舌头，笑着做鬼脸。大风雨中，大家都大笑了！
平时若非下倾盆大雨，我从不打伞，夏天晒得像印地安人。父亲吓唬我说，“这么黑, 大学不收你喔！”我的同学叶惠岚最怕晒黑，闻言赶快问：“唐伯伯，我黑吗？”父亲说：“你很白，白得像白鹤的脚一样白！”然后抿着嘴直笑，惠岚呆了一阵，说，“唐伯伯好坏噢。”
父亲常常在想东西，所以总是心不在焉。新亚书院的学生，也爱叙述许多父亲的乌龙趣事。父亲很爱出汗，讲了课下来更是汗流浃背。母亲又要每天给他备好替换的汗衫和擦汗的小毛巾，但常常不是忘在家里，就是掉在车上。一天我们去拜访程兆熊伯伯，应门的佣人问贵姓，父亲说，我姓熊！王书林伯伯邀我们一家到他府上晚宴。我们登门坐了两小时，也不见开饭。我实在饿坏了，鼓起勇气问王伯伯甚么时候吃饭，—— 原来是父亲搅错了日子。结果王伯伯带我们到附近的饭馆饱餐一顿。
有一天他接电话，说：“没有没有。”又再接了两次，还是说没有没有。然后他过来向母亲跟我说，“奇怪不奇怪，这年头还有人找唐伯虎！”电话又响，我去听，原来是我的同学，听见父亲的声音便问，“是唐伯父吗？”(粤语父，虎音同)
一九五七年，父亲首次离港赴日本、美、欧考察访问。历时逾半载。他在欧洲游历了十多个国家，母亲常担心他会乌乌龙龙的上错了飞机，尤其怕他在德国误闯进东柏林。父亲最后寄回一张明信片说周内即将回港，也没有明确的日期或航机信息，母亲和我每人一天轮流到飞机场等，幸而那时香港机场很小，欧洲来的航机班次也很少。父亲终于回来了，但瘦了许多。原来离美时已是夏季，他嫌大衣麻烦，就把它寄回家。后来在瑞士山上受寒一路病回家。
父亲虽然对日常生活的小事， 胡里胡涂，完全不会照顾自己，但重要的家事极关心。每月初，总不忘问母亲是否已汇款到阿婆那儿。每周我也奉命写信给阿婆。阿婆的回信也都写给我，尽管有些内容我小时看不懂。譬如她说， 小鸡上个月只有三只角，现在有五只角。幼小的我不懂政治上的牵连，偶尔也问父亲为甚老是要我写，而他不自己写？他只是笑着对我挤眼睛，捏我的鼻子。
父亲那次从外国考察归来，忘了报告航班和时间，却没忘记带给母亲一个手掌大，银色金属做的有柄小圆镜，背面有古雅精致的花纹，是母亲一生心爱之物，常常把玩。我也得了两个白色云石雕刻的苏格拉底和亚理士多德小像，只是鼻子都缺了。另外带给我的是装满一信封的各国邮票，以后好几年我都一直集邮。
父母亲二人感情深厚，偶尔也有闹别扭的时候。一天不知为何，母亲气得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肯外出。父亲倒了一杯茶，叫我送进去。我告诉母亲，“是伯伯 (母亲是眉山人，当地习惯称父亲为伯伯) 叫我端给妳的。”母亲还红着眼睛，却破涕为笑了，还骂一句，“假好心!”
父亲也极力鼓励母亲培养多面的兴趣。母亲写得一手好字，为父亲题了不少书的封面。她又爱好古琴，父亲特为她向一位古琴师傅商购得他家传的明代古琴 “鸣鸾”。后来母亲在新亚研究所开书法与古琴班，好些学生都与她建立了终身的情谊，是她晚年很大的安慰。母亲去世后，我把“鸣鸾”送给黄树志。他跟母亲学古琴，在母亲病时尽心照顾她，而且在中港台对古琴的传承与发展不留遗力。我把这琴交给他，母亲在天之灵，定会欣慰。
六
小姑父是民生轮船公司船长，一九五一年船从香港开上广州被扣，小姑姑只得离港赴穗。那时阿婆才带着我抵港不久。因小姑姑已怀孕，阿婆一定要陪去照顾。我们送阿婆到罗湖关口桥头，看着阿婆慢慢走远。父亲在铁路台边站到夕阳西下，灰色的长袍在冷冷的晚风里飘拂。他一动也不动，只是凝视远处。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以后阿婆终不能离开国内，父亲和阿婆就终身未再相见。
阿婆多年在广州与苏州，均有小姑姑与二姑姑伺奉，父亲也不至于耽心。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姑姑来电告阿婆病逝，遗言父亲切莫奔丧。 父亲闻讯嚎啕大哭，凄怆哀恸，莫之能劝。因阿婆虔信佛学，终在沙田慈航净苑设堂遥祭。我们一家在净苑中住了多日，以尽为阿婆守孝之念。父亲独自住在法堂楼上，每每不能成眠，下楼至法堂守灵位到天明。
父亲将阿婆的大照放在家里灵台上，“天地祖宗圣贤”的牌位旁。每逢过年，父母在前，我在后，都跪下向牌位三叩首。生日那天，也要叩首。父亲说，叩首是尊重并恩感天地祖宗育孕身体，圣贤启发思想心性。反思自身的生长进展，而绝非要祈福求祐。
父亲并无一定的某种有形的宗教信仰，他敬天地，爱自然，尊圣贤，他重视人心的尊贵与自由，他肯定真善美的无所不在。他相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一花一石，都有它的性情与价值。但对所有的宗教，他都有诚心的尊重与欣赏。他说天主教堂高耸的尖塔，是为了要上达至高的真理，佛教宽阔的殿堂，是要广度众生。焚香是精神的提升，颂经是灵魂的安顿。
七
我自幼对中国文学的爱好程度，得用入迷两字来形容。小学毕业前已看完许多诗、词、 曲、古文、小说。这些阅读，我并未觉得是在读书，只是像许多小孩看连环图般，欲罢不能的癖好。中学期间，除了看金庸小说外，也爱读英国文学作品，及中外文学史及评论书籍。考大学时，由于年幼，父母早说明不准到海外。我实在也不知道要选甚么系别，报考中文大学第一志愿是新亚中国文学系，香港大学是数学系，台湾联考是台湾大学化学系。结果中大与台大均如愿。但台大说我要足十六岁才能入学，学位予以保留。父亲向来反对我读书太早，主张我进当时教育司，专为中文中学毕业生进修英文设的金文泰英文特别班。校中的教员全是从伦敦派来的。一年下来， 除了说一口标准的牛津英文外，就是玩了一年。
一九六一年夏，父亲到台湾参加阳明山会议，母亲与我随行。下机时挤不进去访问父亲的记者跑过来问我，唐小姐，听说妳考上台大化学系，会来台湾唸书吗？ 这样一问，我就进了台大。父亲说文学是我性情所近，极力主张我留港读文学。我受中学校风所感，又想离家自由一些。父亲拗不过我，说，“也好，理科的东西，不唸就丢掉了，文学是不会忘的，先读读理科也好。”
在台大的时后，我常常去旁听中国文学及英国文学的课。英国文学的课太基本，就不去了。我早看过郑骞先生的词选与稼轩长短句校注，慕名去听他的课。我也听叶嘉莹先生的李清照词。叶先生清逸的样子，我看来就活脱像李清照。化学系的课，我倒觉得无味，勉强应付就算。我私下告诉唐冬明我想转中文系，他马上告诉父母亲。父亲说，“你看，早叫你读文学嘛！” 我赌气就不转系。二年级开学不久，我做实验时爆炸着火，由于助教不在，同学惊慌失措，进院三日，父亲通知院方把我从三等病房换到头等病房，母亲又从香港赶去照顾我，就住在病房的一个小附间里。台大因助教不在，没有及早灭火，致我重伤，要赔偿我住院医疗费用。父亲说是我自己不小心，而且本来学生住三等是免费的，是我们自己选住头等，所以没有要校方代付的道理。校方坚持，父亲就把该款捐回校方做奖学金。
回港后父亲说，你这么粗心，不合读化学，还是在新亚读文学。我就进了新亚中文系二年级。小时跳了两班，现在也退回去了。不过父亲好像为此反而高兴。在新亚三年，我主修中国文学，副系修的是英国文学。课程中除了文字学之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时间都花在写诗作词，参加校内、校际的诗 词写作比赛，及国、粤、英语讲演和辩论比赛，除一次只得亚军之外都抡元。每学期都也获得全校成绩最佳的奖学金。
可是在父亲眼里，我永远长不大。五九年他到国外开会及讲学，寄回一个录音带到办公室，系里通知母亲和我一齐去听。其中一段是对我说的，“安安，你要乖点，听妈妈的话，不要跟人家打架！”大家都笑坏了。那时我已是堂堂高中二年级的大小姐，何况除了很小时在重庆跟王真打过架之外，再没有这样丢脸的事， 父亲居然说这样的话， 实在教我太难堪。在新亚读书时我最担心的，是父亲的哲学概论是文学院必修课，我非修不可。父亲在家里多半叫我 “娃儿”，可是也会冒出个 “虫虫“甚么的。 万一我上他课时，忘了不是在家，也来个“虫虫”，我非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可。整个学期都提心吊胆。此事终于没有发生，但是学期结束后，父亲的助教郑力为先生悄悄告诉我，他评完考卷分数之后，父亲把他给我的分数减去十分。
快毕业时，我已决定要到美国唸比较文学。报考耶鲁为新亚毕业生设立的雅礼（耶鲁）奖学金(Yale Scholarship)。父亲说，我有能力供你留学，不要去跟别人抢奖学金。我说那是奖学金，不是助学金。我已长成，大学毕业还要依赖家里很可耻， 而且自费与拿奖学金不一样，坚持报名。马上有学生为此骂父亲！笔试之外，雅礼也派人来面试。我的考试成绩排名第一。我就一心准备进雅礼，没有再申请其他学校。但是奖学金结果迟迟不下来。原来由于某种原因，每年两个的名额那年只有一个。理学院方面认为前三年的得奖者都是文学院生， 该年应该给理学院学生，而那年第二名是一名理学院学生，大家争论不下。父亲正任文学院长，闻此即说，唐安仁该放弃，就给理学院学生，我的资格就被取消。为此我与父亲面红耳热的争吵无数次。我说校方早该表明该年文学院生不得参考，父亲说我好胜好名，不为大局着想，十分生气。我始终不服。
多年后，父亲说，“当时新亚仍接受雅礼的协助，他们少不了想干预新亚的校政。如果你拿了他们的奖学金，万一新亚与他们有意见纷争，我就不能完全心安理得地为新亚的理想争辩了。” 我才平下心来 。
我来不及再申请其他学校，便留在香港进中大研究所。父母亲又离港赴美。研究所很轻松，我便到一间英文中学教英文及数学。父亲回港后，知情十分生气说，“这样年轻，便急于谋职赚钱，功利心太重了。”令我马上停止教书，办理向美国学校升学。当时新亚为了补偿我，要安排 Shell 石油公司设在 North Carolina大学的奖学金给我，该校的比较文学也颇负盛名。但父亲担心该州偏处美南，当地可能有种族偏见，反对我去。我申请了加州大学和印地安那大学。
父亲认为加州大学嬉皮风气不良。印地安那大学的比较文学十分有名，而且在较保守的小镇 Bloomington，还有他的友人柳无忌先生，我也有好友谭汝谦在彼。一九六七年一月大风雪中我到了Bloomington。印地安那大学是最早设立比较文学系的学校之一。 系中教授大都原籍欧洲，德国人又特多。进读的最初两年可能是我一生读书最困难，也是我真正认真用功读书的时段。
一来系中课程极重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又建立在哲学思想上，我对西方哲学，了解不多。二来系中。有些教授要我们看的文章，常是以德文或法文写的。那时除了上课、睡觉、工作之外，我几乎生活在图书馆。春夏学期之间的休假期，校内较小的图书馆天色未暗就关闭。一天我到校中一个较小的图书馆，坐在明亮的窗前看书，没留意到指示将要关闭的闪灯警告。后来才发现门已所锁上，只好打电话向校警求救，次日此事登上校中日报，传为笑话。也就不让父亲专美了。
我一直计划念完博士学位后回香港中大教书。听说中大要开比较文学的课，我赶快递上申请书，当时我已完成所有课程与资格考试，正在写博士论文。母亲告诉我本来我是聘请委员会最后考虑的两人之一，另一位候选人是台大毕业生，早取得博士学位后已在美国大学教过书。我则是成绩优异的本校毕业生。而校方本爱聘用本校校友 ，但此事一到父亲手上，我便被淘汰了。后来母病我返港居住时曾向母亲投诉， 父亲总为新亚其他学生争这争那，我却做他大公无私的牺牲品。母亲才告诉我，其实父亲对我的了解，远胜于我自己。他知道我极度好强，并不想我回中大任教。因为他知道无论如何，我只要进中大任职，一定会有流言说是因为我是唐君毅的女儿。我又一定对此不肯妥协。这样对我对学校都不是好事。我后来在印大冲动辞去教育学院工作，父亲向母亲说，更证明我的倔强。母亲对他说担心我的生活前景，父亲说，不用担心，她一定有办法！
唸书期间为了经济自立,我在学校打工，并顺便学会了写计算机程序的写作，还修了一门统计学,也为此开始经商。由于工作与经商，我的博士论文，拖了好些时候才完成。考完口试，指导教授们送我一幅画：两半裂开的蛋壳，刚孵出的小鸡歪着头看上面的字：“Which way do I go?”其实我那时早已决心把所学与生计分开：我喜爱文学，但我不要用文学谋生，那会太委曲我念文学的原意！同时也决定申请办理美国居留、放弃回香港的打算。
父亲不赞成我从商，只是说，千万不可骗人。从商多年，一路风风雨雨，但坦坦荡荡，从未为五斗米折腰，合了我索性而行的性格。
八
七六年九月初，母亲电告父亲患肺癌，将在台北荣民医院动手术。我在父亲手术前两天抵台。步入病房时，父亲正忙着写文章，神色安静。次日中秋， 是我们一家团圆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九月九日母亲与我送父亲到手术室门前，凄惶不已。陆耀东先生整天陪伴并安慰我们。手术过程顺利，但父亲手术后身体虚弱，常常有痰而无力咳出，每天要诊视并做化疗之外，就忙于修改文章，难得休息，也从未听他说苦痛。母亲想劝他多休息又怕惹他生气，十分为难。父亲以清瑞一人在美，频催我回去。我终于十月九日离开。父亲送我到医院大门，甚么都没说。出租车开走，我回头望见父亲仍立在门前，微仰着灰白的头。没想到竟成永别。
七七年二月母亲又伴父到台检查，医生说父亲癌症已转移，而且只有数月寿命。次日我再打电话到病房，父母亲已离开，不知去向。多日后，才得母亲信说父亲改用中药，似有成效。父亲并嘱母亲告诉我不要回去，他如要我回去自会告诉我。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我正在唐冬明家，母亲来电，说父亲已逝。二月四日回到香港，母亲泪眼相迎。数日后，遵父遗愿，母女到台北选定观音山朝阳墓园的墓地。十二日在香港行丧礼。 三月十一日在多位新亚师兄相伴之下， 护父亲灵柩飞抵台北，次日教育部在台大举行追悼会。十三日，凄风苦雨，许多人持伞冒风雨，踏泥泞到观音山墓地送行。其中不少人只读过父亲的书而未见过其人。最后封棺前我放进一份我的博士论文，在内夹了一绺头发。墓地背着青翠的观音山，向着清澈的淡水河，风光如画，父亲忙碌一生，在兹当可安息。
父亲过世后，母亲一直按月汇款回国内。额外所需，母亲也尽力提供。替二姑姑买房子，为宣宣办婚礼。小姑姑的三个儿女，母亲也提供了他们到美留学的旅费及首年的一切费用。我们一家人，都从未把金钱放在心上。
一九九二年母亲患癌症时我回港陪她，才发现除了父亲以退休金购买的和域台自住一个住宅单位之外，家里已几无余款。不少人都以为父亲在中大多年待遇优渥，应该有不少储蓄。母亲过世后我到政府部门办理遗产时，文员还怀疑地问我，“怎么只有这样少? 唐君毅先生有没有账户在外地？” 连曾履川伯母也曾问我，“你妈妈应该环境不错，你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东跑西跑，不就在她身边陪伴？” 就是因为东跑西跑，母亲辞世时我未能守在她身旁，是我一生的遗憾，也是我最愧对父亲的事 。
九
我从小便常对父亲抱怨，说我做他的女儿，实在委曲。他的名气太大，害我失去个人独立性，只是唐君毅的小姐！ 父亲总笑呵呵的说，你将来要独立的时候多的是。我到美国后，绝不向他人提我的父亲是谁。连清瑞都是去夏威夷面试前才知道我有个名气大的父亲。我也对父亲埋怨，他从来没称赞过我，他也笑着说，你不需要我称赞呀！ 我记忆中，唯有两次，父亲对我说过近乎称赞的话。六一年随父亲参加阳明山会议，总统招待茶会上，与蒋先生及夫人闲聊了一阵。隔日我们一家到乌来闲逛迷了路，我到路边向一位卖菜的老人问路。回到父母身旁，父亲向母亲说，“安安对乡下老人的态度跟她对蒋先生与蒋夫人的态度完全一样，这是她最大的好处。”
六九年夏去夏威夷相聚前，父亲叫我收集我自幼写的诗词带去，要母亲替我抄写好后，用线装书式印刷。我说我很喜欢母亲抄一份给我做纪念，但出版就不要了。一来我的诗没那么好，二来我写诗只是自娱的一种嗜好，并不是要给他人看。父亲当时没说甚么，但表情颇示称许。母亲真辛辛苦苦，花一个月的时间用毛笔抄完了，因阿婆名为卓仙，父亲把母亲替我抄好的诗集改名为“仙荪集”。我珍而贵之地带在身边多年，但母病回港，母逝返美后，便不知所踪了。
父亲是慈父，也是明师。他对我的教育，在无形之中。他尽量提供一个适合我性情的环境，启发我的思想，但从不限制我的方向，除了人格上的错失，他总让我自由发展。对我的错误，也只是开导式的与我讨论。我缺少他的智慧与襟怀，做不到像他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能独善其身。他知道我终要归于文学，即使没有学以致用，我的精神生活由此丰富，心灵境域以此扩展，一生至今享用不尽。父亲跟清瑞相处了几天，便默许了他做我终身的伴侣，不是因为清瑞才华卓越，能力出众，或家财万贯。他看清清瑞淳朴浑厚，与我跳动突兀的性情，能互补长短。结婚至今四十多年，清瑞处处对我忍让，从未使我有任何委屈。
我最怀念的，是跟父亲一块吟诗唱词，深夜长谈，母亲总静静地聆听。父亲已去世多年， 我每每看书有所感时，仍会推案而起，想去问他。
我懂得太少，不敢讨论父亲的学问。我只感到，父亲的个性，本来倾向西方哲学，幼青年时多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思维的觉悟与发展层次，及此种追寻中所产生的迷惘与突破。他欣赏黑格尔（Hegel）、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 的从思维之反思出发，而开创的理想主义形而上学 。但这个时段里，父亲的情感世界，充满了落寞与孤寂，与歌德（Goethe）相似。到外侵内战交加，国事沉陷，国人不仅生活上颠沛流离，精神上更迷失民族自尊，甚而对西方盲目崇拜。父亲自觉他书生报国的迫切任务，就是从这种精神灾难里拯救同胞。他想寻求中国文化的特殊的精神内涵，以唤醒中国人的自尊。到香港后二十年间，许多写作里，他都为此大声吶喊。而在这个追寻中国文化精神的历程中，他发现了新的中国文化精神面貌。再经过不断的反覆思辨，通过结合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他最终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思维系统，以此开创他完整的思想与情感的宇宙。
父亲看书的速度，就像在翻书。他不但看英文书快，也看德文原著。我实在不知道他是何时、如何学的。父亲未曾出洋留学，他说英语时也有重重的口音，但是他写的英文文章却极流畅。
父亲思维之敏锐，智慧之深远，无以伦比。他看事阅人，也目光如炬。但他年纪渐长之后，力求尽去锋芒，归于平润温和。所以他人与他交谈，只感到安祥舒泰。这点唐冬明说得最好：“这德行这气质这胸襟，无法形容，你只感到他大，包涵一切，无形地散发出一种安祥温厚平和的气质，你就这样的被包在里面，这好比兰花或桂花，你要亲自闻过那清淡闲雅的幽香……你能感觉你在其中却不知道是甚么，他的心胸好比天空大海，飞鸟可以任意飞翔，游鱼可以任意翻滚。他天天在那里学，学富百车（五车不够装），却没有一点骄傲自恃。他一身集这顽童率真、宽大、 仁厚，勇望直前，圆融之真性情与智慧于一身，如印度多面佛，走迂回曲折之路以成圣。”
香港繁华的社会，不适宜我孤僻简朴的性情。母亲过世后，我们便迁回美国。香港和域台一屋，因是父母最后所居，久久不忍卖去，亦不愿租与他人，冬明的夫人古玉梅得知，老骂我是笨蛋。我们隔年回去看一次，直到六年前长江公司要收购重建，才终于放弃。一些较有纪念性旧物，也由梁琰伦请几位以前跟母亲写字或弹琴的同学分去。
二零零三年，我们在洛杉矶郊区一坐小山顶上买了一间古老的房子，前院一棵众鸟欣有托的百年孤松耸立。一棵紫荆，近日繁花盛放，但前几天一场斜风骤雨，打落满地姹紫嫣红。屋后有个宽大的木台，居高临下，可放眼远眺三方，看尽整个洛杉矶，遥遥望海。每到夕阳西下，云霞幻化，美不胜收。一对红尾鹞，常在我们屋上盘旋，日间常有糜鹿三五成群在院外徘徊，有时还把我们前院未放的花苞吃掉。晚间也常见一只猫头鹰，坐在树梢 “who、who、who”地叫。我常想如果父母亲仍健在，住在这里，赏心悦目，会有多好！清瑞说，“爸爸不会来长住的，他要上课，教学！”
我生何幸，有如此胸襟广阔，而又温良如玉的父亲。孔子说：“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 ！” 君子这两个字，用来形容父亲，再适宜不过 。
洛杉矶
西元二〇一六年三月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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