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西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名守仁，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他一生思想的演变发展，有所谓前三变与后三变；其实，也正就是他“自我发现”与
“自我完成”的历程。
一、王学前三变：自我发现
黄黎洲在《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中有云：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徧读考亭（朱子）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此所谓“三变”，是“得其门”之前的三变，这是不同内容不同趋向的、异质的转变，也可说是“自我发现”的过程。
1 泛滥词章
阳明从小就有志做圣贤，但自从格竹子格不出道理，而觉得圣贤有分定，不是人人可做的。于是便顺才情而泛滥于词章。数年之中，与诗文之士如有明前七子中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以才名争驰骋（见行状）。
2 出入佛老
二十七岁时，阳明又感到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想求师友于天下，又难得其人。某日读朱子上光宗疏，有云：“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于是又循朱子之路，做穷理工夫，但仍觉事物之理与我之本心，终分为二，打不作一片。这个困惑，使他心情抑郁，旧病复发，他更觉得圣贤有分，不是人人可为。于是动了入山修道的念头，而渐渐留心仙道，讲究佛老。
三十岁，阳明因公事之便，游九华山，碰到一位善谈仙道的道士，又遇上一位隐修的异人。相见之次，或言不投契，或有所会心，三十一岁，入阳明洞行导引术，渐能先知。但他又觉得这是“簸弄精魂”，不是道。乃欲更入深山，但惦念祖母和父亲，迟不能决。后来感到爱亲之念，生于孩提，此念若抛却，便是“断灭种性”。次年，他见一青年禅僧闭关，三年目不视，口不言。阳明立予棒喝，使之觉醒。
阳明既悟释老之非，表示他的心思已从孝弟一念归到仁心天理，而当下承担，决不动摇了。到此之时，心与理为一或为二的大疑团或大烦闷，便已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但这需要有一步大的开悟，而这步大开悟又需要一步大的机缘。而这个机缘，要到三十七岁他在龙场动心忍性之时，方才到来。
3 龙场悟道
阳明三十五岁，武宗即位，宦官柄政。阳明因抗疏触怒太监刘瑾，即下诏狱，廷杖四十，并远谪贵州龙场驿做驿丞。一路上刘瑾派人跟踪，意欲加害，阳明险遭不测，辗转流徙，于三十七岁春天，终于抵达龙场。龙场地处万山丛棘之中，苗夷之人，言语不通，能通话的只一些中土亡命之徒。阳明此时，自觉得失荣辱都能超脱，只有生死一念横于胸中，尚未化除。乃造一石棺，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他“日夜端居静默，以求静一”，正是要澄汰胶著于现实的得失荣辱与生死之念，以期生命的海底涌现红轮。他“胸中洒洒”，便是红轮涌现前的一些征候。一日夜半，他忽然大悟，仿彿寤寐中有人告诉他似的，呼跃而起，从者皆惊。从此便悟了格物致知之旨。
据年谱，阳明悟道的关节是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求理于事物，即是求理于心外。这是朱子的路。而阳明在此大剥落之后的大开悟中，所亲切印证的，则是“彻通人己物我之界限，而为人生宇宙之大本”的仁心真体。
阳明有言：“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经典虽各有讲论，但其中心义旨，亦无非发明心体而已。陆象山所谓“六经皆我脚注”，亦是说六经千言万语，不过为我的本心仁体多方印证而已。阳明龙场悟的道，便是悟的这个道。契切于此，则物理吾心，自然归一。而阳明十年困惑，至此方得解消。
二、王学后三变：自我完成
阳明悟道之后的三变，是同质的发展和完成，也可说是“自我完成”的过程。学案又云：
自此（龙场悟道）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饮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歛，不须更主于收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之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三变也。
1 默坐澄心
阳明在濒临生死、百折千难中大悟之后，有如经历一场大病，元气初复，不能不珍摄保养。所以“以收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收歛，是意在复其本心，涵养真体。这里把得定，发散时便能不差谬。所以说“有未发之中，始有发而中节之和”。这“默坐澄心”的工夫，便是要辨识何者是“真我”（本心真体），何者是“假我”（习气私欲）。将真我端得中正，则假我自然对照出来。这是在收歛之中，一步自觉的主客体分裂之工夫（主体指真我，客体指假我）。这步涵养省察的工夫，亦是初阶段必须经历的。所以阳明或教人静坐，或教人存天理、去人欲。
静坐是为了体验天理本体，但静坐（离开现实纷扰）体证到的本体，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又是一层困难。一般人得到一点静坐的好处，便流恋景光，好静恶动，流入空虚。故阳明四十三岁在南京，便教学者以“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之功。此所谓天理，即是本心，即是真我。“存天理、去人欲”，虽仍然是主客对照的涵养省察之工夫，但已渐向良知之说而趋了。
2 致良知
阳明四十五岁，奉命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次年正月，抵达赣州，自此到五十岁，皆在江西。他一面讲学以发明良知宗旨。这是提撕警觉，故精神凝聚。一面剿抚漳州、南赣、广东三处贼寇，建立了事功，这是事上磨练，故深切著明。四十八岁又平定南昌宁王之叛乱，但功高招忌，佞幸谗害，危疑汹汹，历时年余，始渐平息。经此变乱，阳明益信良知“真足忘患难，出生死，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于是正式揭示“致良知”三字为讲学宗旨。⑤
3．圆熟化境
阳明自五十岁的秋天，自江西返浙江，次年遭父丧，此后五六年间，都在越中讲学。五十六岁五月，奉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往征思田苗瑶之乱（思恩田州，皆在广西西北边区）。九月出发，年底抵任所。经过他的帷幄运筹，至次年春二月，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苗瑶之众，感化归服。七月，又便宜行事，袭平了明初以来屡征不服的八寨断藤峡诸蛮贼。终于积劳成疾，上疏告归。十一月，在归途中卒于江西南安（今大庾县）。所谓“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便是指他五十一岁以后的晚年境界：圆熟化境。
不习不虑的良知，并不是习气中的直觉本能，而是随时当下的呈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良知为假设，熊十力先生生尝面斥之，曰：良知是个真实呈现，怎能说是假设？然冯氏终不悟个改。）工夫到了纯熟之境，良知永现作主，所以“时时知是知非”；私意剥尽，了无执着，所以又“时时无是无非”。（按：无是无非，不是说不辨是非，而是说，本体莹微，了无私意执着，便不会有由主观好恶而生起的自以为是与自以为非。）凡是有言说，皆是称本心天理而发，无须假借凑泊，以迁就古人之成说或书本上的典故等等，此即所谓“开口即得本心，更无须凑泊”之意。良知既已永现做主，它便是心灵中的太阳，便是真理之光。一切是非、善恶、诚伪、得失，亦都在良知之明的朗照之下而无微不显。此时，天理自存，人欲自去，这就是阳明之学所以为“简易直截”的地方。
⑤ 王学三变，拙著《王阳明哲学》（三民版）列有专章加以讲论，可参阅。
编辑排版：其嘉
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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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