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讲“人学”

原按语：民国四十五年八月初，唐君毅先生首次由港来台，曾应牟宗三先生之约，参加人文友会主讲一次。当时由我担任记录。二十年来多次亲聆唐先生的教益、讲话，这是唯一存留的记词。现原稿墨色已淡，唐先生亦遽尔谢世，敬特重新抄录，寄《鹅湖》刊出，永留纪念。          六十七年二月八曰，仁厚谨识

牟先生致词

今天是我们人文友会第五十次聚会。两年以来，我们的聚会讲习从未间断。而其中最关心我们，最鼓励我们的，就是唐君毅先生。唐先生虽远在香港，但由于唐先生对我们的关怀和系念，所以地隔千里，也如在眼前。这次唐先生随港澳访问团来到台湾，大家正好藉此多聆教益。兹乘人文友会聚会之期，先请唐先生讲几句话。因为唐先生今晚九时还有重要宴会必须参加，所以将聚会时间提前到七时半开始。另外，刘校长今天也到我们友会，还带来点心西瓜，应先致谢。现在，就请唐先生为我们讲话。

唐先生主讲

今天很高兴能与诸位见面谈话，七天来日日随团参观，连和牟先生叙谈的机会也很少。每天观光，因而精神散漫，好像凝聚不起来的样子。天天见很多人，但彼此都只在感觉上存在。今天到了友会，才使我精神收敛凝聚，回归到自己。我本来只想来听，仍由牟先生讲。这样将更好，更能达到收敛凝聚的目的。但牟先生一定要我讲。我也没有准备一个题目，而许多要说的意思，牟先生两年来都已对诸位说到过。我在思想上与牟先生无大差别，只有时说话方式不相同，顶多也只是着重点不同而已。

我与牟先生分别已经七年。依生物学的说法，人经过七年，身体的细胞全换过了。细胞虽换过，人当然还是这个人，而且思想亦没有变。但精神上则似乎如梦如寐的样子，心情已与以前不同了。这心情不太好说。但内中有许多感慨，而这感慨亦一样不太好说。譬如办新亚书院，因为兼教务，经常要参加社会上一些会议与活动。这些事情实在不能与自己理想一贯，但有时要适应﹑有时要周旋。通常我总在晚上静坐一﹑二十分钟，使精神凝聚一下。故七年来尚未怎样堕落。新亚书院自然也照一般大学教育来办，但做学问是否也像办大学一样来做呢? 照现在大学里学问的观念来说，我想是不够的。如文学﹑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等等学问，当然各有它的价值。但其为“学”，实际上皆由西方science一观念而来。科学知识是指有系统有条理的知识，它要将理性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客观化外在化以成为一个对象。譬如历史，必将它摆在时间之上，以指说在某年某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史实必成为对象，然后历史才成为外在的客观的知识。其它社会科学也要将社会变为客观外在的对象，然后才成为知识。当这些外在化客观化以后，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抽空了。如我在此讲话，我的身体是这血肉之躯，讲话的地点是师大会议室，讲话的时间是八月十一曰，讲话的对象是你是他等等一个个的人，这些全部是外在的。一切都成为科学知识以后，我们的生命即将完全抽空。在此，知识本身便有了一个危机。但这个危机还不是一般所谓科学知识的误用（如原子知识之误用，造成原子弹可以毁灭人类等等），而是它将人生化为外在的东西，使人的生命抽空了。成就知识使之客观化，当然也表示自我的扩充以获得一解脱﹑一超升。所以知识不容否定。但我们不能陷在知识里，使精神也外在化，而造成自我分裂。一个人自我分裂之后，精神感觉敏锐的人，必将感到无边的空虚彷徨，必须在科学知识以外，另有一套学问而后可。牟先生在人文友会与诸位所讲的，就是这一套学问。

两﹑三年前，牟先生约我同时在新亚也开始讲。但因事务繁杂，始终未讲过。到今年上半年才开始定期与几个学生讲过几次。这套学问我名曰“人学”，是人的学问。是要把外在客观化的东西重新收回到自己来。这也就是牟先生所常说的收回到“主体”。这“人学”不能说它是人类学或心理学。因为人类学与心理学还把人作对象看。人研究人类学心理学时，固然是以人为对象，但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并未把他“自己”放在对象之内。在此我们要问：研究人类的那个人，研究心理的那个心理，他个人自己的生命存在本身又如何呢？此即显示人自身之学问。就像我饿了，除非我自己去吃饭，任何人不能对我之饿帮忙。这套学问，或者在我自己心上能觉悟，或者一无所有。如心性之学，前人得了，但我们自己不得，也就沾不了前人恩惠。这是无所依攀，是自己与自己面对面的地方。这种学问与使用抽象概念的普通知识不同，它不是将概念摆开，或将概念连结起来就能成就学问的。这种学问的语言不是指示式的，也不是宣传式的，而是启发式的。指示式的语言只要指一对象即可，宣传的语言也可用来说服或暗示，而启发式的语言则必须清楚，必须找出一个东西以供印证。所以它随各人之具体生活而有不同，并且最后还要将此语言收归到自己才能了解。同时，说这一类语言，也可不说完，而可有含蓄﹑有保留。这种语言也不能严格系统化，而须随事而因应。这番话我在香港曾经讲过几次，意思与牟先生所讲大体相同，只是说话的方式不太一样。当时也曾有记录，将来印出来可以寄给诸位。这种学问有其领域，但它不同于哲学，只能说它是心性之学。但又非心理学，而是人性的学问。从此学下去，就是古人所说成圣成贤的学问。通常也说它是完成人格的学问。但说完成人格，容易与心理学说的人格观念相混淆。对心理学上的人格观念，我素来不喜欢。它是外在的讲，我们是内在的讲法。这表示完成人格之学必扣紧圣贤学问，或西方基督教之灵修与佛教之禅定而说。绝不好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人格观念去了解。

这套学问从个人自身再通出去，从一个人通到另一个人，则伦理学也要重新讲。在西方，道德精神总不显，而中国讲道德，则最重伦理。在早年，我并不喜欢伦理的意思。如在从前我写的《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中，即以自我之超越为道德之根据。这七﹑八年来，始知伦理之意义非常深远。离开伦理，个人固然亦可有高卓一面的道德成就，而令人尊崇仰赞﹔但只有在伦理关系中(如朋友﹑夫妇) ，才有互相内在的意义，才有最高的道德。这几年在香港，常常念及自己的师友﹑家庭，乃知与我有伦理关系之人为最难忘。因此，遂对伦理的庄严深厚之意，有了深切之感解。直接的五伦关系，我们有许多地方尚未能“尽分”。如家庭、父子、兄弟、夫妇之关系亦皆未尽其分。因此，人伦的道理仍然值得讲。我近年来对此深有体会。从这里再推出去，如改造社会，改造自然，自是客观上的实践。但它仍然只能是人分上的事。“知人”而后能“论世”，所以我们不能没有知人之学。(此与一般所讲的处世哲学不同，平常人所讲——如马尔腾，乃教人如何获得人之好感，讨人欢心，这实在只是权术哲学，不足以言知人论世。)中国古贤有这一面的学问，但不好称它为科学，也不好说是哲学。但它又不是完全的直觉，其中有一种修养的方式。知人之学，也不一定讲出一大套道理。真正知人，不是为了要得知识或要用人，而是“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所以，此“知”之本身，即有一价值。人与人固不应误会，而当互相了解。社会上许多冲突，皆起于不相知。所以人与人是分离的，通不过去，就像水之有阻隔而流不过去一样。知人必须要知心，要有知人的智慧，在这里就含有工夫的意思。凡是需要通过自觉和用工夫的地方，就是学问的所在。学问不宜局限于一小圈子，应该要扩大，否则，有时会感到没有学问之存在。

由这知人之学当然还可以产生许多价值。如事业是人做的，但必须合起来做。而要人合起来便必须先知人。而现代的人将人合起来，是用一外在的力量。譬如靠一共同目标之组织等等。然而，人与人要真正的合起来，则需彼此知心。人与人知心，可以开拓个人的生命与胸襟。而当前这个时代，正要一种“扩大的友道”。讲友道，除了友天下之善士，还要“尚友千古，下友百世”。这必须以道通之。如我与牟先生，从时间上说，分别已经七年﹔从空间上说，海天茫茫，地隔千里。而我们在心灵上却是最近的。因为有道以通之，时空的阻隔便可以化除。人有时很孤独，需要同情的了解与安慰。但别人总不能分担他的孤独。我们通过师友之道，则仍然可以帮助他，而使他觉得并不孤单。牟先生友会讲习这番精神，也犹此意。

上面说到现代人是用一外在的力量将人合起来。就民主制度言，本是要建立和成就各种社会组织，但任何组织还是靠一个抽象的公共的目标来联合许多人，而不是这个人与另一个人真有精神上的互相内在。所以一个人尽管有许多同学同事，事业上也有合作者，但他仍可有孤独之感。如我们同时呼口号，声音是一个，但发出此声音的，仍然是一个一个的各个人。即如诸位来此听我讲话，也仍是靠一抽象的目标，我们初次相见，仍未必已到互相内在的境地。再如社会繁荣，在繁荣中仍然是寂寞。人住在最热闹的市街，但来来往往的人始终是陌生的，结果仍然是无边的寂寞。在这里只有师友之道可以安顿人生。人也常说宗教可安顿人生，但人求上帝求佛时，事实上正是他最无人了解的时候。此中有无限的悲凉。一个人面对上帝是悲凉的，有二个人以上同信上帝，他便算有了同道，而可以不悲凉。而二人以上，便正构成“伦理”的关系，所以师友最重要。这最能显发伦理之精神意义的师友之道，是直接安顿人生之处，是德性表现的地方。

各类社会组织是一“方德”，是由许多线纵横交织而成。但它不能使人之精神有一周流融通之处。在此，只有靠师友之道。要成就事业，当然要组织，这就是建国的问题。近几年也常感中国建国问题的重要。而牟先生则在十多年前便正视了此一问题。人学，对自己是成就人格﹔进而求知人，是要使伦理关系各尽其分﹔再向外通出去，便是建国。建国的事业需要科学知识，但建国的精神则不在科学里面。对中国而言，建设国家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甚为重要，但首先必须提撕建国的精神。中国未来的政治一定走民主之路，此无问题。在这里不好退却，有许多观念也不好违背。就这一面讲儒家的学问，也可有不同的理路。不过在政治理想上，古代的观念是显得不够。董仲舒尝有“仁君正己心，正人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之说，此便是从一个中心出发，而期其“光被四表”，但这毕竟不够。其根本的问题，是在政治领导人物之担负太重。此意牟先生常说到，但现在无人了解此意。所谓担负太重，即人民之精神为君主所涵盖，而人民之精神不能涵盖君主。此中实有一大委屈。结果君主之仁爱，也成了天罗地网。而民主政治，则在此前进了一步。它不独是“仁”的关系，而且是“义”的关系。民主政治的根源实在于此。可惜现在的从政者仍然是往昔圣君贤相的意识，而又欠缺古人那种道德意识的基础。结果便成了官僚集团。另外一些人则未认清民主的本性与自由之真谛，而成为飘游的个人自由主义。这两种意识，皆所以阻碍中国民主建国之成功者。自从共产党占据大陆以后，人们对于此一问题当能见得明白，而可看出中国社会毛病之所在。但我与牟先生讲学问，总从大处根本着眼，而不取时人针对一点一点的弊病而批评之﹑反对之的态度。因为那样容易使精神散漫，不能凝聚。诸位于此不可不慎。

中西文化在互相冲击中自然产生了许多弊病。民国以来，青年人喜好革命，看见黑暗腐败就要去反对去打倒。革命当然有其时代上的价值，但今天中国的青年则应该回转来反求诸己，不好一往的向外批评﹑反对﹑打倒。记得胡适之先生在北平三贝子公园的列士纪念碑上，曾有二句这样的赞词:“他们的武器，炸弹! 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 干! 干!”然而，我们的生命不要只成为炸弹。炸弹是毁灭了他人，也毁灭了自己。我们至少要做一个照明弹，以毁灭自己来照耀天空，光明大地。而最好则必须是灯塔。灯塔照明了黑暗的大海，使航行的轮船分辨出方向，避开礁石而得到安全。而灯塔自己且又是长明的。人也要在人世间做一个灯塔，既能照耀人间，指导人生，而且使自己也成为一个永恒的光明之存在。总之一句话，培植自己比向外寻找缺点来加以反对批评，实在重要得多。

牟先生讲话

刚才唐先生已将我们人文友会的精神，与我们讲学之方向，重复地讲了一遍。为使大家更能把握唐先生所讲的要义，及其发展的几个关节，我再简要的重述一下。唐先生首先从学问之性质讲起，说明学校里的学问是以科学知识为主，乃由西方science一观念引下来。进一步指出科学与知识以外另有一套学问，此即成圣成贤之学问，也就是德性之学。由此德性之学往外通，就是正视伦理关系，是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五伦。在此再点出人只有在伦理中，乃能精神上互相内在，周流融通。所以“知人”甚为重要。知人才能讲师友之道，才能扩大友道精神，由此再通出去而说建国的问题。指出建国总不能从组织一面去想，而须把握住发出此组织之精神。这就是近代化的问题。近代化不是一时间观念，它有价值之内容。我们要正视近代化之内容，不能只是外在地去看它。绕着建国的问题，首先，人本身必须处理自己，安排自己。在此，人当该用点心。要把精神收回来，不要两眼只朝外看。先要建立自己，要自己通体透明，全体放光才行。现代人最喜欢讲作用。你讲学问，他必问你有甚么实际效用，此最无理。实则要讲作用，必先求自己站得住。一个人真能在学问上站住了，便是人世间无限的大作用。他就是一个积极的存在，就可以直上直下立于天地之间。我们不要总从作用处想，自己还不能站起来，如何能讲作用? 人常说要做中流砥柱，若站不住，如何成其为中流砥柱? 唐先生教大家要做灯塔，灯塔也不因为讲作用而去这里照照，那里照照。它只是矗立大海之中，永恒自明。要其光芒亦就自然能照耀海面，指导轮船之航行。唐先生今曰所讲，极恳切，极中肯，希望诸位会友切实用心。

唐先生讲话

我自己讲话总很散漫，承牟先生用简要精当之语，才使刚才所讲的线索显出来。在我讲时却不自觉，人若多一个自觉，即多一分意义，这很重要。在此，我应该谢谢牟先生。下学期起，牟先生将离此赴东海大学教书，也就是说要与诸位同学离得更远些。但我们曾说过，人的精神要超越时空，即使隔得远，仍然如在眼前。另外，希望诸位安心读书从学，在此乱世，台湾是比较最宁静的地方。在香港则不行。那里风吹过来又吹过去，草木不能生长，实在不好做学问。诸位在台湾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就该多用点心，精神上要多凝聚。这也是牟先生所说，要求自己站得住的意思。

注：此文出自牟宗三先生《人文讲习录》第三十四篇

编辑/其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