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huán tuí)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马向魋也。出于桓公，故又称桓氏。
○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赋我以如是之德，则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违天害己。
编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桓魋是宋之司马。
○如予何，是说没奈我何，言不能害己也。
○昔孔子周流四方，行到宋国，那时宋国的司马有桓魋者，忌孔子而欲杀之，门人都惧其不免。孔子晓之说“人之死生祸福皆系于天。若天无意于我，必不生我以如是之德。既生我以如是之德，则我之命，天实主之，必将佑我于冥冥之中矣。桓魋亦人耳，其将奈我何哉？盖必不能违天而害我也。”
○然孔子虽知天意之有在，而犹必微服过宋以避之，则可见天命固不可以不安，而人事亦不可以不尽。故知祸而避，则为保身之哲，以义安命，则为乐天之仁。观圣人者于此求之可也。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天生德于予：德由修养，然非具此天性，则修养无所施。孔子具圣德，虽由修养，亦是天赋，不曰圣德由我，故曰天生。”
○桓魋：宋司马向魑，宋桓公之后，又称桓魋。《史记》：“孔子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桓魋伐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孔子作此章语。
○其如予何：犹云无奈我何。桓魋纵能杀孔子之身，不能夺孔子之德，德由天生，斯不专在我。桓魋之所恶于孔子，恶孔子之德耳。桓魋不自知其无奈此德何。既无奈于此德，又何奈于孔子。弟子欲孔子速行，孔子告之以此，然亦即微服而去，是避害未尝不深。然避害虽深，其心亦未尝不闲。此乃孔子知命之学之实见于行事处，学者其深玩之。
○按此章乃见圣人之处变，其不忧之仁，不惑之智，与不惧之勇。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盖实有非言辞所能传而达，知识所能求而得者。学者当与“文王既没”章“在陈绝粮”章参读。
【白话试译】
○先生说：“天生下此德在我，桓魋能把我怎样呀!”
编自：钱穆《论语新解》
【注释】
○桓魋：“魋”音tuí。桓魋就是宋国的司马向魋，因为是宋桓公的后代，所以又称桓魋。
○其如予何：“其”是一个表测度的语气词，相当于“大概，只怕”的意思。 “予”是第一人称代名称，此处即是孔子自称，“如…何”相当于”拿…怎么样”。“其如予何”的意思是说“又将拿我怎么样呢？”
【疏解】
○孔子师生到了宋国，宋司马桓魋想杀孔子，孔子说：“老天既赋与我这样的美德，桓魋又能对我怎样呢？”此“天生德于予”，正是“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子罕5），设若上天有心要毁掉斯文，后死者的我，就不会身系斯文之传了；今天斯文既在我身，足见上天还不想毁掉斯文，既然如此，匡人就是想害我，又能对我怎么样呢！这就是“天命在我”的信念。三代以来的传统，本来“天命”是在文王的身上，“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大雅文王之什），此天命是指人格天的命令，要文王为万邦的典范。其后天命逐渐下及诸侯、卿大夫，此反映政权逐渐步下落的客观事实。到了孔子之时，诸侯、卿大夫亦已衰微，不再能担负天命，而要由“士”去担负起来，故有“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心胸抱负。孔子有“天命在我”的使命自觉，所以说：文王已经死了，周文道传不就维系在我的身上吗？
然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较“天命在我”的使命感，已往前推进一步，此天已不是主宰之天的天帝，而是义理之天的天道，此一“生”字，不是天帝“创生”的生，而是天道“理生”的生。创生是以意志生万物，理生是以实现原理生万物，在天理流行中，“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17），此理徧（biàn）在万物，就人而言，就是“天生德于予”。“德之不修”的德是德行，就实践讲：“天生德于予”的德，是德性，就根源讲。“天命在我”，是天命在吾人生命之外，“天生德于予”，是天命在吾人性命之中。此一义为论语所隐含而不显，由是孔子才能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35）。此正是孔子将天人关系由外在发生的关联，转为内在本质的关联。人格天的天命，是天在人的生命之外发命令，形上天的天命，是天在人的生命之中发命令，在生命之外发命令，是通过赏罚的权威表现，在生命之中发命令，是通过心性的内在表现。儒家之天，是形上天，是道德法则之天，天人关系在理则德性，而不在意志福报，故德行有根，而福报无门。福报归之于无可奈何的“命”，惟有自求多福，且德行的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福报，故祈求福佑等于没有必要，此当是儒家哲学宗教性淡薄的根本原因。
注：以上选自《论语义理疏解》（台湾鹅湖出版社印行）之主题一【人生的理想】（王邦雄）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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