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端正先生。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早年在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就读，师承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后来又进新亚研究所,以后就在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东方人文学院执教直到退休。于一九九六年前后移民加拿大。
唐端正与余英时、徐立之合称当代新儒家三大家。著有《论智的直觉与儒家哲学》《先秦诸子论丛》《解读儒家现代价值》《唐君毅先生年谱》等。
唐师母、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主席要我讲述一下唐先生的生命与学问。唐先生学问之大，著述之丰，是近世学者罕有的。研究他的思想学问，千门万户，一时实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然而，唐先生的学问，虽然大开大合，均以我们的生命主体为本，他的学问，可以说都是人的学问，是一个感通无隔的生命主体，面对宇宙人生、历史文化所开展出来的学问。这些学问，必须回归到我们的生命主体、生命存在，才能感受到其真实的意义。今天，我试从唐先生的生命存在，说明其与他的学问的关系。
中国近百年来，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解体，文化失调、观念混乱，理想萎缩，真可谓千疮百孔。救亡之士，有主张学德日的，有主张学英美的，有主张学苏俄的，一时主张中体西用，一时主张全盘西化，药石纷投，使人无所适从。先生一眼看定，认为我们灾难的根源，不在于洋枪洋砲洋货与洋教，而在于受到这些冲激后，我们迷失了我们的生命方向与文化方向，使一切价值理想均从生命主体游离出去，使生命完全不能自作主宰，完全陷于虚无的境地。因此，唐先生乃以发聋振聩的呼声，作人性的呼唤，人文主义的呼唤，理想主义的呼唤，道德主体的呼唤，要一切文化，以人的生命为中心，重新加以定位，使政治，经济、科学、哲学、文学、艺术、道德、宗教、一一为其安顿，而达致调适上遂。
唐先生倡导人文主义，要我们自觉做一个人，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唐先生要我们自觉做一个人，是有着无比庄严的意义的。环绕着人，开展出人性、人伦、人格、人道、人文的种种学问。唐先生自言来香港以后，所论以告世人者，可以立三极、开三界、存三祭概括之。所谓三极，就是太极、人极、皇极。所谓三界就是人格世界、人伦世界、人文世界。所谓三祭就是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这一切学问的开展，无非是生命主体的感通无隔。唐先生是要我们在花果飘零之余，灵根自植，重新将一切文化植根于我们的生命主体。
唐先生所谓生命主体，是指我们的仁体悲心而言。他认为人的生命，实有一与物同体、悲天悯人的本心本性，这一点体认，是先生一切学问的根本。而自童稚开始，先生即对人有一悠久无疆的精神生命、与物无隔的仁体悲心，深信不疑。他在临终巨著自序中引志勤禅师的诗云：“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叶落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移。”唐先生的学问，虽经历许多波折，但对于作为我们生命主体的仁体悲心一点，却是“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的。
先生五岁时，随太老师迪风公住成都锦江街，时太师母陈太夫人在简阳教书，先生常独坐寂静堂屋门槛上，候迪风公放学归来，孤独中，不免沉思冥想，念及天不知有多大，即为之震骇。迪风公尝讲一小说，谓一天，地球将毁，日光渐淡，唯能一人一犬相伴。先生对此念念不忘，尝见雨后泥土龟裂，即虑世界将毁。童稚的心灵，竟能忧虑世界之将毁，震骇宇宙之无穷，可见人的生命，原可通于无限。
先生十七岁，在北平游学，一夕在一大学广场上观看中山先生奔走革命之纪录影片，时夜凉如水，繁星满天，先生忽念在此广宇悠宙中，如中山先生之志士仁人，仅如沧海一粟般渺小，何以他们竟能为远大理想而洒热血，抛头颅，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思念及此，悱恻之情，若悬于霄壤，无边无际。
十九岁时，先生在南京，巧遇月蚀，街上许多孩子均敲击土瓶铁罐，意欲赶走食月之天狗。先生忽觉有无数童稚之悲悯情怀，充塞天地之间，因此产生无限感动。
一次，迪风公送先生行，父子在船上同宿一宵，翌晨，船上马达开动，机声催发，就在迪风公登岸诀别的一剎那，先生忽然触动离情，并念及古往今来，无数父子之离别，均同有此感触，而生一大感动。
此外，先生在香港，曾听一法师以梵音念诵超渡十界衆生之经文，情词悲切，历二小时之久，先生之泪未尝干。陈太夫人逝世时，先生居庙十日，亦常对庙内衆生神位礼拜。凡此弥天盖地之悲情，皆忽尔而发，如从天降，与所学之世间知识，全不相干。然此一仁体悲心，一经昭露，先生即实知自己生命中，原有一儒家之真诚恻怛之仁体，与佛家同体大悲之悲心，其后先生之学思辨，虽历种种曲折，大体皆为说明此一悲心仁体，以求自助助他以救世。
先生年少气盛，自负已对宇宙人生真理洞见无遗，不免狂妄自大，后在玄武湖散步，忽悟人之思想，皆能超越于所知之上，故人人皆可有超迈前哲的狂妄自大。又悟一切真理应为普遍而永恒应为人所共见。所谓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许多自己以为石破天惊之新发现，其实古已有之。故自此以后，先生为学，即由求异于人，见人之非，转为求合于人，见人之是。如是，先觉后觉，同归一觉，一切有情，终成圣佛。此玄武湖之悟，为先生学问之一大转点。
先生在南京时，欧阳竟无先生曾对先生一一指斥熊十力先生新唯识论之不是，先生在重庆时，曾建议二先生当面折衷，但二先生均以为不可以口舌争，故终于无法和解。先生对二先生均极敬重，认为二人皆以其全幅生命，唯道是求。然其所学，竟不能相喻，常为之嗟叹徬徨，不能自解。后赖先生之颖悟，终认为除无意义之文学，自相矛盾之语言，及说经验事实而显违经验事实之语言外，一切说不同义理之语言，无不可在一观点下成立，若分其种类层位而当机说之，无不可使人得益，而亦无不可说为最胜。由此先生乃有悟于佛家之判教。一般人读先生的书，总嫌其过分圆融，似乎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事实上，先生对各种思想理论，肯定的多，否定的少。一些我们认为错误的思想理论，先生只要将其种类层位重新加以安排，依然可以在先生的思想中获得安顿。因此，先生在其临终遗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说，他的哲学不是要建造一个堡垒，而只是一道桥梁，目的在使人能由此岸通达到彼岸而已。这一种哲学态度，与先生不安于欧阳竟无与熊十力二先生因学问不能相喻所做成的悲剧有关。
民国三十八年元月，南京危在旦夕，先生促两妹及其夫人奉陈太夫人还乡。临别告陈太夫人曰：“儿未尝为官吏，亦不隶任何政党，唯儿上承父志，必以发扬中华文教为归。今世乱方亟，以后行无定所，今有妹等侍养，望勿以儿为念。”陈太夫人答曰：“汝必欲与中华文教共存亡，则亦任汝所之矣。”
先生抵港后，即秉承其素志，竭力发扬中华文教，写成《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巨著，终被誉为人文主义之宗师，文化意识宇宙之巨人，书生报国，亦可谓伟矣。
先生在来港之初，曾在民主评论发表“孔子与人格世界”一文，其中论及豪杰精神，略谓：
豪杰之行径，常见其出于不安不忍之心，在晦盲否塞之时代，天地闭而贤人隐，独突破屯艰而兴起，是豪杰精神。积暴淫威之下，刀锯鼎镬之前，不屈不挠，是豪杰精神。学绝道丧，大地陆沉，抱守先待后之志，悬孤心于天壤，是豪杰精神。学术文化之风气已弊，而积重难返，乃独排当时之所宗尚，以涤荡一世之心胸，是豪杰精神。豪杰之士，以其真知灼见，百折不回之心，使千万人为之辟易，为天地正气所寄，故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斯真堪尊尚已。
先生去世时，陈文山先生曾重录此文，谓此文乃先生全副真性情、真肝胆之自然流露，足以表达先生之弘愿与素志，以此悼念先生，犹胜他人千言万语。
先生虽从事于哲学，实为一道德宗教之人物，他在《人生之体验续篇》一书中“死生
之说与幽明之际”一文谓：通幽明之际之道，在先认取吾人超出个人之生之深情原意，以与死者之超出其个人之生之深情原意直接相感。盖死者平生或临终时对生者致期望、顾念、祈盼之诚，以寄托于后死者，当其生命结束，其平生志愿，遂全幅凸出于其个人之现实生命之外，此时后死者乃真实接触了、了解了死者之精神，与死者之深情原意，乃不能无感动。死者之精神走向生者，乃由幽入于明，生者之精神受死者感动，即由明而入于幽。人于生前所念者，乃其家庭、乡土、国家、自然世界、人文世界，彼以此而生而死，实未敢信其一死化为鬼神即奔赴另一不可知之世界，而对此世界一无依情。是以祖宗父母之亡，其情必长顾念其子孙，德泽乡土者之亡，其情必长顾念其乡土，忠臣烈士，志士仁人之亡，其情必长顾念国家人类。故孝子贤孙、一乡之人、一国之人，以其诚敬祭祖宗、乡贤、及忠臣烈士、志士仁人，即使其鬼神之情得其寄，足以遂死者之情，慰其在天之灵。先生认此澈通幽明之道之实理实事，端在传统的祭祀之礼，祭祀之礼废而幽明之道隔，死生之路断，形上形下之交，天人之际，乃未有能一之者。此先生所以主张存三祭之大意也。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唐先生逝世十周年举行追思会，以鲜花一束，致祭于唐先生之灵前，体念到唐先生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因而为其对中华文化、人类前途的深情厚意所感动，而求有以慧命相续，善述继志，则不但足以慰其在天之灵，且亦可以知死生之说，通幽明之际矣。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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