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天下之大，有怪人而后有怪事。近百年来的名流政客，怪人也，吾人目睹之现状，怪事也。然而天下之大，有奇人而后有奇事。我所认识的烱辉先生，奇人也；其所作之事，奇事也。怪者令人厌，而奇乃令人喜者也。
大柢天下之平、民族之兴，皆本于理性，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帜，在于宽怀宏识，大蓄大有。数百年前，西方之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他们所“复”的是希腊学术，所“启”者为理智科学。古与今，人文与科技并育并行，乃开人类有始以来之新局。百余年前，日本首先感受到西方文化之威胁，朝中大臣认为“中国儒家如米饭，西方科技是配菜，两者不可偏废”，以此理念辅佐明治维新。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不悖不偏，乃成就日本一代盛世。反观我国：民国元年，国民政府礼聘蔡元培自欧回国，命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当时蔡氏声誉隆起，赫如中天，天下之所喁望，全国莫不期待新政新局能一振风教，化民成俗。但他却认为中国文化老朽不堪，古书误国误民，读经妨碍吸收西方文化。乃毅然于民国之元年之元月之十九日，下令废除小学“读经”之科，五月再废中学、师范学校“读经”课程；七月又以“祭孔”为宗教，不应介入学术为由，力主废除各级学校祭孔。从此学生不读经，学校不祭孔，而中小学没有教读经的师资。民国九年，胡适之初从美国回来，年少得志，议论纵横，不可一世，上自政府，下至学界，莫不仰息倚赖。而彼则坚信中国之贫、弱、愚、私，乃传统文化所害；为利于吸收新知全盘西化，于是宣称“古文已死，死了两千多年了”，建议教育部将小学原有“国文”课程一律改成“国语”——亦即将“文言”教学一律改成“白话”教学。从此中国人渐渐丧失读祖先遗著的能力，连读杜甫李白的诗，都需要透过翻译。
自古以来，凡政权更替，新朝肇建，莫不急于提倡学术，宣扬文化，以定民心，以养人才。而所谓宿儒名臣，莫不宽和大略，奖掖天下；其损益鼎革，建立制度，莫不有千秋万世的眼光，慎重其事以开千百年之基业。唯独到了“中华民国”之开国，最为草草。知识分子矫枉而流于偏激，为救国而放言无忌；居位为政者，则茫无头绪，粗浮用事。于是教化更加陵夷，人心日益败坏。开国如此，已预兆了国祚之早衰，民命之涂炭。且看近百年来，中国人既已完全忘了传统，甚至连经史子集都不能读了。百姓可曾因此更有教养？知识分子可曾因此更有骨气？政府可曾因此更为廉能？吸收西方文化可曾更为成功？社会可曾因此更加现代化？西方人可曾因我们的谄媚奴化而更尊重中国？而没有自己传统文化的族群，难道对世界会更有贡献？
吾尝终夜以思，不知传统为何一定会妨碍现代？不知东方何以一定会妨碍西方？不知文言哪一点对不起白话？如果站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现代，本末岂不更加整全？如果以中国的智慧融贯西方，内涵岂不更形丰富？如果文言和白话两者兼而擅之，阅读创作，反本开新，岂不更为自如？为什么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兼容并蓄的事，非要弄得冰炭不容你死我活不可？我一直不能理解恐怕也终不可理解，唯名之曰“怪”而已。
教育是立民之本，语文是教育之先端，所以民初以来种种作怪终凶载胥及溺的现象，在近代的语文教育中，格外明显——民国十七年，政府把严重胡化的北京话定为“国语”，中华民族一下遗失了汉语音韵很特别的成素——入声，从此，我们的语言不再铿锵顿挫抑扬可诵。白话推行以后，我们的文章诗词，更不能吟哦唱和，弦歌雅音，自此断绝。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将五四精神带到台湾。所谓五四精神，在爱国心切，渴求新知之外，暗挟了两种非理性的急切意识：第一，在文化方向上，主张打倒传统，有的采取硬性的办法，明目张胆，暴力摧毁；有的则采取软性的办法，在教育上拒不教学，使其自行澌灭。第二，在处事态度上，偏激邪僻，阴狠成性，凡不合我者，必要斗臭斗垮，绝不容情。当时台湾虽在日本皇民化的压迫下，五十年间，依然时闻书声琅琅，不断诗社弦歌，等到国民政府一到台湾，既念念于推行“国语”“白话”，于是无视于闽南语和客家语的保持河洛汉语中原古音最为完整的历史价值，也无视于台湾仅存的读诵汉学的私塾教育传统之可贵；更不了解方言与国语可以并行不悖，文言和白话可以相辅相成的道理。强行以“白话”文取代“汉学”，企图以“国语”消灭“方言”。体制课程根本不教古文，学生对话禁止使用方音。软硬兼施，愚民教育五十年，传统文化终于破坏殆尽，各种本土语言气如浮丝，滨临灭绝。
如今民进党出头，本土势力大张，吾人正期待转机来临，有大才复出，以大格局大方略，兼容并包，令闽粤汉学及本土特色重见天日，以开一代理性教育典范。但可憾的是：这批台湾精英，却在“人权”的抗争之中，挟带满腔的复仇意识，以致于又是一刀切，一面倒。只管一心要恢复“台语”，却忘记本土四百年来祖先“文白兼备”的事实。他们似乎只想救“语”而无意救“文”，甚至认为“汉学古文”乃是“中国人”的东西，必欲去之而后快。依常理，一个健康的心态，应该文化归文化，政治归政治。文化自有其超然独立普世永恒的价值，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殿堂之中，就应以宽大敬畏的情怀，反本开新，恢宏大局。如果一味激烈急切，为反对而反对，虽然自居为正义斗士，以为是“捍卫本土”，实际上未脱国民政府的五四的心态，只是把台湾继续推向孤陋的困境而已！
翻开近代中国史，就是这样一个翻来覆去的可怪的摆荡史，两岸国民简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有怪人怪心，于是有怪政怪事。我以为：有些人媚洋自重，厚诬祖先，是怪而妖者也；有些人是自掘祖坟，引发浩劫，是怪而魔者也。台湾前期的疏离传统，当今刻意的“去中国化”，则是怪中之饿鬼也。所谓饿鬼，不是没有东西吃，乃是看到饭，以为沙，看到水，惊为火。面对美食，却手捧空钵，食不下咽，最后只有饿死一途。这才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其实，凡有一种骄矜对抗意识，追根究，都是自卑心理然。如果真是一个健康活泼的族群，则必放眼古今，凡到我面前者，我都吸收而消化之，又怕什么呢？又何必排拒何必逃避呢？抚今思昔，我不免为台湾新一代人物的自卑自困，既已进一步倡导本土，而不能再进一步承继传统，感到无限可惜。
然而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烱辉先生，一介匹夫耳，祖籍台湾，出生于基督长老教会世家。三十年前，在朝野还不流行“本土化”，大学也还未有台语系之时，即有志于“台湾汉学”之复兴，以此为己任。深知其事重大艰困，非倾其毕生全力，必难有成。于是不惜辞去教职，蜗局斗室，精研苦读，朝夕于斯。于其前期，亲朋见其不务生产，专为已无价值不合时宜之务，或笑或骂，指为疯傻，他就任人笑骂，无怨无悔。其后期，略有心得，乃遵台湾四百年文化传统，倡举“台湾汉学教育”旗帜。认为完整之“教育”，必以教养为先，技能为后；理想的“汉学”，须以经典为本，民俗为末；真正的“台语”，应以古典文音为体，以通行白话为用。认为提倡台语，不只是要恢复语言能力，必须涵蕴人文教养；主张读书会话要文白兼备雅俗合流。不料此意又遭学术新贵所笑所骂，指为迂腐顽固不合时宜。烱辉先生仍是任人笑骂，而貌愈恭，头愈低，愈不敢与人争辩。盖深知此事不能以口辩，只能以事证。深信文化理性自在人心，而唤醒此心，唯在教育，故十年来即志于“闽南语汉学教育”之慨乎自古以来，布衣儒者之所以动天下，不外著述与教学工作两门。于是发愤先著述而后教学。乃息交绝游，深居简出，十年间，日夜孜孜，考索闽南古今文白之音法，以传统厦门音为基底，参以声韵学原理，取唐诗、论语、孟子、老子、诗经、三字经、千字文等古典名作，拟定适切之音读。左参右证，字字斟酌，一丝不苟，期能不诬古人，取信今世。既定其音韵，又以古罗马及新通用字母，双式音注，并加闽南白话译解。古文则注文音，语译则注白音，兼收并扬，体例完备。浸润既久，于朗诵吟哦之际，不期发现古人诗乐相通之理，乃复发明“语调谱”、“读书歌”，不费雕琢，旋律宛然。待其亲自范唱出来，则其沈郁顿挫，雄浑清雅，不期蒙尘久偃之弦歌，跃然复现于今日。近五年来，由于著述出版稍见头绪，炯辉先生乃着意于教学。其教材参仿古制，自“蒙学”而四子、而古文诗词；其教法，自识字至审音，自阅读至写作，教程完整，教法严格。有人来聘则应聘，无人来聘则自筹，一时或一两班，或三四班、或五六班，朝夕无定，南北奔走，竭力嘶声，振聋启瞶，总归尽心尽力，冀斯道有传而已。其间又咨余倡议成立“台湾汉学教育协会”，会集同好，广开倡导教学之路。如今，读其书，听其录音，闻其讲授者，遍及南北；得其初级授证，足以识音自习，能背诵并注音三字经、吟唱唐诗者，已愈千人。而凡出自梁师之门者，不止语文功底扎实，其文化见识亦纯正大方。吾于此见台湾汉学复归本位，本立而道生，先生之功，必不唐捐。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吾于此逆见台湾汉学再兴之日，不远矣。
烱辉先生，一介书生耳，而通身傲骨，与一世相亢，数十年如一日，且将终身不已，可不谓之奇人哉！烱辉先生，一介匹夫耳，而所思所寄，关系历史文化气运；其所作所为，影响所及，且远在当今名流政客之上，孟子所谓“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岂不奇事也哉！天下之大，有烱辉先生其人其事，是天下之可喜者也，吾得识烱辉先生其人其事，尤吾平生每自庆幸者也。三年前，梁烱辉先生受其恩师董忠司教授之勉励，考进新竹师院台语研究所攻读硕士。以宿昔之厚殖，复得诸名师之调教，学思益进。所作毕业论文，资料繁多，考察细密。间又完成闽南文音韵图，简明精至。今欲将其论文及韵图付梓流传，于今世后世河洛音韵之研究，贡献必伙，识者自能见之，固不赘言。缕述吾素所知所感于烱辉兄者，聊为其书之序；盖其人其书，于文字声韵之外，别有存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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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财贵，转载自：《王财贵65文集》第一辑《新儒家情怀》。如欲深入了解王财贵教授哲学思想与教育理论，请关注本站，或购买正版《王财贵65文集》进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