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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乃一专门之学，我全说不上研究。我今天所讲的只是本我个人的常识来谈此问题。此问题亦关系到我们对中文大学的前途及新亚书院的前途之一些观念。记得在新亚书院的前期之哲教系，因无人担任教育史，我曾滥竽充数，勉强担任此一课程。我觉得相当辛苦，为此亦看了若干中西教育史的书，自己亦得了些此方面的知识，可惜今多已忘了。只记得我当时即颇注意中国与西方教育史上之官学与私学之关系。现在先从官学与私学的这两个名词说起：所谓官学，就是由政府机关提倡之学问，或由政府主办的学校中之学问；而所谓私学，即学者自己私人在社会传道讲学，私家开门授徒，私人设立学校所成之学问。所以这个“私”字并不是“自私”之“私”。官学主要是为满足从政府观点看来所需之学，而私学则是为满足一般社会之需要，与学者个人在学术上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要求而有。从教育史上看：一方面官学与私学，是相对立，而相辅为用的；又一方面，官学与私学，又是相互转化的。从西方学术教育史上看：希腊之哲人讲学都是私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学院，亦是私人设立之学校。雅典大学是后来才设立的，但在西方教育史上无特出之地位。在中国，夏、商、周之学校初皆属于政府，用以教贵族的子弟。故从中国教育史上看，似先有官学。但从先秦诸子起，即渐有私家讲学，却又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学院式的学校。此中西之教育史，初期何以有此不同之原因，现在不拟讨论。我以下只想就中国有私学兴起后，官学与私学之相对而相互转化的情形，大体略说。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凡新兴的有朝气的学术与教育，初皆是私学。此是第一点。但私学盛行到某一阶段、某种程度时，它便要求成为官学。此是第二点。私学一旦成为官学，官府用它来考试，学术只成功名利禄之途，一门学问跟着便衰落，而其他私学再兴起。这是第三点。这三点可说是三部曲。今天我便想就中国学术教育史之几个大阶段的发展，来证明此上所说之三点。这样大家可以想想，如以新亚书院为例，以前为私学，现在成为政府的中文大学之一员，也慢慢地成为官学；是否亦会走到上述之第三阶段，并如何避免走到第三阶段之终局的危机。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即使中文大学或新亚书院在形式上虽是官学，而仍当继续保有原初之私学的精神。以下再稍详一说，希望大家指教。
从中国之学术教育史上看，我方才已说，初是私家讲学。但先秦诸子之学是怎样起来的？《淮南子》说是起于救时之弊，即皆应社会需要而起之私学。但《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学，起于王官，则重私学由官学来。二说孰是？实则诸子之学之沿王官之学而生，亦不碍诸子之学皆是私人讲学，乃初在社会存在。孔子便明是周游列国，私人讲学。后来墨子、孟子，他们也是如孔子一样周游列国，私家讲学。但当时亦自有官学。兼论当时官学与私学并存的文章，是《庄子·天下》篇。《庄子·天下》篇分道术或学术为三支：其第一支学术是“明在数度者”，他说此支之学问“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百官以此相齿……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即说此支之学，以政府之名位法制之参稽考核为本。但他说之第二支之学术，为邹鲁之士所讲之诗书礼乐者，可说这一类学是上层社会的士大夫讲的，即已不一定是官学。至于第三支之百家之学，所谓“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便全都是私学。《庄子·天下》篇又说第一支之官学，属旧法世传之史。只看此一旧字，便知其属衰退之学术。只有第二第三支之学术，才是当时学术的重心，亦代表当时学术的朝气。这就证明我上所说之第一点，即私家之学总是新兴的，政府之官学，总是落后一步的。
但是我们亦可由先秦私学之发展的情形来证明上说之第二点，即私学兴起以后，总要求成为官学。这种现象，亦似是必然的。因私家讲学的动机，亦原是想影响到社会；但要想影响到整个社会，又恒须要通过政府。所以，当时之儒家也好，墨家也好，他们都想他们的学问能说服时君世主，而影响到政治，由政府来提倡。比较来说，只有道家人物不大去求说服当时君主。但道家亦有应帝王之道。汉初之黄老之学，亦影响政治。不过，在先秦来说，则法家之学者，如商鞅、李斯，能获得政府及人君之重用；而法家之学，也是中国最早成为官学的。秦不许人民私藏诗书百家语，要学者以吏为师，即只许有官学，不许社会有私学。其实法家之学，最初亦是私学，但他成为官学以后，却要禁止其他之私学，以杜塞智慧。然而社会人民的智慧，却不容许此一锢蔽。于是秦政制与法家之学，虽延至汉代，却再不能有商鞅、李斯的声威。汉代思想之主流，已不能说是法家了。
汉朝初年，有人讲黄老，有人讲纵横，亦有人讲儒家，这又代表我上所说第一段的学术朝气。然而这些私学起来，同时亦要求成为官学。此各家学者亦都有对政治之影响力。儒家之董仲舒，由政府之采纳了他的建议，而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员等，则影响到当时整个教育制度，最为凸出。民国以来，许多人说因董仲舒之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故后来之中国学术教育便不进步。此却说得太远，亦不合事实。实际上董仲舒之理论，被采纳到何种程度，这事实情是很难说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孔子，是何义？都要考察。实际上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并非禁止百家之学在社会流行，如西方中古宗教徒之压制异端之学术；亦不是如秦之焚书坑儒的办法，来压制百家之学。这只是说要政府依孔子之仁义之道来行政，不要以黄老杂霸之术来行政。此只是要孔子之学成官学，而并非要废私学。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只看看柳翼谋、钱宾四、徐复观、牟宗三几位先生论及董仲舒的文章，便知董仲舒之抱负何在；不要闭眼瞎说，将以后中国学术之不进步，皆归罪董仲舒。实际上中国以后之学术亦非无进步。一学术要求影响政治成官学，乃我上说之学术发展之第二阶段必不能免之事。只要成官学以后，不制裁社会流行之私学，便已很好。但虽如此，汉代儒学成为官学之后，许多经学家想争立博士官，儒学成利禄之途，亦即儒学衰落之始。在汉代真正代表儒学之生气的，亦恒不是附和政府所提倡之学的。如西汉之今文经学之博士官比较多，而西汉之末之有朝气之学者，如刘向、刘歆、桓谭、扬雄等，便皆反此今文学之潮流。但刘向、刘歆讲古文《周礼》《左传》，助王莽建新朝，其学又成官学。到东汉末期之马融、郑玄之私家讲学，却盛极一时，而倾向于融通今古文经学。当然人可说汉末之郑玄、王肃等，都破坏了以前经学之家法，但却不能不说他们之在汉末是代表生根于社会之私学。
汉朝讲经学，魏晋讲玄学。玄学究竟怎样起来？章太炎说玄学亦原于郑玄、王肃之经学之义理。王弼、何晏亦是经学家。但玄学之所以为玄学，自别有一番精神，其与清谈之关系，更密于其与汉代经学之关系。清谈是社会上之贵族子弟的事。谈名理、谈艺术文学、谈人物之风度，都不由政府提倡。而清谈与玄学，皆代表一时代之新风气、新学问。当时之王侯将相谈玄学，亦是以私人资格谈。玄学初不是官学而是私学。然而到南朝的刘宋政府设立文学玄学之馆，要使玄学成官学时，却已届玄学衰落之时。这亦证明一学术之衰与其成为官学，总是同时。
再下面跟着谈继玄学而兴之佛学。佛学由印度来，却原是印度之私学。印度之官学是婆罗门教，属于兼主政之婆罗门阶级；而佛学则为社会之各阶级人士讲的，即初生根于社会的私学。然佛学亦曾为阿育王所提倡成官学。然成官学之佛学，由阿育王朝衰，仍只能在社会存在。在印度，佛学不能与婆罗门教竞争，便向外发展，而佛学流入中国，以至东南亚诸国。此亦如基督教之不为祭政合一之犹太人所容，而传教世界。此可见不得志于政治之宗教学术之活力与动力，亦见私学之活力与动力，大于官学。佛学到了中国以后，最初也是少数私人讲，但到了南北朝时，许多君主要找和尚帮他们贡献政治上问题的意见。如石勒之对道安，姚兴之对鸠摩罗什，都曾希望这些和尚佐政。和尚亦未尝不想凭其在政治上的地位来传教。由此而和尚与和尚之间，亦同会为争政治上的地位而斗争。譬如当时华严宗佛陀跋陀罗一派，便被鸠摩罗什下面的人排斥南下。后来和尚之封为国师，皆不免带官学意味。如禅宗之北宗之神秀，他便是为国师的。南宗的慧能则没有被封，便只是私学。他的学生神会，为他争取禅宗法统，至于“不惜身命”。现存《六祖坛经》中，亦说有人要杀慧能，可见慧能亦有成国师的可能。但据《坛经》，慧能弃了衣钵。这个衣钵原是代表一个社会政治上所承认的法统。今弃了此衣钵相传之制度，从此而每一大德法师，皆可自己各人传授学生。结果：宋明以后，南宗之力量却遍满天下；而北宗的神秀虽被封为国师，他的学问之传，却反而不盛。至于清以后禅宗之衰，我以为雍正皇帝自己讲禅，而灭除法藏法嗣，正可能是一大关键。这一切同证明连佛学亦是在成官学时即衰，而私家传授则盛之一真理。
再下面我们说宋明的儒学之发展的情形，亦不在例外。宋明儒是怎样起来的？当然在宋朝也有国家公立的学校和私立的学校。书院原于唐，也有政府的和私人的。如范仲淹受学戚同文之书院，初是私立，后改为公立。据《宋元学案》，开宋学先河之三先生，都是私人讲学。书院纵然是公立的，但去讲学的人，则还多是以私家讲学的态度来讲。如范仲淹聘胡安定在苏湖讲学，乃由胡安定自定学规。至于孙明复、石介所在之泰山书院，则全为私立。《宋元学案》不以范仲淹、欧阳修等曾作大官的人为首，而以私人讲学之三先生为首，亦如《明儒学案》之以私人讲学之吴康斋为首，同是认定只有私学，才能开一代之学风。宋代之王安石，是一大学者大政治家，但他要手订《三经新义》来考试，却使后人更不看其《三经新义》。二程从游的周濂溪，无异一隐者。程朱之学在当时皆曾被禁为伪学，却能师弟相传，直至宋亡之殉国之文天祥等，还是接其余风。然到明代永乐以后，编宋儒之书成《性理大全》，订为考试必读，程朱之学亦即衰了。明代王阳明虽曾为大官，但其学问之成，却在其贬谪之时，其讲学亦只是以私人资格讲学。王阳明之学，后来传满天下，都是通过书院讲学与讲会的方式，而明末有许多学会起来，三教九流都可参加。然清代君主插手要对书院学校，加以管理，而宋明理学之精神亦衰了。
清朝初年，尚承明代学风。如李二曲、颜习斋，他们都是私人资格讲学。但在政府方面，仍专以程朱之学来考试。乾隆并将书院之师，皆定出官品，将老师官僚化，书院精神从此更衰退。但清朝之考试，虽是考程朱，而社会上之学者，却倾向于讲与时文之考试无干之所谓汉学。清末阮芸台办学海堂，黄体芳办南菁书院，朱一新办广雅书院，都重在提倡朴学，阮芸台称之为实学，皆不是讲政府考试所考的学问。提倡这些学问的人，虽可以是做大官的，如阮芸台，然他们不是以政府考试作标准，而是提倡社会所崇尚之学问，仍然是重私学。故他们在教育史上皆有一席之地位。
民国初年袁世凯，亦要以政府之力来提倡孔教，亲自祭天，却反使孔子倒霉。打倒孔家店之思想，正是由打倒袁世凯之帝政之思想转变而成。可见一成官学，即孔子亦被厌恶。民国以来，一般学术的教育，表面看起来，好像国立大学占的地位很高，但我们真正看一看，亦不尽然。譬如说北京大学对后来之学术教育影响很大。但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发生影响力，却赖其中之教授私人所办的杂志，如《新青年》《新潮》等对广大社会的影响。此外，在南方如东南大学，也是国立的，而其中之先生们所办的杂志如《学衡》等，也是私人资格来办的。然而这些人之办杂志与讲学，后来也是希望在政府方面发生作用。譬如北京大学这批人，后来便变成了中央研究院一些创办人，却莫有早期的活力了。而三民主义******若作学术思想看，皆在未实现为政治力量时，有朝气，到成为官方之教条时，即失去生气与活力。******照我看民国十五、六年左右，倒还有些著述，有学术意义；然现在全成为官府的学问，即全无学术教育的意义了。但通数千年之中国教育学术史看来，则官学衰时，总有私学继起，以振衰起敝，这即中国之教育学术史之生机所在。
上面我走马看花的从先秦说到现在。今我们再说一下我最初所说的三部曲，即一切学问之兴起，最初都是私人在社会中所讲之私学，以代表学术教育之生机。然而私学盛到一阶段，又恒转化为政府的官学，此即见私学总是有活力，官学只能跟着私学走。然而在一学问成官学后，却又归于衰落，必待于新兴之私学之继起。此又是什么道理？我们可以说，此乃由于学术教育一由政府管理、提倡、统制，便必归于求齐一化、形式化、机械化，而失去活力。亦可说由一学术成官学，便同时成功名利禄之途，而讲学的人，亦非真心诚意的讲学。又可说政府所能注意到的学术，只是合政府之现实需要的。真正的学者与教育家，更知对全社会之历史文化之过去未来负责。故只以政府所需要之学术教育为学术教育之标准，必失去教育学术之理想性。故学术教育必须有由私人在社会提倡传播者，才能有活力有朝气，私学必当为官学之领导，而当其化为官学后，即恒趋于衰落。
由此我更说到现在的新亚书院或中文大学的教育。此是由大说到小。在教育史看，新亚书院或中文大学太渺小了，尚占不了地位。但因切近眼前，故亦须一说。新亚书院或中文大学，若作为现代之大学教育来看，其形式兼是西方式的。西方式的大学，始于中世纪，初连于教会。教会初是生根于社会，故近代大学亦可说初生根于社会。近代初期大学中，教会权威极大，恒代表大学之官方。新的哲学、科学思想之兴起，皆恒受代表官方之教会之压力。新哲学、科学思想之兴起，亦多先在社会上号召，然后在大学中讲述，此亦是由私学开始。欧洲之大学，以近代国家主义之兴起，而多改为国立，渐成官学，但仍尊重由社会兴起之学术思想。只法西斯时代之德国、意大利与苏俄之大学，由政府控制，全成官学。此为西方现代教育史中之逆流。英美之大学，则自始多保持私立。然在近数十年，以大学费用增加，私立大学之经济困难，故英国之大学需要政府补贴；美国州政府之大学，亦次第兴起，凌驾私立大学。很多人说此是西方大学教育之一危机。至于以殖民地之大学言，则初皆由政府发动领导，并以行政长官为大学校长，即见其基本形态是官学。如香港之香港大学，亦初不在例外。唯有中文大学之兴起，则先由有社会人士所办之三间书院之存在，而香港政府即加以承认。此原有类于尊重私学之西方传统教育精神，亦合于中国传统教育史中私学恒化为官学之常轨。但对英国殖民地之教育史言，则为破例。然此三间书院由私学成官学，却又初无中国传统学者之以教育与学术影响政治之抱负，而只是由三间书院之感经济上之困难，而后合成一大学，求获得政府之帮助。故与政府间初并无真实的文化理想之联系，只是彼此相需要，而以利合。由此而若干人，亦可尽量求纳此大学入殖民地之官学之常例，而使之失去其原初生根于社会之私学精神，而化之为纯官学。然私学化为官学，则教育失其活力，而只求“齐一化”“机械化”“形式化”，而更趋于“功名利禄化”“现实化”，而失去教育之理想性，则其必然之结果。我们只要稍具教育史学术史上之常识，便知此中之理有必至，势有必然。若要求免于此必然之势，只有大家多少有些学术教育史上之知识，真正认识“教育必生根于社会”，“必尊重私学精神，学术教育乃有活力”，并重新回顾三间学院之原始精神，原是生根于社会，其原初创办之活力是三间学院之灵魂，更加以发扬光大；然后此三间书院合成之中文大学，有其真正的前途，不致蹈中西教育史上一切私学化为官学的覆辙。
（一九七一年三月《新亚生活双周刊》第十三卷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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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