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先生：只讲高明的部分，就反而不高明了——儒释道三家综论（一）

目录

一、儒释道三家综论（一）（本章）

二、儒释道三家综论（二）

时间：1998年12月17日

地点：台北师大“佛性与般若”读书会

问：就儒释道三家而言，同样有其成圣成佛的根据和工夫境界，为何佛家特别有“常”、“非常”、“非非常”之分？

季谦先生（王财贵教授）：不管任何学问，如果没有两层——超越层与现实层——区分的话，就不足以成大家。不仅佛家，儒家、道家也都看得很准，甚至是西方的基督教以及柏拉图以至康德一脉的大哲学家都看得很准，他们都有两层区分。所以有“常”“非常”乃至于“非非常”的区分，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特别见解。那是一个共法，牟宗三先生所谓“哲学的基本模型”。也就是说，如果将两层区分弄清楚了，要说常，大家都可以说常，要说无常，统统可以承认无常。不能因为只看到佛家有“常、无常、非无常”，道家有“常道、非常道”这些说法，就被它所迷惑，以为道家多么高明，佛家多么玄妙；而儒家没有这些颠来倒去的话头，就认为儒家粗浅。但为什么佛家一定在讲了“常”以后，急着把“常”去掉，说个“非常”？而在“非常“之后，又立即接着说“非非常”？“常”是真理，“常”既然是真理，为什么要无掉非掉？本来，就客观说客观，就超越说超越，真理就只是一个“常”。后来又说的“非常”，是套在人生的现实习性上不得已而说的。因为人是现实的存在，有其一定的思考习性。我们如果把这个超越的“常”还用现实的思议方式来思考时，就不能真达到“常”的境界，反而与“真常”相反了，所以要马上说个“非常”；但，若还是用现实的思议方式去把握“非常”，则还是错，所以马上要再说个“非非常”，乃至于一直非下去。所以，所有的“非”，无非是要把你现实思议中不恰当不如理的想法打掉的意思。老子一开口说“道可道，非常道”，也是这个意思，但老子简捷一些，只非一次就够了，不像佛教那么啰嗦。就着佛学来说，所谓“佛”或“佛性”，当然不能用思议的方式来把握，它既不可说“常”，更不可说“无常”。它是超越的、无限的。既然是超越而无限的，我们就不能用有限的现实的思议的方式去思考它，去议论它。所以你不可以说它是“常”。当然，客观地说，它本来是“常”的，只是你不能用你思议的方式去理解它，而说它是“常”，因为你用思考认定用语言说出的“常”，已经不是“真常”。所以，当佛与佛心心相印的时候，他们可以认定这个“常”，但他们了然于这种认定，是一种不能用现实语言表达的一种“体悟”，他不再用现实的心态来思议这个“常”，他们只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而凡人的心灵落在现实的拘拌中，是“有限制”的。当我们“想”它、“说”它是“常”时，它就被你现实的心框住了，因为你现实的心是达不到那里的。于是，你一“想”一“说”，就错！所以，你不可以随便去想有关“佛”的事，不可以随便说有关“佛”的话。你任说一句，都是在谤佛，因为你所想所说都是错的，佛不是你想像的那样，这叫做“不可思议”——不可思想，不可言说。同理，你也不可以去“想”什么是般若、什么是涅槃等等，因为你所想的般若一定错。当般若不是以你现实的方式来了解时，才可能是真正的般若，所谓“般若非般若，是之谓般若”。而“常”是“不思议常”，不是思议中的“常”，因其不可说，而说它是“非常”。这样说的“非常”，其意思是消极的，即，不可以思议的方式而说“常”，重点在“非”，是遮义。但“非常”也可以解释成积极的意思，即，它是“非思议”说它是客观的而且是极真实的“常”，只不过不能用思的方式去接近罢了，重点在“常”，是表义。一个词语可以作面了解，譬如佛教说“万法皆空”，不仅现实一切存在的本性是空，就是连对“般若”、“涅槃”与“佛”的想头也是空。总之，凡是你心中所思、所念、所议通通都是空，所以空本是消极的词语，但它也可以有积极的意思，故也可以说“万法以空为性”。

儒家没有像佛家和道家对思考和语言的限制作太多的反省。儒家说的良知，虽然是“常”，但你也不能随说它就是“常”，因为假如你用思考的方式来说它是常，就错。不过，假如你以体贴的方式体贴出它的常，就对。所以，良知不是你思考中的东西，也不是你嘴巴说的算，但却是心中另一层次的“真实”。这个“常”也是以非思议的方式来体贴的，你用思考的方式，用知识的态度去把握它，它就没有了。所以“非常”才是“真常”。王阳明曾引佛家的话说“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在儒家看来，“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可能比较容易了解，而“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就和儒家的习惯思维有差距了。当年大弟子如钱绪山都不能懂，只有王龙溪一听就懂。王龙溪说“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从本体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从工夫说本体”。了解本体与工夫的两层说法，就知道，儒家不只讲“有心”是实，儒家也说“无心”才是实呀！从本体上说，“良知”原是“常道”，是“有”是“实”。但这常道，必须在“无有作好，无有作恶”的态度下，才能如如地显发出来，这不也是个“非常”吗？所以“无“反而才是真正的“有”；真正的“实”，有意为善反而就不是善，不是真善。不真，不就是虚幻了吗？这是在工夫上说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所以儒家哪里只可以说“常”呢？因为自孔子以来不爱说那些颠来倒去的话，到了宋明儒，尤其到了王阳明、王龙溪才渐渐不得已说说这种话，大家就误以为是“禅”了。其实哪里是禅？佛教和道家喜欢从境界上出精采，本来儒家也有这层境界，只是儒家是踏踏实实从这里——当下的良知实感——讲起，不喜欢从境界上以空翻空。一般人看到儒家老实，常会以为，儒家只能讲实有，代表还在执着的境界中，不够高明。所以阳明和龙溪才要提醒，如果用实有的执着的心来行人生的道，不论此道是儒是佛，是高是低，只要心有执着，一切就都是幻，是假的。因此，不是儒家没有“非常”“非非常”的道理。假如没有这层道理，它就不是成熟的哲学，它就不足以成大教，因为它的境界上不去。在两层区分上儒释道都是一样的，只是多说与少说而已。

儒家与佛家的分别，不在“非常、非非常”这个地方。但某个角度说，也可以说正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之所以对“非常、非非常”多说与少说，正是因为立教的起脚点不同，所以教导的言辞也有不同的氛围。立教的起脚点不同，是决定儒佛不同的最大关键，当然也是所有哲学与教导不同的最关键。佛教立教是从人生的现实反省起的，尤其从现实中最容易恐动人的生老病死开始，感受到人生的无常，扩而大之，感到世界的无常。顺着这通体的无常去深思，追索其根源，最后悟出：生命的无常，来自于心灵的无常。因此佛教的第一要义“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行”就是动念、思考。众生的动思考，通通都从无明而生，都是无常的。佛先说“缘无明，行”，然后说“缘行，识；缘识，名色……”等等。万法是从众生的心行带出来的，当我们知道众生“诸行”是“无常”的时候，马上就应同时发现诸法”也是“无我”的。修行之道，就在于你能发现你的诸行是无常的，而能静定下来，不在无常中起波浪，则诸法的定相马上消除，而诸法的“无我相”就是诸法的“真相”。在主观的心行能体贴到静定，对客观的存在能观照是无我，这时候的生命就归于绝对的寂静，这样的生命境界叫做“涅槃”。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佛教的“三法印”。什么叫“法印”？法者，道理、教义；印者，印证、符合，就像印章印在软泥上，泥上的痕迹，与印章上的刻纹相应和，完全吻合。所以要看你对佛法把握得透彻不透彻，就拿这三个原则来做印证。你的心还执着于常，不是佛法；你还以为万法有其实在性，不是佛法；你的心没有归于完全寂静，不是佛法：这叫三法印。

从这三法印可以看出：佛家是从现实人生开始说起的，现实人生是无明的、染污的、烦恼的，所以要来个翻转，说无常、无我，以回归真实，叫做“解脱”解开无明虚妄，让生命从染污烦恼中挣脱出来。无明烦恼在我们的生命中，其根源是无限深远的，其内容无穷无尽的，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真正完全解除。譬如我们的思考，不仅恶的念头不能有，连善的念头都不能有，甚至对于最高真理的欣喜向往也不能有。有禅师说“我若一见佛，就打杀给狗子吃”，因为心中一有佛的观念，就不能成佛。所以说“般若非般若，是之谓般若”，也可以说“证悟非证悟，是之谓证悟”。佛家既然从人生的现实面讲起，而这一面就是我们的无明面、堕落面，要一直超脱，也就是要一直要“非”下去，一直超，超到无穷的地步，所以有“想、非想、非非想”，当然还可以有“非非非想”，这是佛教的起缘——人生是苦，解脱为尚。我们可以说，对于人生现实面的反省，做超脱的工夫这一面，佛家讲的最为透彻了；说“非”，说“非非”，是理有必然，势有必至的。

道家和佛家对生命的了解，有其相似处，但道家对人生的反省，不像佛家从现实生命的病痛和世界存在的无常开始。道家直接从心理上的毛病说起，这心理上的毛病起先还没关联到万物。既然起教处有些微的不同，于是立教的气息和内容就有了些微的不同。释迦牟尼佛当年立教，是先看到生老病死的苦，而不是先看到心里的执着！他是先看生老病死这些现象，最后才反省到心上来，证立“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而佛。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诸法是否无常，而是我内在的心识是否在无明的起伏中。我这里一有生灭的执着，外在就有生灭的法相，所以不是外在的生灭世界出毛病，原来是我这里的无明出毛病。这样，由外在的烦恼，回头过来反省到自己的心理，这是佛家建立的因缘。因为佛家有这样的因缘，释迦牟尼佛以及诸佛菩萨，就用这个方式教导你，因为这是他亲身的体验。作为一个大师都是非常亲切的，都是非常实在的。他自己怎么走怎么证，就叫你跟着他走。所以你听佛法，你去信佛，你去学佛，你一定要深深感受到诸法无我的生灭之苦，对人生的苦不能有切身的体会，你是不能坚信实修的。所以一个人的现实感愈强，对现实的变化愈不安，你就愈有佛缘，佛家就说这个人有“慧根”。但道家最先反省的不是外在事物为什么变化无常，而是我的心为什么会这样固执、矜持、不顺畅、不自然？有这样多的追求，我们在追求什么？最后的答案是：人心“有执、有为”，有执有为造成人心的纷乱，人心的纷乱造成社会的不安，导致民生的痛苦。所以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举例说如果社会都“尚贤”，百姓就会有“争”；大家都以难得之货为可贵，就有人会“为盗”；如果用美好的东西激起人的欲望，社会就会扰乱不安。所以老子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甚至老子认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心灵的趋向、心灵的追求，不管美丑善恶，都全部要打掉。因为你一有追求，你的人就有一个向度；有一个向度，就违离了天地的自然，也违离了人生的常道。因为天地之道是没有向度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本来是无有向度不可名状的，是天地之始，姑且称之为“无”。这“无”一发动，就有一个一个的向度，称之为“有”。因为道本是无向度的，所以所发的向度可以无限无量，所以依据于“无”的“有”，才能成为“万物之母”。但就人心而言，因为人是有限的存在，所以人的心一发动，有了一个向度，就不能同时有其他的向度了。所以人生一有了一个可能，当下就丧失了许多的可能，于是你人生就脱离了道，所以你要随时从“有”的心态回归于“无”，保持其随时是有，随时是无，才可以随时是无，随时是有。一定要以无为本，站在无的根基上，才能拥有一切的有，叫做“无为而无不为”。你如果执着于有，不能无为，反而不能全有。譬如，你参加了一个党；就不能参加另一个党。但如果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党，你就随时可以参加任何一个党，这叫无为而无不为。所以凡是参加某某党参加某某派的，照老子看，其人生就已经去掉了一大半了，是无道的人生。不过，如果坚持我是无党籍，这样也是一种执着，因为无党籍也是一个主张，孟子说“执中，犹执一也”，所以连无党籍也不坚持，这时候你才随时可以是无党，随时可以是任何一个党，这样才能保住一切的主张。从拘束中解放出来，这样叫做自然，叫做逍遥。自然与逍遥，就是“有道”；“有道”，类似佛教的解脱。

比照佛家的学问，道家的学问显得比较单纯、简捷，因为道家是直接是从“心法”反省起的，所以只要一翻就好，一翻就到。而佛家是从“世法”反省起的，所以要一翻再翻，生怕翻不上去。虽然佛家从外面反省起，但终归要回到心上来，这样一绕两绕，它的教法就迂曲了，而因为迂曲，它的内容就丰富了。举例来说，西方人从希腊开始，眼睛就习惯向外看，注重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这与佛教的兴起有其相似处，所以佛教的教理中，也有类似西方的知识论的内容。只是佛教毕竟是生命的学问，所以佛教不停留在知识论上，而开出了智慧；西方的希腊传统，死于世间法，开不出生命之路。西方的生命之路在其宗教，不在其科学，甚至不在其哲学。西方的哲学一直不能摆脱知识论型范的笼罩，这是其致命的要害，所以一直没有通的哲学。道家就很干净，纯是哲学，直捷通透高明，它几乎没知识论的影子。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道家无意于知识，根本开不出知识论。它反而要“虚其心，实其腹”，要做“致虚极，守静笃”的工夫，以期在“万物并作”中，达到“吾以观复”的境界。因为首先感受到自己心中的扰动不安，所以要“致虚守静”。由于这里的心一虚静，便同时观照到万物的“各复归其根”，于是万物都收进来与心同在。这种由心到物的进路，跟佛教的由物到心的进路是有明显的不同的。既然两家对人生的困难和对世界的观法的领会有不一样的进路，其对于人生的教导就会有不一样的路数。当然，两家最后的境界可以相通，甚至可以说是相同，因为都悟到超越的境界。譬如佛家说“当我这边主观的心没有生灭起伏，无住无着无念时，外在客观无常的万法就无自性了，就空了”。在道家，则说“当我这里主观的心致虚守静无为无执时，外在客观并作的万物，就在我眼前归根复命了。我看到的都是道，如果说它是物，则是道中的物，不是一般的物”，这也可以说是万法皆空。空是主观上既空掉心的执着，客观上的万物就泯灭了它原来因为心的执着所成的样相。空是空其执相有相，而不是让它变成什么都有。所以佛家说万法皆空，道家说吾以观复，其道理是一样的。假如不能见万法皆空，就表示还在执着的心境中，不能入道。这是共同的真理呀！不是佛教才能讲万法皆空！

但佛教所以特别强调万法皆空，以此为教，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从发现“不恰当的有”这里起教的。它对法的生灭无常，是非常在意的。它的教法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讲得特别透彻，“万法皆空”似乎变成佛教的专利。其实，这不是专利，这是真理呀！真理是共法呀！所谓大教，就是上下四方无所不贯通。道家当然是大教！道家当然见真理！只要讲一句“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只要讲了这一句话，它就足以成为大教。老子庄子之书，只要见到这个道理，就足以成为经典。见道之言是不需要很多的，要不然，世界上还有哪个教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基督教等西方宗教都讲不到这句话的高度，何况其他的学问呢？这是不得了的话头，这就是智慧！智慧是共通的，但是各教有其教路的不同，亦即引导众生的方式不同的问题，这就形成它的一个气氛，一个特色。我们如果以为只有佛家在讲万法皆空。而中国古人是万法皆有，便是一个大误解，不懂智慧之学的特质。要知道，当从超越面看现实面，一定是万法皆空，不悟到这层次，就代表还差得远，就不能开教。所以道家的学问也必须达到这个境界，而且东方哲学都肯定人可以达到这个境界。老子和庄子本人有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那是人生实证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也不可妄测，但是至少他们指引着人要走向那个境界，而那境界是真实可至的，这是无可疑的。

接着我们看儒家。大家都认为儒家是很平实的入世的，因为从孔子以来，都是就着现实的人生，而指点你如何完满现实的人生，也就是要使现实人生具有完满而无穷意义。所以儒家也是从现实的人生说起的，但是他不是从存在的物说起，从“存在物”说起的是希腊哲学，儒家是从“存在事”说起的。而佛教也是从事说起的，儒家所关切的事又与佛教所关切的有什么不同呢？儒家所关注的事是“道德事”，可以说儒家是从“德行”或“德性”而立教的。佛教不从人的德性说起，佛教从人生的“虚幻性”说起，发现人生与世界都是无常幻化。佛家天天悲悯众生为何误以虚幻为真实，以至于沉沦在虚妄的苦海中，所以佛教要人从虚幻的痛苦中解脱。儒家主要不是注意这些，儒家天天问的是：我的行为为什么不能从道德而行？我为什么还不赶快成为一个君子？他不问人生的真假，不问世界存在事物的真假，他是问，自己如何处理自己的人生和人生所遭遇到的事？有没有以仁德来处理？怎么样的行动才能使人生价值化？也就是，如何以德性的心灵来润泽人生，来感通当下所面对的万事万物？这种感通润泽的能力，就叫做“仁”。儒家从这里说起，这就与古今中外所有的学问不一样了。而这种感通润泽的要求从何而生呢？是不是像佛家的要求解脱是因为厌弃人生？道家的要求逍遥是因为要化掉造作？都不是！这感通润泽的要求是本然的自然的，是从自己生命的内在而发出的，而且随时都在永远都在的，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到孟子就更亲切了，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又说“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铄我也。”孟子这些话，指点出了人性中超越的本质，或说直接以道德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儒家就以这个“人性中本具的道德性”起教，也就是从人性的光明面立教。人只要依其真性真心而行，就能够成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真心呈现的时候，你就能够润泽你现实的生命，乃至于润泽天下万事万物。由此开道德界，由此也开存在界。阳明就有这个意思，阳明说“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良知不只是道德行为的根据，良知也是万法存在的根据，所以当你良知呈现的时候，也就是当你完全诚恳，所谓精诚怛恻的当下，你的生命是无执的，无私的，无我的。因为你的起心动念所做所为都合乎天理，而你面前的万事万物，都在天理的笼罩当中，而变成是你良知感应下的万事万物，在良知感应之下的事物，就不是意念之中的事物。眼前的万事万物已经不是一般现实心中、认识心中的事物，这个物就转了一个身分，从“现象”转为“物自身”，也就是没有执着相的物，于是世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无穷的意义。从无执着这一层面说，这也符合了佛教万法皆空的本义。假如到达不了这个境界，就不能称为圣人。

佛家有很多属于境界的描述，讲了很多佛菩萨修道时一步一步的高升进阶中各有什么景况，最后把圆满境界——佛法界，无量功德，通通讲出来，成就了广大无际深远无穷的学问体系。印度人何以有此成就呢？在地理的位置上，印度位于中西之间，而他的学问，也刚好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印度的实践很类似中国，印度的思考很类似西方。所以印度人是善于思考的，善于思考就善于论说，善于著作，所以他们著作那么多，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全部都讲。儒家这方面讲得少，没有那些铺排，儒家只问你的德够不够，重点在这个地方，而儒家也比较没有理论建构的兴趣，于是一般人就误以为儒家只有现实方面的学问，没有超越的境界。好比近代就有些佛教徒说：“儒家的道德只是世间法，孔子的位阶只是儒童菩萨。”我想要问他一句：“难道在世间做，就是世间法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佛教有“世出世间”的说法？所以我们要判儒家之高下应该是看儒家能不能达到圆满境界，而不是看它是否在世间行。如果在世间时时刻刻能够把真常心直接地贯注到日常生活之中，这不是当下达到圆教的地步吗？所以我认为儒家如果有圆教，也不会是华严宗式的圆教，因为儒家不善于造作理论，造作一个把道理讲到很高境界而超离现实的理论。儒家之教是要人成圣成贤，是在眼前实实在在地就要成圣成贤，所以儒家的圆教只能是天台宗式的圆教。因为儒家的实践境界，是在日用伦常中当下即是的，不是从负面人生的超越得来的，所以不容易形成两层论法。从负面人生超转而上的是佛教，讲这种超转的理论讲得最高最全的是华严宗。华严宗的理论架构是用两个层次翻转而成的，下层是污染的，上层是清净的，然后从最高的境界上说两层是圆融的。在那境界中，清净与污染在佛的慈悲和神通中融通为一，这种理论结构是所有哲学系统中最完备最巧妙的了。而天台宗又将这两层的区隔完全化除，不立系统，系统而无系统相，理论而无理论相，则更为圆通玄妙，真是不可思议，举世无双。天台宗很接近儒家，真如而超越的世界与现实虚妄的世界本是一个世界。你一迷了，就是众生，你一悟了，当下就成佛，这样说就是圆教的教法。儒家其实第一步即走上了圆教之路，无量的仁德在哪里表现呢？就在一言一行当中表现，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表现。一表现全表现，天理俱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就是儒家的道德学——“道德的形而上学”。这样讲儒家，或许有人还要争辩。可以争辩呀！但我认为不需要争辩，也无所谓争辩，君子无所争，就是讲学商量，看看道理能不能讲得通。若道理能本来是通的，我希望我们能把儒家的道理好好讲一讲。儒家现在的处境是很差的啦！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没有人真心来面对，只有新儒家一系在艰困中维持着。但大家都还在骂：“你们新儒家那么喜欢讲理论！”不只是外教的骂，连研究中国学术的，研究儒家的都骂。你不知道理论也很重要呀！理论都建立不起来，何况去实践！所以新儒家的理论就必须讲得这么高，尤其是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的著作与讲学，上下不隔，空灵透辟，往往一两句间就调适上遂通极于道。

牟先生和唐先生善说儒家的形而上学。这种善说形上学的教法，是王阳明以来才有的气息，更远的就是先秦的中庸易传传统，后来又受佛家、道家的影响。所谓的影响，是指受他们的激发。这种形上的高致，固然也需要，但是否非讲不可呢？我们如果去问孔子，孔子或许会认为不需要。孔子曾说“天何言哉”“予欲无言”，因此，子贡才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形而上的境界，人类本来就应该是“无言”的，真正的实践是不需要讲这一套的。但我们现在讲学问，就是要求要把“天何言哉”的那部分也讲出来，因为佛教全讲了，道家也讲了不少，儒家才不得不讲。其实，讲与不讲，不是很重要，不是判教的重点。难道佛家道家讲了那么多，就表示一定更高明吗？说道家讲了一些，但比佛教还是差多了，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在这里做分析性的思考，认为境界是一下悟入道体，就是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没有那么多啰嗦。尤其道家的精神是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简捷明快。我们看禅宗，不就是在这里出精采吗？所以我常说佛教传到中国来，出了天台宗与禅宗，是受了中国学问洗礼而成就的。但天台宗和禅宗有没有因此变质，变成中国的佛教呢？没有，因为他们的起教还是世间假法，归宗还是空寂真如。凡是在这里立教的，就没有变质，就还是佛教，所以牟先生说禅宗是“教内的教外别传”。而道家本是没有基本主张的，他不跟任何系统对立，而依附在所有系统上成就所有系统，道家永远只说“不管你做什么，只问你心里有没有执着，随时没有执着就对了”。道家的学问没有起点，只有终点。道家只在别人的实践工夫将要到家的那一刻指点人放下，所以我说道家是“为大贤立法”。当大贤要转为圣人的那一关，生命要浑然一下，来个“忘”——“忘掉工夫”，即回归自然，而成圣。当然，如果真到大贤的地步，我看也不需要什么道家来费心提醒了。一般人都认为道家高明，其实，道家只是讲高明的部分；只讲高明的部分，就反而不高明了。一般人都认为佛家高明而且丰富，佛家丰富是因为它是从人生之负面起教，但教之所以为教又要人走正路，硬是要从负面转到正面来，所以必须迂迂曲曲的两面通讲，因此不得不丰富，又不得不高明。儒家是正面起教只一个欲仁仁至，一个善性扩充，就足以彻上彻下，所以显得平实易简。《易经》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简易有时不是坏事。

以上大略地综论了儒释道三家，尤其指出了这些学问的高明处。请各位想想，它们的境界是不是真的达到如此高明？如果不是那中国学问问题就大了，也就是没什么价值了，因为这是中国学问的归宗处啊。熊十力先生把学问分成“量论”和“境论”。境论就是境界论，是属于实践体证的学问，相当于西方的形上学；量论则是思量中的学问，相当于西方的知识论：这两方面是人类学问的两大宗。中国学问的特色是在境论上，知识论则是西方人讲得好，清楚明白。所以东西各有其特长，都不可忽视。不过西方学问主题在知识论，要从知识论转到形上学是有麻烦的，导致他们的知识论和形上学永远在冲突当中。如果照西方传统的学问一直走下去，将“万世不得超生”。而东方学问主题在形上学，形上学与知识论则无所谓冲突，故东方的学问则随时随处可以往下开。牟先生所谓“良知的坎陷”，开出知识论，而且能善化善用知识论。这点请大家好好认得，人类的智慧归结在这里。其实东方古来也不是完全没有知识论，像佛教就有很丰富的知识论成绩。不过佛教虽对万法有很深的探究，但其对万法认识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就知识，而是为了修行，其知识论没有像西方这样干脆，这样积极。所以佛教也出不了科学，反而说认知的心是一种执着，是染污的，所认出的知识更是不干净的，随时想要把认知的心和所认得的知识转掉。在西方则一心一意要把握我们的认知心，要成就这个世界的知识。牟宗三先生把西方的知识论称做执的“存有论”，佛家则志在化掉这个“执的存有论”，而显一个“无执的存有论”。心灵从执到无执，便使世界的样子也跟着转变从“现象”的面貌变成“物自身”。就是从人的眼光转成上帝的眼光，转成佛的眼光，来看万物，显出万物的另一面相，即万物的“如如”之相。如如之相才是真相，真相就是没有我们凡夫所看到的生、灭、常、断、一、异、来、去，没有感性知性，没有时空形式，没有十二范畴决定的相，这样的相已经没有了现实世界中普通人所见的相，叫做“无相”。《般若经》说：“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如相”，其中所谓的“无相”，是无了我们现实中的知识相，而不是说它完全没有相，它自有其“真常相”。原来的“无常”到那里就是“常”，只是这个真常相不是我们所能思考所能言说的。因为你那时候心中没有时空形式，没有十二范畴了，你致虚了，你守静了，你完全不以虚妄的成心私自造作，完全以至诚的良知去感应，就好像脱掉了有色的眼镜去看世界，这时候世界万物的样子当然都会随之而改。因为从主体方面说，已经去除了遍计执，从客体方面说，它不以时空的形式十二范畴的面貌出现，所以没有现在这个相，整个世界的真实样相就在你纯净的心灵面前呈现出来了。说真如，真如就是如此；说逍遥，这时自己与万物都逍遥；说天道，天道就在这里。所以你所看到的既是物，又同时是道，所谓目击而道存。东方学问主要是讲这个层次的学问，而对于现实世界的学问没有给予正视，用佛教的词语说，就是只重“真谛”而轻忽“俗谛”。谛者，真理。俗谛即是现实中的真理，科学就是俗谛。牟先生常讲，只要是人，就不能脱离现实的生活；俗谛也是谛，也要重视。但是你不要被俗谛牵引而去，孟子所谓“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物交物，你真实的生命，最有意义的人生价值就出不来。刚才说西方人万世不得超升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的学问都从执着而来，一执就执出很多逻辑数学科学道理出来，而这道理在俗中很有用，因为我们凡夫就是俗世的存在，俗谛对我们的现实生命有用，对我们的肉体有用，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用，所以他们以执着为伟大，两千余年来尽心力而为之。但是站在修道者的立场来看，这一切从内到外，都是假的，这都是不干净的，这都是可以去除的，都是应该超脱的。

但当对生命有了这样的认知，而想要从尘俗中超拔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现实的生命，交到那里去，就便成了一个麻烦了。人总要活着嘛，要吃饭嘛！你总要面对人生很多的困扰嘛！在这里，你不能说，我一切都不管，只要关起门来打坐修行就可以了，那是所谓的“小乘”。小乘是暂时的休息，生命是不能永远逃避在世界之外关起门来自我清净的，那是自我欺骗而已。你要接触世界，你就要开菩萨道，菩萨道就要有科学。不过，菩萨道中的科学，并不等同于西方科学家眼中的科学。在菩萨的心里，是完全了然科学的真正用途，并且明明知道在将来的某一刻，科学是要被去掉的。当有这样的心灵时，科学归智慧所用，科学才不会出毛病。所以，东方学问与西方学问一定要会合的；不会合的话，恐怕人类会自我毁灭，科学就是世界的大不幸。

而我认为会合东西学问的责任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人容易同时了解两面。中国人既开创儒家道家了，在历史中又吸收了佛家。东方三教的学问是比较空灵的，要让西方来了解东方是有相当难度的。而西方的学问几乎只是现实的学，现实的学问总是比较好了解的，因为它是逻辑的，一五一十按部就班的。因此，宁可我们东方人去了解西方，等两种学问综合好了以后，再教给西方人。凭空要叫西方人综合两面，是不太易的。不过我们不能说西方人没有智慧，我们也看到有不少个的西方人是很用功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西方人可以承担融会中西的能力，但是要整个民族去做这个事，我认为还是要靠中华民族。可惜，近一百年来的中华民族忘了自己的本分，把自己儒释道三家全部打倒了，他一心一意想要跟着西方走。你看这种罪过，真是罄竹难书！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犯了滔天之罪，很可恶的！到现在，我们年轻人还不觉醒，这套学问怎么承下来，怎么发扬开来，怎么传下去呢？所以年轻人要立志！常听人说“人生不满百，何必常怀千岁忧。中华民族的文化断送了，管他的！世界毁灭就毁灭，反正又不只有我一个，关我什么事！”这不是潇洒这叫做无志！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但有终身之忧的人，却“无一朝之患”，他反而不会患得患失，反而是一个悦乐自得的人。因为一个人有了对人性、对天地、对家国天下的忧，可见他的心量是无限开阔的，他的生命与天地共同起伏，其中就有无量的道福，所以没有了“一朝之患”！有人逃避他该有的终身之忧，他以为没有这种忧，会比较快乐。其实没了这种忧，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他永远不能得到心灵高度的悦乐。所以人必须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才知道什么叫做天地之乐永恒之乐！古人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当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与众生与天地同在，这种心境是纯净无杂的，所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所以这时候生命是满怀的乐，而不是忧。但它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忧，是无穷的忧。满怀之乐即是无穷之忧，无穷之忧即是满怀之乐，这样的学问，必须要讲，而且要常常讲。但是，听了以后能够当下警醒的并不多。能够当下警醒而能立即付诸实践的，更少！百千万人里面没有一个，真是可叹！所以我常讲着讲着，未免就感叹一番。但还是要讲，虽然明知每一次讲都没有效果，仍要常讲，不可停止讲，仍要继续讲。古人说“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起向高楼撞晓钟，不信人间耳尽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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