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仁厚：中国人品之美

知人论世，素为古人所重视。而中国学问也本长于“知人”，而不太讲求“知物”。西方的学问正好相反，他们是长于“知物”，而在“知人”方面，就显得很粗糙，甚至不免浅陋(只着重性格和心理的分析，而忽视人品，陋于知人心)。为了表示不忘本，我愿意谈谈“中国人品之美”。这是一个大题目，今天只能顺着历史的线索，分为七段，简单的讲一讲。

一、从汉书古今人表说起

班固的《汉书》，列了一个“古今人表”，把上自伏羲，下至项羽的历史人物，排列为上中下三级，三级又各分为上中下，一共是三级九等，兹择要列述如下:

（1）上上者为“圣人”——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

（2）上中者为“仁人”——如伊尹、武丁、傅说、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姜尚、管仲、子产、吴季子、颜回、子思、孟子、荀子、屈原、鲁仲连等。

（3）上下者为“智人”——如仓颉、鲍叔牙、百里奚、孙叔敖、子贡、子路、子游、子夏、曾子、子张、范蠡、段干木、田子方、乐毅等。

（4）中上者——如晋文公、赵盾、叔孙豹、伍子胥、越王勾践、老子、墨子、商鞅、韩非等。

（5）中中者——如齐桓公、师旷、申包胥、邹衍、孟尝君、宋玉、吕不韦、荆轲等。

（6）中下者——如吴起、梁惠王、齐宣王、申不害、庄子、惠施、公孙龙、秦始皇、李斯、项羽等。

（7）下上者——如齐景公、鲁哀公、孔文子、楚怀王、专诸等。

（8）下中者——如丹朱、夏桀、郑庄公、公叔段、晋献公、叔孙武叔、互乡童子等。

（9）下下者——如象、商均、后羿、商纣、周幽王、吴王夫差、赵高等。

这一种排列，有些地方也许会有见仁见智的参差。譬如老子列为中上，属于第四等，庄子列为中下，属于第六等，现代的人大概不服气。因为现代人一般都欠缺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没有承担道义、承担责任的精神，总想把肩膀上的担子卸下来，好让自己逍遥自在；所以怕讲儒家的学问，而喜欢老庄。老子庄子当然有智慧（但喜欢老庄的人却未必有智慧），如果有人提议把老庄提升到第三等“智人”，我将站在哲学系的立场表示同意。但是像唐玄宗和宋徽宗，因为自己信奉道教，就窜改汉书古今人表，把老子从第四等升为第一等的“圣人”，这种做法，我是不赞成的。不但我不赞成，当时的唐朝人宋朝人也不赞成。所以尽管唐玄宗和宋徽宗官定的汉书古今人表把老子改为上上，但民间的汉书版本，仍然维持班固的本子，老子是中上，第四等。（诸位如果查汉书古今人表，看到老子列在中上一栏，那就是班固的真本；如果老子列为上上，那就只是两个道教皇帝窜改的本子，并不能代表天下的公意。）

我之所以首先介绍汉书古今人表，是因为这种排列，并不只是班固一个人的见解，而是代表汉朝人衡量人物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是以中国传统的“知人之学”作根据，而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东汉以后，有关人物的评价和人品的欣赏，虽然出现一些新的观念，但这三级九等的架构，以及那些重要人物的等第，并没有基本上的改变。

二、圣贤与英雄——理性原则与生命原则

东汉末年，刘劭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人物志》。这本书最中心的观念是“才性”。大家都知道，从先秦开始，中国的人性论是集中在善恶的问题上，这是道德的观点。从道德上的善恶观念来讨论人性，目的是为了道德实践，使人成为圣贤。而《人物志》则不采取道德的观点，所以不讨论人性善恶的问题，而是从才性生命来看人。从“才性”看人，可以开出美学原理和艺术境界。但《人物志》讲才性的目的，是为了要知人、用人，这是一种实用的目的。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基于这实用的目的而形成的一套用人的制度。

《人物志》的论述，自成系统，是一个品鉴才性的系统。诸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这本书，或者读牟宗三先生的《才性与玄理》，书中第二章就是专讲《人物志》的。现在我只提出其中的一个观念，就是“英雄”这个观念，拿来和“圣贤”相对照。圣贤是德性人格，不是才性人格的名目。以才性的观点论圣人，是不恰当的。因为圣贤的根基，在超越而普遍的理性（而且是道德理性），而并不在于才质或天资。圣贤当然也有天资才性之美，但他的天资才性所呈现的姿态，却在“成德之学”中为德性所润泽、所超化。所以我们说到圣贤的时候，只说圣人之德、圣贤气象，而没有人说圣人的风姿或神采。风姿神采乃是原始生命的表现，并不是人格价值的观念。

顺才性看人，虽然不足以论圣贤，但用来论“英雄”，却非常恰当而相应。《人物志》英雄篇有二句话：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在先秦典籍里面，并没有“英雄”这个观念。到东汉末年开启品题人物的风气，许劭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曹操自己也和刘备煮酒论英雄。到《人物志》更正式提出“英雄”这个观念，而且写成一篇专论文章。里面举张良、韩信、项羽、刘邦四人为例证。说张良是英而不雄，韩信是雄而不英，项羽、刘邦是既英且雄，但项羽“英分少”，所以刘邦才真正是“英雄”这一格的典型。平常读历史，觉得刘邦是个大流氓、大无赖，他没有什么道德观念。譬如有一次打败仗逃命，车子太重跑不快，他就把儿女从车上推下去，别人抱起来，他又推下去，他哪有父亲的慈爱呢？又有一次，项羽俘虏了刘邦的父亲，要挟刘邦作一次单打独斗以定胜负，刘邦笑一笑说，我宁可斗智不斗力。项羽说你不答应，我就把你父亲烹了。刘邦说，我们曾是同僚，我的父亲就如同你的父亲，如果你一定要烹他，请“分我一杯羹”。这种话他都说得出口，哪还有孝心呢？但是，有一句话说：“打天下者不为家”。他全副精神用在打天下，这个时候他是不管父母妻子儿女的。这表示——

英雄只服从“生命原则”，而不服从“理性原则。”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用“伟大的情欲”来称赞英雄。照一般的道理，“情欲”是必须节制化解的，有什么“伟大”之可言？但用这句话来说“英雄”却有它的恰当性。譬如秦始皇出巡时，威风八面，神气十足，刘邦看了就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也看到了，他说：“彼可取而代也！”从他们二人的声口，就可以知道他们生命中冒出来的欲望是何等的强烈！所以英雄人物整个儿是情欲生命的挥洒，叱咤风云，冲破一切，他根本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也根本不照理性原则来行事。如果他做的事情也合乎理性原则，那也只是“暗合于道”而已。因为暗合于道，所以英雄也会有伟大的成就，这就是黑格尔说那句话的根据。

圣贤则不然。圣贤表现“理性原则”，所以“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这表示圣贤的生命随理性走，以理性来润泽生命、引导生命，这样才能建立人格的型范，也才能挺显文化理想，开出文化的方向途径。所以中国人崇敬圣贤，而很少歌颂英雄。因为英雄生命虽有壮采，可欣赏，但英雄也常欺侮人，会造成大祸害。到了宋朝理学家出来，重建成德之学，就能照察英雄的弊病和不足，所以推尊圣人，以德为本。而汉唐的英雄之主，在宋儒的照察之下，就成为卑不足道。此即所谓“理境既宽，眼目自高”。用孟子的话说，“观于海者难为水”，看过海洋的人，再看江河之水，就会觉得不够看。英雄生命跌宕起伏，有如江河之水，虽然浪涛汹涌，显示生命的壮采之美，但和圣人海洋般的德量一对照，就变成“不足观也已”。所以，一个了解圣贤学问和圣贤人格的人，就不会把英雄看得太高而去崇拜英雄。

三、魏晋名士——才性人品之美

刚才说到人物志提出“才性”这个观念，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的人品，也主要就是表现“才性之美”。由才性而开出“智悟境界”和“艺术境界”，总括起来，大致可以用“名士”一词作为代表。

名士的生命，主要就是一股清逸之气。

由清气可以说“清明、清高”。清明，所以聪明；清高，所以有品有格（才性方面的品与格）。

由逸气可以说“俊逸、飘逸”。俊逸，所以有风神，不俗气；飘逸，所以洒脱、风流（如风之飘，如水之流。从容自在，超尘脱俗。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名士显清逸之气，但清逸之气却不一定限于魏晋清谈那种名士的形态。清逸之气可以附属于道德而立德，可以附属于事功而立功，也可以附属于言论而立言。立德的是圣贤或道德宗教家，立功的是政治家或军事家，立言的是学问家或思想家。这些人都可以表现清逸之气，但这些人却不是名士。譬如诸葛亮在他和司马懿打仗的时候，“独乘素舆，葛巾羽扇”，指挥三军，从容进退。对方司马懿则“戎服从事”，穿上战袍，严阵以待。这一对照之下，司马懿立刻为诸葛亮的清光风神所吸引，不禁大为叹赏，说“诸葛君可谓名士矣”。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不可能有闲工夫去做名士。可是当他生命中的清逸之气显发出来的时候，别人便觉得他是名士风流。由此一例，可知清逸之气并不单单属于清谈的名士。“名士”一格还须另作了解。

典型的名士，他的清逸之气是无所附丽的。他不立德，不立功，不立言，但却声名洋溢，天下注目。然则，他们显示了什么呢？又有什么表现呢？简单的回答是，他们所显示的只是一股清逸之气，他们所表现的只是清言、清谈。他们不谈任何实际的事物，他们只是“谈玄”，所以叫做“清”谈。名士这一格很不好讲，而以牟先生说得最好，最中肯，他认为名士人格“唯是显一逸气而无所成”。譬如“红楼梦”里就有几句话评论贾宝玉：

“迂拙不通庶务，冥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贱难耐凄凉。”

这种四不着边，任何地方都挂搭不上的生命，正是典型的名士人格。所以牟先生又提出二句总结性的话，说名士是——

“天地之逸气，人间之弃才。”

因此，“名士”一方面极可欣赏，一方面又极可诅咒。他们能清言、清谈，又有玄思、玄智，所以极可欣赏；但他们一无所成，而又败坏风俗，所以极可诅咒。

魏晋名士的人品，是才性之美，而不是德性之美。他们所注意的，是人的姿容、骨骼、风神、器宇以及风格、文采、风裁等等。譬如说某人姿容秀雅，某人骨骼清奇，某人风神俊朗，某人器宇轩昂，某人风格秀整，某人文采丰赡，某人风裁峻整……这些都是才性生命所显示的美。他们能清谈玄理，所谓“清通简要”，“理致清远”，所谓“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他们在生活上是“任放、旷达”，不守礼法，不顾名节。他们的表现，虽然有时代的因素，同时也是生命的奇特。他们的风神之美、仪态之美、言谈之美，都是才性生命特殊的表现，这是假不来的，别的时代的人也学不来。他们有聪明、有美感、有才艺，所以书法、绘画、音乐、诗文，都有杰出的表现，这些也仍然是才性的表现。所以大体上是属于先天的才分，而不是由于后天努力所致。他们的一切都是随兴之所至，所谓“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戴，是指一个人。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的故事。有一天夜里下大雪，他半夜睡醒，开门四望，大地是白茫茫地一片。他忽然想起几十里外的朋友戴逵，就立刻坐一只小船去探望。一路上欣赏雪夜风光，兴致很好。但到了戴逵的家门口，他却掉转船头，又囘来了。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就是名士的任性放达。）

名士的生命，美而不健康，他们艺术的生命，也带有虚无主义的情调。我们只举一个例子。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能做诗，能长啸，善弹琴，而性情奇特，对嵇康兄弟作“青白眼”。他常坐一辆马车，漫无目的地到处走，有时走向山林，发现前面没有路了，他就号啕大哭。为什么呢？他是表示，天下之大，竟然无路可走！所以伤心痛哭。魏晋人的生命就是这样，苍凉，悲凄。他们没有道德的标准，没有生命的方向，也没有文化的理想，所以觉得前途黯淡，没有出路。他们只表现才性，而没有德性，所以熊十力先生说“名士无有真心肝”。顺着这个意思，我们可以说成二句——魏晋名士“有美感而没有道德感，有聪明而没有真性情”。欧阳修也说过：“魏晋无人品，唯一陶渊明而已。”元曲里面有一首散曲称赞陶渊明：

晚岁躬耕不怨贫，斗酒只鸡聚比邻。

浑忘晋宋之间事，自称羲皇以上人。

千载后，百篇存，都无一字不清真。

纵教王谢诸郎在，未若柴桑陌上尘。

陶渊明是很特殊的。他非儒、非道、非佛，而亦儒、亦道、亦佛。他是融通了思想观念的界限，而纯粹表现“生命之眞”的人。所以是诸葛亮之后，魏晋时期唯一的真人品。

四、唐代“才情气”的世界

魏晋以后是南北朝，南北朝是佛教盛行的时代。不过，今天我们不谈佛教方面的高僧大德，所以接下来谈谈唐朝人。

唐朝是一个大朝代，唐朝人的生命，当然比魏晋人更健康，更旺盛，也有更多正面积极的成就。但是唐朝的人格世界，主要是表现才情气，而并没有真正进入道德的世界。

唐朝一开国，就显示一种壮阔雄大的气象。到唐太宗时，声威远播，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所以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从唐太宗以下，唐朝出了很多英雄人物，出了很多豪侠剑客，也出了很多才子佳人。至于唐朝的诗歌，更是光辉灿烂，炳耀千古，其他像绘画、雕刻、书法、音乐、工艺……都有第一流的创作和表现。唐朝人生命力强，才华高，才情丰茂，那是一个生命飞扬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很神气，很风光。但是我们深一层想一想，就会发现唐朝人只是“尽才、尽情、尽气”，而却不太能够，甚至不能够“尽心、尽性、尽理、尽伦”。

才情气，仍然是才性生命、气性生命，而不是德性生命。尽才尽情尽气，乃是生命的挥洒，是生命强度的表现，所以显精采，有声光，也有力量。但它是一种抛物线的发展，到达顶点之后，就往下掉，停不住，不能绵绵延续。这就是所谓英雄“气”短，江郎“才”尽，而才子佳人的“情”，也是在伦常轨道以外表现，浪漫而贞定不住。如果用孔子的话来说，唐朝才情气的世界，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而“尽心、尽性、尽伦”就有所不同，它服从理性原则，是在道德自觉之中来完成德性生命，来创造人格价值和文化价值。它可以贞定得住，也可以绵绵延续。这才是孔子所谓“尽美矣，又尽善也”。

现在，我想提供一个观点，来看看唐朝表现的限度。唐朝最鼎盛的时候，是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到天宝末年，发生安史之乱，唐朝就开始走下坡，而且每下愈况，一直扭转不过来。而人才也一代不如一代，等到唐朝亡国，竟然没有为天下留下一个像样的人才。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三代以后，汉唐宋明都是大朝代。汉朝亡国，而三国时代人才济济。宋朝亡国，也留下很多人才，最著名的是文天祥。明朝亡国，也同样留下很多人才，像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等。这表示朝代亡了，只是政治不好，而社会文化的力量并没有衰竭。只有唐朝，一旦亡国，天下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五代”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荒凉的半个世纪。

由此可知，道德文化是很重要的。说起来，“道德、文化”好像很抽象、空洞，其实，它的作用比政治、经济、军事等等，要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宋朝把“五代”这个烂摊子接下来，开国的形势那样弱，天下没有读书人。但宋太祖颁下家法，要他的子孙尊敬读书人，重视教化风俗。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到第四代皇帝宋仁宗的时候，才开始有像样的人才，那就是范仲淹以下的那些人物。宋朝就是靠道德文化的力量，才支撑了三百多年，比唐朝还多了二三十年。用刚才的话来说，宋朝不是“尽才尽情尽气”，而是“尽心、尽性、尽伦、尽理”。陆象山说过一句话，说“本朝百事不及唐，然议论人物过之”。意思是说，宋朝很贫弱，政治、经济、军事、国防，样样都比不上唐朝，但是学术言论以及道德人品是超过唐朝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宋朝人对于人品是采取什么样的观点、达到什么样的层次。

五、宋儒对圣贤人格的品题

宋朝人看人，是“德性”的观念，这是顺承先秦儒家的思想观念而来。他们心目之中的人品人物，不是名士，不是英雄，也不是才子佳人。他们不采取生命的原则，而是持守理性的原则，所以认为“圣贤”才是最圆满的人品，才是最高的人格型范。宋儒讲心性之学，就是为了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觉，把先天本有的道德心性扩充出来，表现出来，以成就生命的价值，完成像圣贤那样的德性人格。

圣贤是人格的最高境界，所以称赞圣贤是很难措辞的。譬如称赞孔子，你不能说孔子长得很好看，也不能说孔子很聪明，很有才华，即使你说孔子很伟大，仍然是不很恰当。总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能从才性气性方面来了解，他是一个德性人格，应该从他的人格精神来了解。孟子说圣人是“人伦之至”，石门晨门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仪封人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都是从人格精神方面说，那末，宋儒如何来了解孔子、称赞圣贤呢？他们是从圣贤的生命气象来品题圣贤的人格。我们不妨看看二程怎么说。

明道：

“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现）。”

“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而已。”

“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气象也。”

又云：“颜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惭惭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学以充之。”

又云：“颜子默识，曾子笃信；得圣人之道者，二人也。”

又云：“曾子易箦之意，心是理，理是心，声为律，身为度也。”

伊川：

“或问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此数句最好。先观子路、颜渊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圣人是天地气象。”

这些话，都不是普通的称赞之词，而是相应于圣人的人格精神和生命气象，而说出来的一些体证之言。在西汉末年，扬雄说过一句话，说是“观乎天地，乃知圣人”。这是通过天地气象来了解圣人。一般地说，这个意思也不算错，但程伊川说：“不然，观乎圣人，乃知天地。”伊川为什么一定要转过来呢？因为“天道生生显诸仁”，通过人的仁心仁德，才能印证而且昭显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德。如果没有圣人的生命来印证，我们所见到的便只是苍苍之天，以及日月星辰、风霜雨露这些自然现象；这种自然之天，那有大德之可言呢？反之，有了圣人就不同了，通过圣人“上达天德，与天合德”的圣证，通过圣人“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纯亦不已”的生命，我们就不会把天只看作自然之天，而能了解到宇宙乾坤也是一大生命，是“於穆不已”的生道之流行，生德之发用。所以程伊川一定要转过来说“观乎圣人，乃知天地”（才能证知天地生化之德、生生之道）。明白了这个意思，我们也可以感受另外一句话的意义和智慧。这是宋朝一位无名氏写在十里长亭墙壁上的话：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开光者，是人间世界的长夜之光。过年之前，我在清华大学演讲，用了一个譬喩。我说周公继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制礼作乐，他画出了中国文化这一条巨龙，而孔子则是这条巨龙“点睛”的人。书龙必须点睛，点睛之后，神龙才能活现。所以“点睛”也就是“开光”。文化的成长发展，也必须经过开光这一步。孔子就是开启中国文化的心灵自觉，使文化生命之光在每一个人的内在生命中点燃起来，照亮自己，也照亮人间。所以孔子是人间世界的长夜之光。这个光，也就是生生之道和生生之德的昭显而周流不息。后来明朝的理学家罗近溪，又顺承二程的意思说了三句话：

“孔子浑然是易，颜子庶几乎复，孟子庶几乎乾。”

孔子的生命，就是“生生之谓易”的全幅体现。颜子如同易经的复卦，一阳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孟子如同易经的乾卦，显示刚健创造的精神。由此可见，圣贤的人品，是真正“通天人，合内外”，是“天人合德”的圆满的人格。而作为一个“人”，也应该完成如同圣贤那样的人格，才算是一个完成了的人。下一段，我们再来谈谈儒家所讲的狂者、狷者和中行人格。

六、儒门中的狂狷与中行

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发挥孔子的意思，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又不可必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1）狂者进取，表示积极“有为”。有为的人可以“行道”，属于“发扬性”的人格。但狂者“志高言大”、“行有不掩”，所以必须加以裁正，使他合乎中道。

（2）狷者有所不为，表示“有守”。有守的人可以“守道”，属于“内敛性”的人格。

狂者是“过之”，狷者是“不及”。过之者须加裁抑，不及者必须振拔。只有中行之人，当狂则狂，当狷则狷，他可以“为”，也可以“守”，没有“过与不及”之差。在孔门弟子里面，曾点、子路、子张，都有狂者精神；冉有、子夏，则偏于狷。只有颜氏之子，“择乎中庸，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所以颜子是中行人格。另有曾子，也是近乎中行的人。其余或近乎狂，或近乎狷，狂者狷者，都有真性情，眞肝胆，所以一经孔子教诲裁正，后来都成为大贤。

中行之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为有守，各得其宜，当然最好。其次是狂者，狷者是“又其次”。但我们千万不可以忽视“又其次”的狷者。狷者能守，守得住就能保存“道”，保住了就有实行的可能。而且，狷者的最高表现，其实也就是圣人的境界。譬如前面提到过一句话：“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就是圣人所表现的“有所不为”的狷者精神。孟子认为伊尹是“圣之任者”，伯夷是“圣之清者”。伊尹“治亦进，乱亦进”，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伯夷“治则进，乱则退”，是一种清高自守的态度。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有所不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伊尹是“圣之狂者”，伯夷是“圣之狷者”。而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他“无可无不可”，只求“时得其宜，事得其中”，所以是“圣之时者”，是能体现“时中”之道的圣人。至于孟子本人，他是“由狂入圣”。还有王阳明，也是圣门中的狂者。狂狷精神，也就是豪杰精神。豪杰的人品，次于圣贤，而高于英雄。所有的圣贤人物，也都是大豪杰，但豪杰未必就是圣贤，必须“进德”，才能成为圣贤。

我们这样大略提一提，就可以了解“中庸、中道、中行”乃是德性人格的标准，而“狂、狷”则是入德的门径。明末东林学派顾宪成的老弟顾允成说：“上不自中庸门入，下不自方便门出”。意思就是要以狂狷为入手之地。中庸之道既然是标准，为什么不直接从中庸入手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中庸是最高的境界，只宜悬为标的，而不宜于作为入手之地（只是不宜，不是不可）。因为“中庸”要求“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一个人如果直接从中庸入手，时时刻刻，一言一行，他都要担心——担心这件事有没有“偏”，那件事有没有“倚”，担心这句话有没有“过之”，那句话有没有“不及”；这样一来，他的全幅精神都用在照顾“中庸”这二个字，而他的理想性以及生命中的刚锐之气、坚毅之气，都将受到拘束而发挥不出来。到最后，十之八九都达不到“中庸”，反而变成了“乡愿”。

乡愿，本是指乡里之中的忠厚老实人。乡里中的老实人，是真的忠厚老实，他们除了容易吃亏上当之外，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是好人。但是，知识分子学“中庸”学不成，而变成“乡愿”，这种人就很麻烦，很糟糕。孟子有几句话形容乡愿：“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这种“非之无举，刺之无刺”，挑不出毛病的“乡愿”，为什么会是道德的毛贼呢？因为——

（1）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是一种同流合污而无有颜色的人。

（2）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似是而非，是一个伪君子、假好人。

（3）众皆悦之——好人坏人都喜欢他，表示他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的烂好人。

（4）自以为是——是喜欢在自己脸上贴金，而不能改过迁善的人。

（5）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是没有理想性，不可能和你志同道合、一起进入道德之门的人。

因此，“有教无类”的孔子，也对“乡愿”表示厌恶。他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乡愿，德之贼也。”

总之，我们先要“守得住”，做成一个狷者，才能进一步“行得去”，做成一个狂者。能“守”能“为”，然后再随时反省检讨，使自己做到“守其所应当守，为其所应当为”。持之以恒，自然就能渐渐“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就是“中庸”标准，也就是圣贤的境界。

七、举例说民国人物

民国时代的人物很多。我们不谈将军英雄，也不谈政治人物，只举二位学术思想界的前辈老先生做个例子，一位是熊十力先生，一位是马一浮先生。

马先生名浮，字一浮，是西子湖畔的高士。他的字写得非常好，但他决不为富商大贾或公司行号写招牌。他的诗是第一流的，但他也不出诗集。他在经学、宋明理学、佛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他不著书，而且也不讲学。人家请他到大学教书，他回答道：

“只闻来学，未闻往教。”

他这是严守古道，也可以说是秉承孔子“不愤不啓、不悱不发”的道理。照教学的道理来讲，必须你自己发愤上进，自动来我这里学，这样才表示你有向学之诚，我教你才有用。如果你根本没有求学求知的意愿，我跑到教室上课，“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能有多大用处呢？现在大学里面不是很多人“逃课”吗？结果呢？只好劳动教授先生来点名，这真是“教者之悲，学者之耻”。（点名这个行为，我个人并不反对，但我认为点名的作用，主要是把姓名和这个人连起来，让老师认识学生。如果当初孔子不认识冉有和子路，他怎么知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而来因材施教呢？现在做老师的，很难认识学生，学生虽然认得老师，但“学分”一到手，他很可能就装做不认识你，走在路上碰到了，连招呼也懒得和你打一个。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呢？这到底是老师的责任？还是学生的过错？好像很难说，值得大家想一想。）

马先生拒绝到大学教书，他是一位“狷者”型的人品。后来抗战了，浙江大学愿意负责他的生活，请他离开西湖，逃难到大后方。浙大搬到贵州，他还是不愿意教书。政府拿出一笔钱，在四川办了一个“复性书院”，请马先生做山长（院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以及这两年台北印出来的“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就是马先生在这个时期的讲录。再来我们要谈谈熊先生。

今年应该是熊先生的百岁诞辰。他比马先生小几岁。他的文言本《新唯识论》，就是马先生写的序，这篇序文对熊先生推崇备至。熊先生虽然也同情马先生不到大学教书的态度，但熊先生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意识特别强烈，他要传道，他要教人，他有非常大的讲学热忱。这一点，马先生也很了解，有一次他对熊先生说：我比不上你，你是菩萨精神，我是阿罗汉。（马先生的话说得很本分，虽然也有客气的意思。）熊先生认为，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可能像宋明理学家那样，采取书院讲学的方式，所以他就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不过，熊先生在北大“只开讲，而不上课”。他从来没有进过教室，上过讲台，他是坐在家里开讲，学生来听。所以，熊先生虽在北大教书，却不同于一般教授；他是以师儒的身分在大学讲学，比一般教授的品位要贵重得多。可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少有几个人能懂这个道理。（譬如十多年前，台北某大学就有人说，熊某人没有学历，当年蔡孑老为什么要请他到北大教书呢？蔡元培，字孑民，所以那个人尊称他为蔡孑老。其实说这个话的人，既不了解蔡元培，更不了解熊十力。他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人世间有眞生命、真人品、真学问。这种人不是可恶，而是可怜）。

对于熊先生，你如果称他为“熊十力教授”，那是不恰当的。他就是熊十力先生。“先生”这二个字用在他身上，显得最相称，最大方。你如果尊称他为大师，他当然受得起，可是他也未必喜欢你称他为大师。民国五十七年夏天，熊先生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去世，秋天从香港得知消息，我曾写一篇短文纪念他。文中我说到熊先生是“野人”，是“真人”，是“大人”。

（1）从他生命的原始气（清气、奇气、真气、元气、浩瀚之气）而言，熊先生是“野人”。因此，他非常不喜欢一般庸俗丑陋的“文明人”。

（2）从他不沾染古今学风士习的污浊俗套，而透显生命的真宰而言，熊先生是“真人”。因此，他特别厌恶虚假世故，以及那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假人”。

（3）从他直接继承民族生命和文化生命，而为儒圣之学作宗主，为这个时代作木铎，以透显生命的“直、方、大”而言，熊先生是“大人”。因此，他也最讨厌像陆象山所说的那种“幺么小家相”的“小人”（细人）。

大家应该记得孔子的二句话：“天生德于予。”又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是孔子所表露的“超越的使命感”，是自觉地要担当文化之统。王船山也说过“六经责我开生面”。而熊先生也有一句话，说“上天以六艺畀予”。六艺就是六经，意思是说“上天把弘扬六经的使命交给我”。所以熊先生也自觉地要承担文运。他是“狂者”型的生命。他“口言之，身体之”，他“实见此理”，所以“实要担当”。而熊先生也正是当代新儒家的开创者。三十年来在台湾香港地区弘扬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都是熊先生的弟子。熊先生指出，中国哲学的“血脉”，是“超脱小己与功利之私”，这个血脉，绝对不能丧失。他希望国人“自诚自明”，“一切依自不依他”，不但是为了自救，同时还要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熊先生强烈的文化意识和他那种发扬性的文化理想。他是这个时代的狂者，也是这个时代的大人。

今天的演讲，从汉书古今人表一直说到民国。总括起来说，名士表现的是“才性人品之美”，英雄表现的是“生命壮采之美”，狂狷、豪杰表现的是“肝胆性情之美”，圣贤表现的是“德性人品之美”。各有其美，而层次不同。最高的境界，当然是德性人品，也就是圣贤。而狂者狷者是最有希望成为圣贤的人。因此，我们最后说到民国人物，也特别举出一个狷者型的马一浮先生，和一个狂者型的熊十力先生。处在当前这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表现狂狷精神，也就是“有为、有守”的精神。我们既要守住文化的传统，也要开创文化的新机。当中国人能由狂狷而进入圣贤的领域，也就是我们“重现中国人品之美，重开中国文化光明”的时候。我们希望而且相信那一天会很快到来。讲演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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