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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不自量，写了一部讲历史的书，名曰《国史之精神发展的解析》（按： 已改名《历史哲学》，四十四年出版）。从黄帝尧舜起一直写到东汉止。此后暂不写。司马迁写《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的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 而在贯通吾人的民族生命及文化生命。惟在这种贯通中，始能见出人类的积极精神来。人类的生命，发展到今日，实在是肢解了，僵化了。因此，到了极端胶固枯燥的境地。《庄子•天下》篇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赅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由道术之裂，演变而为生命之裂。秦政一出，而天昏地暗。到了今日，生命之裂与道术之裂，超过战国及秦政不知几万倍。近代的精神，一往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的精神。现在，可以英美来代表。在这种“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的状态下，不要说道术裂不裂，首先自己的生命已肢解而僵化。由此，起一个反动，便是“心死”：阴险狠愎的变态心理淹没了一切。庄子只见到“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可痛，尚未见到今日变态心理的可怕。这里边的阴邪黑暗，不是以往的人显所能想象得到的。罗素说：
俄国还有一种罪恶，这是维持统治者之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个罪恶，就是秘密——漆黑的，绝对的，一切都保守秘密。 .……在铁幕背后，究竟搞些甚麽鬼呢？我想总不是在那里制造乌托邦罢。（《民主评论》第二十二期罗素文）
这种秘密不只是一种策略，乃是通着它背后的变态心理，以及由此心理而来的一切黑暗思想。黑暗、恨、狠愎笼罩了一切。在它那里，没有光明，没有爱，没有和祥。人类的正面积极精神，如果不能浮现上来，来育和人类的生命，来扫除这种黑暗，人类不能救住它自己。
康德的哲学中，讲到超越的统觉，超越的对象时，曾提到超越的亲和力。人类内心深处的那种超越的亲和力（亦就是正面的积极精神），最易于从历史贯通的发展之体贴中荡漾出来。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统在这种贯通发展之体贴中复活。人类的超越亲和力，在中国历史的文化生命中，表现得最亲切。不幸到今日竟变成这种断绝的境地。生命不能通，隔断了，干枯了，循至于爆裂以死。没有了过去，那里还有未来？“未来”只是龇牙咧嘴，昏迷状态的眼花撩乱。
积极的精神，在静定平实中澄清出来。我从历史生命文化生命的贯通发展中，看出人类的积极精神不过是三种：一、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三、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相应此三种精神，广义地言之，中国文化生命中有前两者，而无后一者。西方的文化生命有后一者，而无前两者。照这样分法，西方在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有宗教、科学及民主政治，即这三种东西皆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所贯注。中国在前两种精神下，有儒者的圣贤境界及英雄豪杰的天才境界，总之是德慧的与艺术性的。圣贤境界在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完成。 何谓综合的尽理？即是超越的理想在践形尽性的本末贯彻中表现。“形”是形而下的，亦可曰“形气”。“惟圣人为能践形”。践形亦就是“尽气”。惟圣人的尽气是在“尽性”中贯通着的，所以形而下的“形气”是在心气天理的通透中涵融育化而不落于纯粹的“物气”。惟因通彻到践形而表现着超越理想，所以才是综合地尽理的，亦可曰理性的尽气之综合。而天才境界则是在“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下完成。惟天才为能尽气。而天才的尽气是不自觉的，亦未通过尽性之贯彻的。若不是天才，则只是堕落干枯，阴私邪僻，纯成为物气，而不能说是“尽气”。天才能尽气，这是他的天资高，生命充沛，所以虽未通过尽性之贯彻，亦有暗合于道处。 这就是朱子所说的汉唐。所以唯天才为能尽气，唯尽气者如能接受理想。他的生命充沛不滞，常常能接受善言而客观化其生命，这就是他的暗合于道处。这种“天才的尽气”亦是一种综合。因为由于他的生命洋溢，而未经过抽象的分解破裂，所以是一种艺术性的性格。这种综合，亦可叫它是天才的尽气之综合。这种精神，不独表现在政治上的英雄豪杰身上，凡有艺术天才的皆可说是“综合地尽气的”。
西方的宗教，在耶稣那种偏至的超越精神下完成，是未通彻着践形尽性而表现超越理想的。所以他的偏至的超越精神实即是一种“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在这种精神下，成立了隔离的宗教，因为是偏至的，隔离的，所以敌对性强。这是本质上如此，且不必说因教会而产生的那些教条，因教条而产生的那些愚蠢惨酷的事件。但是宗教究竟是人类正面积极精神之一。西方经过了近代精神，虽说社会文化上逐步向下趋，忘掉了神，忘掉了中世纪的超越理想，但就基督教本身说，却谦虚多了，软化多了。这种谦虚软化，一方也许是宗教精神之不足，甚至是堕 落，然一方也正可以由此而向践形尽性的天人贯彻方面趋，由此而重振其宗教精 神，予以新的转形发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正是从历史发展上证明神之实现于俗世，而表示这个趋势。西方的宗教家不应再固执他的老形态。如是，这个世界方可有办法。）唐君毅先生讲宗教意识之发展，表明最高的发展及形态必须发展至“包含对圣贤豪杰个人祖先民族祖先之崇拜皈依之宗教意识”。他说：
在一般之宗教意识中恒只信一惟一之神，或惟一之先知先觉，如耶稣、释迦、摩罕默德等。此种宗教意识中，恒以为吾人不当更有视圣贤豪杰祖先如神而崇拜顶礼之之宗教意识。然吾人则以为真正最高无上之宗教意识，乃当包含视圣贤豪杰祖先等如神之宗教意识者。盖顺吾人前之所言，吾人既言最高之宗教意识中所信之神或基督佛菩萨为必然以担负人类之苦罪为己任者。此即同于谓：神或基督佛菩萨皆为能自忘其为神，自超拔其同一于神或超越的我之境界，而下同于众生或人以为众生去苦罪者。若然，则人类中之圣贤豪杰之能实际作去人类苦罪之事者，即可能为忘其为神之化身而成人者。其成人乃所以担负众生之苦罪，则彼正可只以去人类之苦罪为事，因而亦兼忘使其自己复成为神之目标，遂不复有神之信仰， 不复同一于神。而神之自忘其为神以化身为人，亦必化身出此种忘神之信仰之人， 而唯去人间之苦罪为事，乃真见神之伟大。若然，则顺吾人宗教意识之发展，吾人不仅当崇拜皈依“信有神，求自己同一于神之宗教人格”，且当崇拜皈依不求同 一于神，但只以去世间之苦罪为事之道德人格。吾人如真信神之伟大，当信此道德人格即神之化身，吾人亦当以崇拜皈依神之态度，崇拜皈依之也。故吾人谓宗教意识发展之极致，必包含一视圣贤豪杰等道德人格如神之宗教意识，以至包含视祖先如神之宗教意识。祖先对吾人自己言，必为一道德人格。盖祖先在其本性上莫不爱其子孙，愿分担子孙之苦罪，则在子孙心目中，其父母祖先皆耶稣佛菩 萨也。而在此视圣贤豪杰祖先如神而崇拜皈依之意识中，因念彼等之精神乃一直顾念人间，无求同一于神之心，吾人固可无超越之神之观念之肯定。然吾人之无超越之神之观念之肯定，不妨碍吾人之在实际上以事超越之神之态度，皈依崇拜超越之神之态度，对圣贤豪杰祖先，而视之若同于超越之神，而在其前自“自己之欲望的我”超越，自“自己之我执”解脱。由是而吾人即发展出一纯粹人格之宗教。在此种人格之宗教意识之中初无超越之神之观念之肯定，乃由体念圣贤豪杰祖先之精神之向往，原不求同一于神，而只以去人间之苦罪为事之故，而非觉对圣贤豪杰祖先之崇拜皈依与对神之信仰之相碍。吾人可谓一人因崇拜皈依圣贤豪杰祖先，遂自觉的否认有超越之神，可成宗教上之罪过。然不自觉的否认有神，对神存而不论，而在实际上只有圣贤豪杰祖先之崇拜皈依，无对神之崇拜皈依， 则非一人之宗教上之罪过，亦非其人缺乏宗教精神之证。反之，如一人只有对神之崇拜皈依，而无对圣贤豪杰祖先之崇拜皈依，则为人之宗教意识未充量发展之证，而为宗教上之罪过。由此，故吾人以为最高无上之宗教意识，应为一方有对超越之神崇拜皈依，一方有对圣贤豪杰祖先之崇拜皈依者。只有其一，而未自觉否认另一，皆不成罪过，而同为宗教精神未充量发展之证。只有其一，而自觉否认另一，皆为宗教上之罪过。由此而言，则基督教回教徒之反对崇拜人神，与中国后代儒者之绝对反对天神者，皆同未能充量发展其宗教意识，浸至犯宗教上之罪过者。而中国先秦儒者之一方崇拜圣贤祖先之人神，而一方亦信仰天神，至少未自觉的反对天神，乃真正最高之宗教意识。（见《理想与文化》第九期〈人类宗教意识之本性及其诸形态〉一文）
由这一段话看来，西方基督教实当有一新的转形发展。在由近代精神之淘滤而成的谦虚软化之状况下，在信仰自由（宗教意识的）之肯定下，在苏俄之黑暗心理否定一切下，在东西文化要求一较高级的综合发展之趋势下，种种外缘已具备，实到重新对于宗教本质加以反省的时候。只要宗教思想家们，犹如路德之改革宗教，能自觉地对此加以反省，则新的转形发展必然到临，宗教精神之重新振作亦必然到临。唐先生这段话，就是一新形态之合理的提供。若是基督徒们仍然固执原来的形态，故步自封，闭关自守，则对于人类社会固然无益，即对于宗教自身亦无好处。司马迁云：人到穷困的时候，“未尝不呼天也，未尝不呼父母也。” “呼天”即有超越天神之皈依，“呼父母”即有祖先人格神之皈依。这还是就困穷的时候说，我们还可以就精神本质说。“呼天”就含有超越理想（天神，绝对精神）之肯定，而崇拜皈依圣贤豪杰祖先，即含有人格神（绝对精神之化身，通体是一 纯精神之人格。）之肯定。我们之视圣贤豪杰祖先是当作一个“纯粹是精神”“通体是德爱”的人格而视之，我们在他们身上只见是一心之流行，而不见有物气。 父母对于子女，子女对于父母，其间之情爱是大家所知道的，这其间没有一毫杂染邪念的，这就是“纯粹是精神”的意思。至于对于圣贤豪杰之崇拜，更是因为他们纯粹是精神的。我们若故意贬视圣贤豪杰及祖先，我们便是有邪念，首先自己已陷于罪过中。我们若只固执耶稣而不放，攀援上帝而不舍，鄙视其他，敌对其他，则耶稣上帝亦因我们之固执攀援而成为一物，而不复是纯精神，而我们之固执攀援就是结于物缚于物，此时我们本身就是陷溺于罪过。我们崇拜耶稣亦因他通体是德爱，纯粹是精神，一如我们崇拜圣贤豪杰及祖先。（其实耶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贤人格神之一。他是“人而神”，就因为他通体是精神。于他只见有心，不见有物。而通体是精神，不必是耶稣一现实的形态。）依是，基督教以为只有一圣子，唯耶稣为圣子，圣子只能是一，这种教义必须有新的改变。假若我们真了解“人而神”及“神而人”之所以，则圣子可以是一，亦可以是多。而我们崇拜超越的天神，并不妨碍崇拜圣贤豪杰及祖先。反之亦然。惟隔离而偏至的宗教，才以为两相妨碍。固然，由于耶稣的偏至精神，隔离的宗教在其发展上，得到其 本质上独立自成的境地，因而宗教亦得有其确定的意义，但是执着一边而妨碍其他，便是宗教精神未至于充其量，而且为宗教上之罪过。有确定意义的宗教，必须自其隔离的形态转至综合贯彻的形态。“先秦儒者一方崇拜圣贤祖先之人神，一方亦信仰天神，至少未自觉的反对天神。”此固为一综合形态之最高的宗教意识， 但宗教之独立自成的确定意义，并未在先秦儒者“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完成，此所以人们以西方之隔离的宗教为标准而谓中国并无宗教，而吾人亦因此不能即以先秦儒者之综合形态的宗教意识作为今日所应当出现之综合贯彻的宗教形态。 然而，虽是如此，而由隔离的宗教发展而为综合贯彻的宗教，却必是先秦儒者由文化生命上所表现的那个综合形态。这个形态，从西方的隔离宗教方面说，便是发展到一个不隔离的形态。从中国文化方面说，便是先秦的综合宗教意识发展到一个自觉完成的形态。这两方面的协和一致，当是人类最高的光明。这其中所应当说明的还很多，本文不必多从事于此。
现在我只想说明：这种综合贯彻的宗教形态，因其变了“隔离形态”的质， 所以我们当把它隶属于“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而不应再把它隶属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这一改变，是人类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之最具体活泼的周流贯彻溶液荡漾。亦是备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不肢解，不胶固的本来生命之复活。这样，我们将永远以“综合的尽理之精神”表现超越理想，为人类时时鼓舞浮现那贯彻通透的“超越亲和力”。把“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剔除宗教意识之外，使之不再应用（实在是纠结胶固）于宗教，而只应用于科学与民主政治，以及社会福利之事功性的东西，问题性的东西。这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恰当（如其分）的使用。在这种使用下，可以两不相伤。宗教可以免除那种愚蠢残酷的事件，烦琐不合理的教条，而人类在表现“超越亲和力”的“综合的尽理精神”之鼓舞下，科学与民主及一般社会风气可不再有西方那个样子的流弊，多表现一点和祥气。 虽是分解的尽理的，却可减杀其肢解性、僵化性、枯燥爆裂性。而在中国方面， 亦必须引发出它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须知圣贤境界与天才境界中所含的德慧与艺术性，以及“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与“综合的尽气之精神”，皆不足以产生科学与民主政治，亦不是事功性的精神。我们若真参透了中国文化生命的贯通发展，你就可以见出中国正缺少这一点。好处从这里了解，坏处亦从这里了解，而今日的悲惨之局亦从这里了解。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就含着事功的精神。因为缺乏这种精神，所以讲事功者乃援用法家。须知法家并不真是事功性的精神。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当能尽其气时，便是神足漏尽的发扬（气的），建立大帝国。当不能尽其气时，便腐败堕落（物化），因而产生暴戾残酷，邪僻疯狂。它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而不能有事功。亦不能有立法的政治，亦不能有理智兴趣的科学。而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亦是神足漏尽的（理的）；是德慧的，不是事功的；智慧高，思想则乏味。所以当人说儒者迂阔少功时，决不必争论辩护。他的精神之本质就不是事功的。而当他们套在以往的轮子中，在堕落的时代里，只有演悲剧。所以中国的两种基本精神必须用“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来调剂来充实来转化。如是，尽气的精神可不用在打天下，而当用在文化方面属于创造性的东西上。
如是以“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提供超越理想，鼓舞“称神明之容”的生命之全。以“尽气的精神”从事于文化方面的创造。以“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滋生科学与民主政治。这是人类自救的积极精神，总之，是救住超越理想（宗教），救住天才，救住科学与民主政治。这不是新的，这是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向此奋斗的。 过去如此，今日将来仍然如此。这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人们把他的生命放平，一立立在这种精神上，方能不动摇，不惊怖，自救救他。方能正视现实，改进现实。 方能亲生悦生，肯定经验，承认对方。一离开这一切，便都是挂空的，毁灭的。
人类的历史常是大开大合的，一下子很高，一下子很低。我们常说以往野蛮，有许多残酷不合理的事。文艺复兴以后，三百年来，从现象方面说，确是文明得多，合理而开明得多，孰知精神一提不住，文明久了，倒反归于更野蛮，更残酷。像苏俄那“黑暗的秘密”集了古今中外一切残酷之大成，还能不说是野蛮吗？但却是由过分的文明而来。又如宋朝人的趣味太高雅，女人把眼角上点上啼痕，终遭夷狄之祸，你说这种趣味是文明呢？还是堕落呢？五四运动以来，都市的文明人为乡下人所羡慕，亦为乡下人所厌恶，文明得过分了，后来的趣味就转向。不喜欢文明，喜欢野蛮；不喜欢修饰，喜欢粗野；不歌颂真美善，而歌颂罪恶。青 年学子不演话剧，而扭秧歌，以为是雅趣，实际上统统是不谐和的丑恶。像上海那种喜出噱头的自装文明，若不惹出反动，亦是无天理。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经过这些时代趣味上的翻转。 这都是有感觉有理想的青年。我们那时不喜欢学法律政治的，以为是鄙俗。要学哲学，要谈主义。学经济，也得学马克思的。时代变了，以前读书上进，荣耀门庭，为国效力，以天下为己任的一致性没有了，大家背后不自觉的是一种革命、否定、浪漫的心理。我的大哥是乡下人，他感觉到了这种心理。我的父亲稍为古典一点，他就不以为然。这些都是感觉，大家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叶知秋，这些文明的青年人知识分子，承前启后，造成数十年来的风气，害了自己，害了父母兄弟，害了亿万同胞，整个的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汪洋一片，无一幸免，遭此空前的大劫，到此完全结束。可痛的黄帝子孙，在这种哀号宛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深深体会你的生命罢，真切地放平你的心忏悔罢，醒悟罢。把人类内心深处的正面积极精神涌现出来，无论革命或是什么事，总不是与人作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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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生命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