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皆擅权专政，不许“士以天下为己任”①。在他门眼里，文武将相只是臣工，只是为皇上当差办事的人。乾隆明说：“士以天下治乱为己任”，便是“目无其君”，是侵夺君权。此种怪异之论调，正显示清室对汉人之猜疑。试问，天下士不以天下为己任，还能显发什么精神器识？还能具有什么心胸怀抱？更如何能契会“内圣外王”的圣贤学问？士无远志，无怪乎清代学术，全面趋于训诂考订，借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他们完全丧失宋明儒者之精神器识与理想风范。在如此情形之下，还会有什么文化光辉，思想慧光？
第一节 清学与汉学的大分界
清人反宋学，而自诩为汉学。其实，清人不但不知宋学，也根本不能表现汉儒之精神。徐复观先生在“清代学术论衡”②文中，对清代学术与汉代学术之间的大疆界，作了八点比较，兹约述其大意如下：
1 两朝政治背景不同。汉儒直言敢谏，皇室亦鼓励儒生论政，所以汉儒的思想都以砥砺士人节义为尚。而清代的所谓汉学，则产生于异族政权威逼利诱最盛之际，根本不能表示民族思想和判断政治是非。
2 两朝取士之制不同。汉代由乡举里选和贤良文学对策，以登仕进之途，能顾及人品与学问。而清代以八股取士，科第得意与否，与人的品德和真正的学问无关。
3 两朝尊经的动机和目的不同。汉儒尊经是以德治转化刑治，是一种对政治社会负责的态度。而清代汉学的出现，其心态一方面是对民族、政治责任的逃避，一方面是想以“经”对抗四书，抬出汉代训诂来压制朱注。而重文字训诂的经学虽近于客观的知识活动，但他们的目的却不在成就知识，而是认为“训诂明而后义理明”，想根据这个论点达成“以汉压宋”的门户之私。结果是义理既不通，知识方面也停滞在饭之业上，而无由向前发展。
4 汉儒论天道性命虽与宋儒不同，但他们既言“天人相与”“天人感应”，自然就会追到天命与人性的问题。而清代汉学家则以为汉儒只讲文字训诂，不言性与天道，这是毫无根据的。
5 汉儒是由训诂通大义，所以能通过经学教养以显出文化学术的力量。而清代的汉学则以为训诂即是大义，所以用训诂章句之儒来代表汉儒。这不但是以偏概全，而且根本不识汉代学术的真面目。
6 清代汉学家言训诂章句必尊汉儒的二大理由，一是“近古”，一是有师承家法。殊不知时代“近古”，并不表示经学内容一定近合古人原义。而家法虽非无意义，但西汉的大儒以及东汉杰出的经学家，却并不专守家法。清代汉学家把家法师法夸大到神圣不可侵犯，反而成为一种桎梏和限制。
7 清代汉学家尊汉反宋的另一理由，是认为宋学杂有佛老。其实，程张朱陆无不辟佛老，而汉儒则反而多有取于老子。所以这种说法并无意义。
8 清代汉学家只是把汉学作为打击宋学的工具，其实他们不但不了解宋学的真精神，也不了解汉儒之学，即使在训诂上，他们也未能求得真正的汉学。
以上这八点比较，是徐先生对两汉学术作过深入研究之后所提出的结论。在“清学余习”依然荡漾的今天，徐先生的分辨，是很值得好学之士深切认取的。
① 按：“士以天下为己任”，乃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是数千年来的老传统。无论为君之师或君之相，皆把天下治乱视为自己之职责，故能任国之重，建立功。唯独清室视天下为私产，对汉人满腹猜疑，故以为相臣如以天下为己任，便是目无其君，侵夺君权。此种怪论，严重打压士气，摧折人才，其弊不可胜言。
② 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附录二（页五六七~六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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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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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