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西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名夫之，字而农，一字姜斋，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后隐居湘西石船山，著述以终老。其著作遍及经、史、诸子，其《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国史论之极峰，而另有几种小书如《黄书》《噩梦》《俟解》，则与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同其苦心，同其感怀。总归是族类之感与文化意识之显发，而其真实的意旨，无非要“由内圣之学开显外王事功”。
船山的时代，由明而入于清，他顺就数百年理学之问题，入乎中而出乎外，其学承张横渠而重气，以为必实现此理此心于行事，乃真能成就人文之美盛；而天道与人道、德义与功利、心性与才情，亦须依赖气之生命实践，乃真能具体落实以完成其价值。船山能通过“理”与“心”以言“气”，是真正能顺宋明儒的心性之学，进而对历史文化之形成而加以说明者。
船山言气，必重精神之存在与文化之存在，而讲论经史亦能扣紧民族精神之发展，以昭苏国魂为己任。可惜民国以来，承清儒重功利重考据之学风，又吸取西洋唯物思想之流，乃以船山与颜习斋、李恕谷并论，甚至更欲以船山下比唯物论。凡此，都是滥肆失轨之论，讲哲学者如欲免于“唯气、唯物”之浮滥，则不能不重“理”，不能不重“心”，“理、气、心”融贯为用，乃真能重新开显民族文化之全体大用。而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的基本精神，也才能有新的充实和开扩。
程朱和陆王二系义理，重理重心而不重气，船山则在言理言心之外，又重言气。气，有物质生命之气，也有精神之气，精神上之气，能兼合运用物质与生命之气，所以言气者必当以精神上之气为主，如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也。而船山之所以善言历史文化，其关键即在于船山之讲论乃以精神之气为主。唐君毅先生认为，船山乃“真知气之重者也”。依唐先生之说⑧：
（1）一重气，则历史文化不只可以视为吾心之理的例证，同时亦可视为客观之存在。（2）一重气，则崇敬宇宙之宗教意识，亦可在船山哲学中得一安立处。（3）一重气，则礼之分量亦重，而船山亦正善言礼仪威仪之人。（4）一重气，则表现于情之诗与乐，亦可在文化中确立其地位，而昔儒“为文害道”之说不免为隘矣。（5）一重气，则政治经济之重要性亦益发明显。（6）一重气，则论史不止于褒贬，而亦可论一事之“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世运之升降，乃可有真正之历史哲学矣。（7）一重气，则吾人当自保其民族，并自保其民族所创造之历史文化。
以上七端，皆是由“重理重心而至重气”所引申出来之意义。人类之心同理同，而历史文化不同，则民族之气也不必同，因而夷夏之辨也是势所必至之事。
船山的思想路数，是继承张横渠的规模而来。在某义上说，张横渠的思想也是综合的，从乾坤大父母，气化流行，讲天道，讲性命。这里也有理，也有气，但他没有朱子那种分解的表现，而船山则正继承张子这种路数而发展。由于他才气浩瀚，思想丰富，义理弘通，把心、性、理、气、才、情，贯通在一起来讲，而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难。牟先生指出，船山不算是好的哲学家，但却是好的历史哲学家⑨。他说：
船山之具体解悟力特别强，故其论历史，亦是古今无两。他那综合的心量，贯通的智慧，心性理气才情一起表现的思路，落于历史，正好用得着。因为人之践履而为历史，也是心，也是性，也是理，也是气，也是才，也是情，一起都在历史中厘然呈现，而吾人亦正藉此而鉴别出：何为是，何为非，何为善，何为恶，何为正，何为邪，何为曲，何为直，何为上升，何为下降。
故其丰富之思想，在纯义理上不甚显眉目，而一落于具体的历史上，则分际厘然划清，条理厘然而不滥，立场卓然而不移。由其遍注群书，见其心量之广。由其心量之广，见其慧识上下与天地同流，直通于古往今来之大生命而为一。
由其通于古往今来而为一，故能透过一连串历史事象，而直见有一精神实体在背后荡漾着，故见得历史直为一精神表现之发展史，因而历史之每一步骤，每一曲折，皆可得而解，可得而明。……船山确然见到创造历史之本原，据经以通变，会变以归经。它不像朱子之纯然是道德判断，然亦决不流于陈同甫之“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浮论。
传统儒家论及文化历史，多以道德上所立的当然之理为权衡。而文化与历史之论，亦皆视为道德论中的道德原则之运用。如此，则不能充分了解文化与历史之意义。唐君毅先生曾论及道德与文化历史之涵义不同，以显出船山之有进于宋明儒者之处。约而言之，可得四点⑩：
其一、道德可以就个人之“明道、行道”而说，可不必有客观社会之表现。故有德者之德，诚中形外，见之于事业，固然可以移风易俗；但诚于中未及形于外，则“遯世不见知而无闷”，亦无碍其为有德者。但讲文化历史，则必克就个人精神行事之化成于天下后世以为言。
其二、道德生活可以不肯定“离我心而存在之他人与形色世界”，甚至世上只有我一人，只要我能行道而节物欲，则我仍可有道德。故客观之他人或形色世界，并非一切道德生活成立之必要条件。但讲文化与历史则必须通向客观世界，而吾人之精神行事，亦必以形色（如语言、文字、声音、颜色）为媒介，方可传播于他人与世界，而后吾人乃能真正具有历史文化意义之道德活动，并得以肯定文化历史之客观存在。
其三、文化中有文学、艺术、宗教与政治经济，但道德活动，原可不肯定一客观之形色世界，也可不表现才情于艺文生活中，也可不肯定一超越于我之宇宙，而无须有宗教意识。故道德观念与文化观念有所不同，由道德而开扩延展开来，自须有由点而线而面，再开显为立体之文化世界。
其四、道德价值，可只在心里动机之善恶正邪上评论，此是主观之价值。但一事之结果与影响，可以及于天下后世，而此结果与影响乃属“社会、文化、历史”之价值，此乃客观之价值（与道德价值有广狭之别）。
由此四者，可知论历史文化与论道德之观点，不必全然一致。朱子言理，阳明言心（良知），就论道德而言，为已足；就论文化而言，则朱王皆为不足。
朱子阳明，念念在成德，重理重心，而不重气，不重才情，则亦可不重文学艺术上之表现，其他如“礼”之分量亦将转轻，论历史亦只重褒贬，而不能就史事以通论历史文化之全体的价值，甚至宋明儒之重华夷，亦多在文化上辨，而不易引出在民族上辨华夷之论。然则，大宋之亡于蒙元，大明之亡于满清，可以思矣。
由以上之比论，可知船山学之价值，不在论心性之理，而在统合“理、心、气”以开显文化意识，使儒家精神得以开扩恢弘，使华族文化生命得以充实发皇。
⑧参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台北：学生书局）第二十四章“王船山之人文化成论”之第一节。
⑩同注⑧，页六二三~六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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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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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