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以下，考据渐成学风。但如上节所说，清代考据之学，不足以言汉学。而清代盛世如果还有思想可言，则当数戴东原和章实斋。
一、戴东原
戴东原（西元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名震，安徽休宁人。性强记，尝语其弟子段玉裁曰：“余于疏不尽记，经注则无不能诵也。”家贫，课童蒙自给。时婺源江永，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乃师事之，学日进。二十九岁补县学生员。次年大旱，与麪铺相约，日取麪屑为饔飧。闭户成《屈原赋注》。三十二岁，避仇入都，寄旅于歙县会馆，一日，携所著书过钱大昕斋，谈论竟日，既去，叹曰：天下奇才也。时秦蕙田方纂《五礼通考》，以大昕之言，延东原主其邸。一时馆阁通人如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先后与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三十五岁，南返，居扬州，识惠栋。四十岁，始获乡荐，会试屡不第，应聘修“直隶河渠书”，又游山西，修“汾州府志”。南游浙，主金华书院。及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以举人特召充纂修官至京师，越明年，会试
又不第，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在馆五年，以积劳卒。
据上段叙述，可知东原之博闻强记，其学尚名物、字义、声音、算数，此正徽人朴学矩镬。生平议论，始终未脱“由古训以明义理”之一境，而其弟子段玉裁为《戴东原集》作序，乃日“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明显地是“考据明而后义理明”之见识。
所撰《原善》有云：
有血气，夫然后有心知。有心知，于是有怀生畏死之情，因而趋利避害。……血气之伦尽然。故人莫大乎智足以择善也。择善则心之精爽进于神明，于是乎在③。
东原虽说“理义，性也”，同时，又以“血气”为性。他以为“血气”先于“心知”；而人之能知“理义”，亦全依赖“心知”。人与动物皆是“血气之伦”。不过，人之“才”高于动物，其“智”又可以“择善”，故与动物仍有不同。这种说法，大体顺常识走，不但卑之无甚高论，而且完全不能契会孟子之义理。它只是东西牵扯，将宋儒讲学的高度拉下来。至于指宋儒近释老，也只是随俗浮论而已。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以情欲言理，曰：“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厘不爽谓之理”。他对“德性”之内在意义，似乎无所理解，故完全顺外在生活之“达情遂欲”以言“理”，而理之实践，只是“以我之情絜人之情”（絜、度也）。这种“以情絜情”以得“理”之说，看似体贴人情，实则全失道德意志之劲道。
还有它言“智”而强调心之能“思”，以为人心有“思”之能力，充分发展即成为“智”，人以“智”观事物之“理”，则行为亦可合理。它将人之德行实践，说得如此轻易，完全不知生命学问之艰苦与庄严。（朱子临终，曰：“一生艰苦”。陆象山曰：“莫厌辛苦，此学脉也”。）
有人以为乾嘉之学，代表传统中国哲学思想最后一阶段。其实，传统中国哲学文化之慧命，只到顾黄王而止。在乾嘉学风之下，固不见哲学思想之慧光也。
二、章实斋
章实斋（西元一七三八~一八〇一年），名学诚，浙江会稽人。自幼多病，性非聪颖。二十以后，駸駸向长，博览群书，尤好史部。二十三岁出游，至北京。二十九岁始依朱筠，得见当世名流，遂知名。三十四岁，朱筠为安徽学政，实斋与劭晋涵、洪亮吉、黄景仁诸人皆从游。四十一岁中进士，主讲各地书院，又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书，最后修湖北通志，时年五十七。自后归浙，时游扬州，以老。
实斋论道、言理，皆与东原不同。东原言理，主张从人之情欲求之，谓情之不爽失即是理，又谓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实斋言理，则本于事物。其言曰④：
事有实据，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之先王典章，未尝离事以言理。
古人未尝离事以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钱穆氏论实斋与东原之异同，溯而上之，以为即是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浙东原于陆王，浙西原于朱子。凡学实事求是，即可不争门户。故实斋可赏东原，而东原却以朱子传统反而攻朱子，宜乎实斋谓其饮水忘源也。
浙西讲经学，浙东讲史学。实斋“六经皆史”之说，是想救正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覈求道”之流弊，以为学之致极，皆见之实事实功，不当徒守经籍以著述为能事。如能明于道之大原，则学术、事功、文章、性命，皆可相通为用以救世。如此，乃可免于门户之争。学贵专门，又尚通识，先本乎性情，而归极于大道。浙东史学，远自南宋永嘉、永康之学⑤，近自黄梨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而至实斋，皆从经史之学中省察经世事功，较之托名汉学之辈，更有可观。
③ 戴东原《原善》卷中。又，此下所论，可参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
④ 见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中。
⑤ 永嘉之学，自薛季宣、陈傅良到叶水心，皆是。永康学派，主要指陈亮（同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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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