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普遍性与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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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两大集团之斗争，说到最后，实在即是普遍性与个体性的问题，自由世界要保持个体性，故特别强调维护个性与价值﹑但因此普遍性遂不显。而其征象(或说毛病)即理想透不出来，故不能争取主动(凡讲个体性过分即如此)。反之，其征象是：反面抹杀个体性，故无自由民主﹔而正面即表现理想性。虽然它只是一理想之影子，并不真是理想，但你看不透它，即为其所迷惑，而为其所吸引，使你为它而奋斗牺牲。这个时代人的苦闷与痛苦即在此。而吾人之讲法则可两面兼顾。但必须成一风气，始能开出坦平之途径。然而问题即在时下人于此不能有所认识，不能透出。今日在自由中国，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讲话，因为在此你没有对立，真美善皆可在你这里表现。但换一地方如日本则不行。今天日本人皆《左》倾。真美善好像皆《左》倾而表现。几年前我们在大学教书则甚苦闷，别的不谈，记得有一次“全称命题”，我举例说如“杀人者死”，若翻成命题形式，即是全称命题，当即有一学生问此法令是谁订的，我当时即知其意，他是由此例去想政治斗争了。我即告诉他，此时是讲逻辑，你此时也只求了解逻辑，不应让政治立场占去了你全幅心灵。例子多得很，除此以外，我们尽有其他例子可举。只此一点，你即可知那时教书与言论之难。今天日本即是如此，所以今天之日本，说话写文皆须有委曲。因理想为他们所表现。此中之症结即在普遍性与个体性一问题上。

吾人说“理性之运用表现转出架构表现是曲贯”。说到贯通，无论是曲是直，就必须有超越之普遍原理，必有一普遍的精神实体。而最后的普遍性即是本体。此乃底子。理想即从此而来。有了普遍性，吾人之生命才能客观化，即首先使生命从个人躯壳里突出来，进而从家庭﹑亲戚朋友之私情里突出来。如此你才能献身奔赴理想。否则如蜗牛般的缩回到身家，你则不能奋斗，不能实现理想。而普遍性此一原理，则首先且最易表现此一面。从东方(中国可作代表)历史文化方面说，西方人有一异口同声的传统说法，即“东方有普遍性而无个体性”，近代如黑格尔、凯塞林，与今日之罗素﹑汤恩比﹑陶逊等皆如此说。此实有其深刻之道理。但中国自五四以来实无几人能见及此。中国文化从其思想家之把握真理来讲，实最易把握普遍性。如道家之道，理学家之一体，与佛家之涅槃。凡讲学问讲道德到最后，即非把握普遍性不可。因非如此则不算到家，不算觉悟，不算重生。(西方把握上帝，即把握了普遍性。)必须到此一步，生命才能客观化。故凡历史上某一时代能透显此步时，此时代即为一有理想之时代。

但吾人应知西方人何以讲中国人只有普遍性而无个体性。此即儒﹑释﹑道三教虽表现普遍性，但要将普遍性返回到个体性内而有一统一之表现，即感不够。儒家既承认普遍性，也承认个体性。如“仁”即普遍性之精神实体，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表示一差别性(个体性)。孟子坚决的反杨墨，即因墨子讲兼爱，而兼爱不能表现个体性，无个性与价值。(其讲天志，即代表一普遍性)。而杨朱主为我，即不表现普遍性，无理想。故力辟之。但儒家要将普遍性返回到个体性使有统一之表现，则仍是不够。道家之道，即绝对之普遍，即一大浑同，根本忽视差别性。佛家则只成一出世的涅槃之普遍性。其精神为捨离。故个体性更不能说。二教于个体性，或不够，或忽视。因此西方人之说法是可以讲的。

普遍性不能客观表现，在思想义理上即成为抽象的﹑干枯的，而无内容。在此必须由抽象的转为具体的，由干枯的转为润泽的才行。若从历史文化之表现看，亦显示：只有普遍性而无个体性。首先是“命运”一观念，人们蜷伏于其下自觉地服从它。如印度之阶级是先天的，是一死东西，不似西方之阶级能起作用。其道德宗教哲学科学表现极其平凡卑陋，其精神生命也如游魂似的，是一梦境。再次就是统一，国家，此也是代表普遍性。而中国之统一也是呆板的﹑凝固的，由打天下而得来。而此统一即由大皇帝以替天行道的姿态来维系。而人民则隶属于其下而不起作用。即改朝换代亦与人民无关，如此组成国家之诸细胞的个体性即无由表现。所以从命运到梦境似的精神生活，到大王朝之统一，皆所以说明东方人之有普遍性而无个体性。

西方人说，东方人是金字塔的精神，是万里长城之精神。秦始皇为何修长城？为的是防胡，但使用的则是奴工(孟姜女的故事即表示一悲剧)。用奴工则不把人当人看，忽视人格价值，此乃量的精神(光有普遍性，无个体性)。凡量的精神皆最能表现气魄，表现一种量的伟大性(中国在此有许多称赞处，但内中有血有泪有悲剧)。量的伟大性能引发崇高性，大气魄也即有是一种壮美感。而西方希腊则表现幽美感，故其生活美﹑有灵感，崇尚自由民主，重视个性价值，这是一质的精神。

如财产即在西方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中国士大夫则视为“阿堵物”，毫不关心。但他们对生民之福祸疾苦则异常关注。汉代士大夫即要求“以道德统学问，以学问统政治”。如抗战时期梁漱溟先生在重庆组织民主同盟，我当时即劝他说 ：“如程朱陆王生于今，必不做此工作。”当时他即不以为然。最近徐佛观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到中国知识分子可分三类型：一是公孙弘，叔孙通之流，一是儒林传的人物，一是文苑传的人物。文苑传的人物有才华，很圆通，但不表现理想性，故不能真有成就(如苏东坡)。中国知识分子到清代以至今日则整个儿失了儒林传之传统，皆属文苑传里的人物，而少数能代表儒林传之人物如张君劢先生，在此时代则备受排挤与抨击。其实日嚷民主科学的对民主科学可说毫无贡献，而他们骂为玄学鬼的张君劢先生，反而为中华民国订出了一部宪法。

西方人讲中国人有普遍性而无个体性，可是很深刻的观察。而西方人自己则把握了个体性，故能实现自由民主，发展个性价值。但其文化发展至十九﹑二十世纪，因已趋于量化之故，其个体性即陷落而为现实的，而不表现理想性。此则不能无病，故必须贯通普遍性与个体性而后可。

现在我们进一步问为何个体性要靠普遍性？为何普遍性与个体性要贯通起来？为何要成一统一之谐和？黑格尔学派称缺乏普遍性之个体性所成之个人主义，为非批判之个人主义。故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完全是现实的﹑形而下的。复次，若无理想与普遍性之提撕与涵盖，则你之人生是盲目的﹑寡头的﹑生命也无一妥当的安排。而落到政治上即不能合作，成一盘散沙。、法国大革命之结果，也即由非批判之个体主义造成暴民政治，终于出现了拿破仑之专制。因此要保持个体性以充分实现自由民主个性价值，则必使个体性套于普遍性之原则润泽一下，使普遍性与个体性贯通起来。英美诸国在各方面已成制度。所以它虽不表现理性，但国家政治尚可靠制度来维持。然而一旦崩坏，维持不住，则必如今日之日本。是以表现只有现象的个体性而无普遍性。非批判的个人主义之个体性并不是真正的个体性，因而自由民主个性价值，亦只成了习惯的﹑现实的，而丧失其理想性。今欲恢复真正的个体性，恢复自由民主个性价值之理想性，则必须透现普遍性。

但普遍性不是一隔离的空的普遍性，而是在一定形态下表现而为一定制度，足以保持吾人之个性的普遍性。譬如国家代表普遍性，但其组成分子必须要有自觉能起作用。使国家之统一成为真实之统一，有机之统一，则国家之普遍性始为一具体而真实之普遍性。而同时各分子之个体性，亦必与代表普遍性之国家有关，而不能只是漫荡的寡头的个体性。个体性与国家之关系是具体地表现在权利义务之关系中，而真正表现自由民主之精神维护自由民主之制度，一方面固保持吾人之个体性，而同时一方面亦即透现一普遍性。若不能透现普遍性，则自由民主之制度是不能保持的。此即为普遍性与个体性之有机的统一。西方黑格尔即在此一路数上讲国家。但人不解其义，遂误认其有助于专制独裁，目为劝王学派。此实为非批判的个人主义之观点。非批判的个人主义即是在生活上自私自利，生命无妥当的安排，政治上必引出极权。在抗战时我对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即有此感觉，伦理纲常以及一切社会轨道，生活风范均已解体，一般人只剩下一赤裸祼之个人中心之奔驰的生命。下面极端个人中心之自私，上面即向导一虚无不着边之极公以为其生命之托命所。我们常听人说“天下青山，皆可埋骨”。此即表示一游荡之普遍性。光棍汉一无所有，乃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无真正的个体性，亦无真正的普遍性。

吾人须知极端自私与极端大公是相反而相成。光是嚷嚷自由，那只是消极之意义。犹如关在监牢的人要求自由，然一旦释放，反而生活无着，甚至无家可归。此即无理想之故。要从自由转为理想，即非转出普遍性不可。因此贯通普遍性与个体性，实为解开时代之死结之不二途径。今之讲自由民主者，只一味拖着往下讲，不准通着往上讲，以为一讲普遍性即是有助于极权。此实忽视时代之症结，不知问题之所在。死的﹑游荡的﹑虚无的普遍性有助于极权，而且必转为极权，因为它不能与个体性通起来，故必抹杀个性，刍狗人民，以奔赴其虚假之普遍性，此为私智穿凿，立理以限事。然与个体性通起来的真实而具体的普遍性，则是本于人性成事定制之构造的普遍性，希特勒自是希特勒，黑格尔的哲学自是黑格尔的哲学。吾人以为黑格尔的哲学所表示的原则，德国形态的统一建国，固可视为此原则之表示，英美形态的统一建国亦可视为此原则之表示。只要普遍性与个体性能有机地一起来，订立制度，保障自由，便是此原则之表现。并非英美形态必合拉斯基之原则，而黑格尔之原则专应德国形态也。纳粹党自是近代西方文化趋于量化后之反动，是虚假的歪曲的普遍性，故极权专制奴役人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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