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本年一月间在台北时，即闻唐先生咳嗽气喘，体重减轻。当时以为中药有效，但须忌口，其体重减轻，或不能免。但咳嗽气喘不无问题，一月底返港，翌日往视，知经医生检查，可能是旧疾复发。见其容色衰颓，声音非如常时，酷类其太夫人当初之发音。心念唐先生母子之情甚笃，到老更返于孺慕，故自然有此类似。越二日，尚知其多商量研究所事宜，并知其闻大陆平反孔子而色喜，并拟过旧历年再赴台北作详细检查。孰知二月一日晚间即不适，黎明即因气喘窒闷，遽尔长逝，伤哉痛哉！
我于抗战初期，在重庆时，始认识唐先生。当时，他在教育部任特约编辑，我在曾家岩编《再生》杂志。一日，他与李长之先生相偕过访。此后，常相往还。我知其精于黑格尔哲学。某次，请其略讲大义，他乃纵谈至英国新黑格尔派布拉得莱消融的辩证，觉其玄思深远，郁勃而出，我亦因而顿悟辩证之意义与其可能之理据，并知唐先生确有其深度与广度，非浮泛小慧者所可比。读哲学，须有慧解，亦须有眞性情。唐先生一生忠于哲学，忠于文化理想，当世无与伦匹，非性情深厚，慧解秀出者，不能至此。
抗战初期极艰困。我与熊先生相处，得以提撕吾之生命于不坠；与唐先生相聚谈，得以开发吾之慧解于多方。良师益友，惠我实多，我终生不敢忘。在此期间，困心衡虑，师友聚谈，蕴蓄者深矣。时唐先生与周辅成先生共办《理想与文化》杂志，其《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即在此杂志发表者，此为唐先生在国家之艰困与时风之衰敝中发正大之音的初声。我当时则正完成《逻辑典范》一书，并即着手蕴酿《认识心之批判》。我极欣赏唐先生《道德自我之建立》中超拔之劲力与恻怛之襟怀，而唐先生亦谬许我对于逻辑之理解之不同于时流。我之有形工作在逻辑与认识论，而无形之蕴蓄以及所投射者则不止于此。此皆师友提撕启沃之力也。
抗战末期，我目睹当时之舆情，知识分子之陋习，青年之倾向，深感大局之危殆，将有天翻地覆之大变。我之情益悲，我之感益切，而一般恬嬉者不知也。我当时日与青年辩谈，理直气壮，出语若从天而降。一般教授自居清高，缄口不言，且斥我从事政治活动。惟唐先生知我不如此。唐先生性涵蓄，对于时局初亦不肯直言、切言。某次，我问：我们是否要落于王船山、朱舜水之处境？唐先生答曰：不至此。然而我之感觉则甚急甚危。故胜利后，在南京，我以我之薪水独立办《历史与文化》杂志。校对、付邮皆我自任。当时唐先生在原籍家居，每期皆寄稿相助。而世人则视我之举动渺如也。熊先生亦劝我曰：“大害已成而不可挽，挽则必决。”熊先生在老年，我时在中年，故心境不同也。（《理想与文化》、《历史与文化》，乃一气相呼应者。前者较超越，后者较内在。理想不能不贯注于历史；文化亦不能不上通于理想，下贯于历史。故我此后有（历史哲学》之作。当时，唐先生比较精纯，而我则较为昂扬。又，我当时所以能以我之薪水独力办《历史与文化》，乃因我当时无家累，又与家乡不通音问，又因我有中大与金陵大学两校之薪水故。）
我于民三十八年到台，唐先生则由广州移港，参加办新亚书院。两地异处，而精神则相呼应。时徐复观先生办《民主评论》于香港，吾与唐先生等皆为常期撰稿人。吾之《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诸书，皆当时在《民主评论》发表者。而唐先生抒发尤多，诸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书亦皆在《民主评论》发表者。“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彼其充实不可已”，“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凡此诸语，可为唐先生书之写照。时下青年仍应当细读此等不朽之作，借以恢弘其志气，提高其理想，敦笃其性情，勿得浸淫于邪僻奢靡之风，以代沟为借口，以迂阔视之也。
吾在台自三十八年起，定居十年。自四十九年来港，任教于香港大学八年，后复转至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七年，至退休而止。此十五年间，吾渐收敛其精神，从事学究之工作，前后写成《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等书。而唐先生则参与校政，尽瘁于新亚。其初新亚参加中文大学，不免需要一番改制，在此过渡期，动辄以港大为准，受港大之指导，受尽洋人之气，唐先生当时告余曰：直可谓受洋罪。既参加已，中文大学正式成立，唐先生复为维护联合制，保持新亚教学与行政之独立，日日与一般所谓假洋鬼子相抗衡，直至联合制被废，新亚被吞没（其他两院校亦然），新亚董事会全体辞职，而后止。唐先生对于新亚感情特深。近十几年来，其生命几全部耗费于新亚。而新亚之作始以及其后来之发展本驳杂不纯；人事、口舌、是非、恩怨，又极多。唐先生身处其中直如处炼狱，其心身之受伤可想而知。然而即如此，复又力写其《中国哲学原论》（共六册）以及《心灵九境》（共两册）诸大作。外而抗尘抵俗，内而著书立说，如此双线进行，非有庞大之精神如唐先生者，其孰能支撑得住！然而紧张过度，则强忍力持，耗损必甚。夫人之精神有限，若此等诸大作须费七八年之时间始能写得成，则待退休后，从容为之，所成必更精纯。今同时进行，稍失从容之旨。一失从容，便涉遑急。虽铁打金刚，亦难支持，况血肉之躯乎？然此亦与个人性情气质有关，亦难勉强。以唐先生之省察工夫，夫岂不知？所谓看得透，忍不过，亦莫可如何也。吾为朋友伤，亦为朋友痛。今于其遽归道山，益增痛楚，常俯仰感慨不能已，吾有挽联云：
一生志愿纯在儒宗，典雅弘通，波澜壮阔；继往开来，智慧容光昭寰宇。
全幅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通体达用，性情事业留人间。
吾不善为文辞，盖纪实也。
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吾这组所谓“文化意识宇宙”与普通所谓“文化界”不同，文化意识不同于文化。这一个文化意识宇宙是中国文化传统之所独辟与独显。它是由夏、商、周之文质损益，经过孔、孟内圣外王成德之教，而开辟出。此后中国历史之发展，尽管有许多曲折，无能外此范宇。宋明儒是此宇宙中之巨人，顾、黄、王亦是此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此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不是此宇宙之开辟者，乃是此宇宙之继承与弘扬者。没有科学传统，不能有牛顿与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没有希腊哲学传统，不能有柏拉图与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同样，没有中国文化传统，亦不能有唐先生之为此时代所须要弘扬之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之继承而弘扬此文化意识之内蕴是以其全幅生命之眞性情顶上去，而存在地继承而弘扬之。“彼其充实不可已。〔……〕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吾再重述此数语以为唐先生生命格范之写照。他是尽了此时代之使命。
唐先生可以作事，亦有作事之兴趣。但是他之作事不是政务官之作事，亦不是事务官之作事，亦不是革命家之作事，而乃是立于文化意识之立场来作事。他之参与新亚校政以及承担了新亚后期之痛苦奋斗与悲剧结束，皆是以文化意识之弘扬为背景。参与新亚校政者多矣，不必皆有此文化意识，即或有之，亦不必能如唐先生之真切与充其极。故到后来，几等于只唐先生一人承当了这痛苦的奋斗与悲剧的结束。痛苦之所以为痛苦，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即在一般人之立场与唐先生之文化意识有距离，甚至可以说有冲突。执行香港政府之政策者，固无视于唐先生之文化意识，即三院立场亦不一致，不能精诚合作；即新亚本身亦不一致，不能团结应对——此皆由于一般人不能契解唐先生之文化意识，故闹成许多冲突。一般人之立场大抵皆是事便、利便、智巧、恩怨之立场，很少有能忠于原则，忠于理想者。唐先生身处此种种冲突中，其奋斗之痛苦可想而知，其为悲剧之结束亦可想而知。唐先生可以作事，而其作事竟陷于此种局面，此亦可说在如此之现实上是注定的。盖他本不是事业宇宙中之巨人，而只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
这点事业之成不成，固无损于其文化意识之强大。程明道有云：“虽尧、舜事业，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而何况区区一新亚？唐先生之文化意识可以表现而为新亚事业，但不等于新亚事业。此一意识可以在新亚表现，亦可以在别处表现，亦可以其他方式表现。他之对新亚一往情深，只是忠于原则、忠于理想。若客观言之，问值得不值得，这不是唐先生所顾及的。他之不考虑此值得不值得，而承当此痛苦与悲剧，正反映其文化意识之强烈。他在痛苦的奋斗中耗损了其有限的生命，然而其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身分却永垂于不朽。
我前文说他不是事业宇宙中的巨人；他作事不是政务官之作事，亦不是事务官之作事，亦不是革命家之作事。他无汗马功劳，亦无经国大业。他亦不是什麽专家，他更不是所谓名流。如是，销用归体，他却正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他的一生可以说纯以继承而弘扬此文化意识之传统为职志；他在适应时代而对治时代中张大了此文化意识宇宙之幅度，并充实了此文化意识宇宙之内容。他之博通西方哲学，并时以哲学思考方式出之，只是为的“适应时代，辅成其文化意识，引人深广地悟入此宇宙”之设教的方便。因此，若专狭地言之，或以西方哲学尺度衡量之，他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西方式的哲学家，虽然他有很深远的哲学性的玄思（此哲学性的玄思发自其文化意识宇宙中之慧解并消融于此慧解）；因此，他不是哲学宇宙中的巨人，如柏拉图与康德等，他越过了哲学宇宙而进至了文化意识之宇宙，他成了此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中国人没有理由非作西方式的哲学家不可。中国式的哲学家要必以文化意识宇宙为背景。儒者的人文化成、尽性至命的成德之教在层次上是高过科学宇宙、哲学宇宙乃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的；然而它却涵盖而善成并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唐先生这个意识特别强。吾与之相处数十年，知之甚深。吾有责任将他的生命格范彰显出来以昭告于世人。故吾人于哀悼其有限生命之销尽之余，理应默念而正视其文化意识宇宙中巨人之身分。
（67年2月12日）
原载《联合报》1978年3月15日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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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时代与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