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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我们讲从理性的运用表现转出理性的架构表现，是一分解的说明，即在分解地指出它是一种转折的突变，并说明其是辩证的发展。此一转折乃是曲转，非是直转。凡直转皆可用逻辑推理明之。故从格致诚正修齐可直接推出治平之道，也即可从内圣直推外王。而从诚意正心之运用表现以成就科学民主，则是曲转。此中有逆的成分。吾人须知：凡真美善皆为道德理性所要求。科学求真，故道德理性亦必要求科学，要求我们心之光能照射于外物。民主政治较合理合公道，故也为道德理性所要求。但道德理性可直接成圣贤人格，却不能直接成科学民主。但又要求之。故须经其运用表现自我否定，转化而为架构表现。如此即与其本性相违反。运用表现是“摄物归心”、“摄所归能”，是无对的。至圣贤人格之德化也是无对的。但是要成就科学民主，即须在此无对处落下来转为架构表现而成为有对。有对之架构表现与无对之运用表现相违反，此即逆的成分。自我否定而成科学民主，此乃辩证法的。即是道德理性以退为进的迂迴的通出去。也即是对立之统一。如此讲法乃相应辩证发展而为分解的话说明。
上次所说综起来讲，即直接作辩证的表示，以明其辩证的发展。凡辩证的往前进的方面，其逆的成分最为重要。所以有激荡、有波浪。在激荡波中每一曲折形成独立性的东西，即有其本身独立之特性和独立之结构。但在此辩证的发展中可予以贯通起来。以往内圣外王的讲法，外王只成为内圣的作用。其外王无独立的特性，不能成为一独立之领域。故客观性的建筑(事功)不能出现。所谓“云过太空，了无痕跡”，即可见其纯为作用之表现。凡作用表现皆是惊天动地即在寂天寞地之中。只要一正心诚意，即全幅呈现。(反之，即一切坏，即昏天黑地。)故在理性之作用表现的文化生命里不能出现科学民主，于此吾人可知科学民主有其独立性。此具有逆的成分之辩证，可前后贯通，而每一曲折又仍有其独立之特性。此即客观之实现。而内圣之外王则是主观(或绝对)的实现。如上次讲词中“夫子之得邦家者”云云与“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一段话，与耶稣以手摸病人其病即愈，皆是主观的实现或绝对的实现。凡辩证的发展，皆旨在相应有独立性的东西而为客观之实现以明道德理性之大通。科学民主自理性之架构表现言，皆与道德理性之本性相违反。因此科学本身是“非道德的”(非不道德，也非超道德)。在此有所谓“道德中立”之说。民主政体内之各成分亦可只是政治学地用逻辑理性来讲解，而与道德不相干。但吾人须知：民主政治本身即是一大的道德之实现，而科学之求真，智光之照射于外物，亦为道德理性之客观实现之所必经过，故要在此开出科学民主，则必为辩证的。是即明道德不能内在于自己而入直线的推演，因此乃自我封闭，因而变一堕性，而道德也要成为非道德。此即自我矛盾。要克服此矛盾而恢复其道德性，即须让开一步作自我之否定，通出去绕一个弯而再回归于其自由。否则道德要停死在那里。中国文化即有此一病态。故船山言南宋君子以律己者而衡人，遂不自觉而流于残酷。其结果乃恶恶丧德而成非道德。故恢复道德性，不能内在道德自身而直推，因它是一辩证之发展。故要引发科学，必须自我否定，不要光维持运用之表现，必须自我坎陷而转出架构之表现，作一步客观之实现。如此道德理性之要求科学，乃得以实现﹔而道德理性也反而在此步坎陷中可以通出去而不停死。于科学如此，于民主政治亦然。
民主政治乃是“公道”的实践，当该有其道德性。但在这里何以说与道德不相干？此有个缘故。现在一般人了解自由平等权利义务，是纯政治学的讲法。张佛泉先生即说“自由即人权”。他们是将自由一概念散开的说，故说人有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居住、迁徙等权利，即是有此种自由，故自由即人权。这是科学的态度，此种说法限于政法学的立场是对的。但他不该反对道德自由与意志自由。他们以此为抽象的玄虚，形而上学的争论问题。故他们讲自由乃截断而只散开地讲，科学地讲，列举地讲，不准通着道德理性意志自由讲。此种讲法是纯政治学的讲法。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政治本身也成一独立领域。故可与道德宗教划开。但因他们不知民主政治乃实践的事，不能不与道德理性意志自由有关。从政治学的立场似无关，然从实践的立场，则不能无关。他们认为一有关，通着讲，便是泛道德主义，有助于于极权独裁。须知此中大有委曲。岂可如此操切割截？在西方中世纪神权政治下，政治统摄于宗教，无独裁性，西方之讲道德也是从上帝讲(中国则从心性讲)。到文艺复兴后，民主政治出来了，政治乃与道德宗教分开。故纯政治学的讲法亦因而成立。因政治乃一独立性之科学，所以民主政治内部诸成分以及其关系，皆可用逻辑理性来讲解。此“自由即人权”一说之由来。他们不赞成贯通着讲。因为他们所意指之贯是直贯。故以为道德贯政治，即失去政治之独立性。因此一提到道德与政治有关，他们即以为是泛道德主义，教条主义，有助于极权独裁。其实民主政治既实现公道，如何能不与道德理性有关？问题乃是他们只知有直贯，不知有曲贯而已。
总之，说“自由即人权”，说道德理性与政治无关，政治学的讲法可以，不讲上一截的道德理性也可以，但不准往上通则不可以。须知权利非凭空而来，乃从长期之流血奋斗而获得，在此则必须落在实践，说实践则必通道德理性，意志自由。只割截地讲自由，乃吃现成饭，把前人为争人权而流血奋斗的史实忘记了。吾人应知自由平等博爱之要求，是人性之觉醒﹔而此后能以实现自由(诸人权)平等博爱，则为奋斗所得之结果。此如何能不通着讲？唯克就民主政治之成立是理性之架构表现言，由道德理性不能直接贯下来，故民主科学虽根源于道德理性之要求，而民主科学则仍保持其独立之特性。只要明白是曲贯，非直贯，便不是泛道德主义。你不能认为一讲贯通，便是泛道德主义与教条主义。
古人所讲之外王乃是内圣之作用。故由理性之作用表现处看，可以说是泛道德主义。但此泛道德主义却又不极权，不奴役。如大权独揽之皇帝也要德化之，以成就德化之治道。因之此泛道德主义不但不助长极权，且正好是对君主专制之冲淡。故要神化皇帝以成圣德，使之不操纵把持，能让开一步。故此泛道德主义实乃彻底散开的个体主义。因此它要求君相与人民忘掉其为君相人民及其与政治之关系，让人归于自己本位而成德。故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而今人讲道德乃就西方文化之宗教背景上讲，故道德乃成为教条化、格律化。儒家则从人性上讲，从个人成德之生活上讲，此则非教条，故儒家不成教会，也无维护教条的异端裁判所。其教义乃五伦，而五伦实非教条，乃人生之常道。道家在此讲“各适其性，各遂其生”，儒家则讲“尽心尽性”。故中国之泛道德主义是对于君主专制的一种制衡作用、冲淡作用。因对政道无办法，故不得已而出此。此乃“权法”，但他绝不奴役人民。当然如此并不够，故要转出架构表现。
但泛道德主义到了教条化格律化时，即成为极权。此可分两方面说，一是随便取一格律以为道德，此则非极权奴役不可。一是把道德教条化格律化。西方中世界则因宗教之教条而把道德格律化，如西班牙有一女人在星期日换一件衬衣，即触犯教条而成立罪名。又如希腊哲人毕塔哥拉斯所订之奇怪的规律，如“人人必须学几何”，“人人必须吃豆子”之类，此乃皆极无理之教条。儒家未成为宗教，固为一憾事，但却得免于此类毛病，故中国人最无教条。现在一般人皆习于西方文化之背景讲道德，殊不知道德在西方始终未讲好。其道德之基础乃在宗教，而中国人讲道德，其基础则在人性。故主“性善”。依于宗教而讲道德易于教条化、格律化。用之于政治而成为泛道德主义，则必奴役人民。
除泛道德主义，还有一名词，即泛政治主义。此即政治生活概括一切，所以必然极权。西方之神权政治只能说是教条化的泛道德主义，不能说泛政治主义。泛政治主义与教条化的泛道德主义是一，故必极权奴役。但只限于政治学之立场讲自由，而不准往上通，并诟詆讲道德理性与意志自由者，其弊亦同于科学一层论，而亦成为一种泛政治主义。泛科学主义与此种泛政治主义一气相通，同为浅薄之理智主义。此必陷于现实一域而窒息文化生命与文化理想。此一形态之泛政治主义，即孔子所说“好智不好学，其弊也荡”。“荡”即“穷高极广而无所止”(朱注)。故它一味放大自己之独立性，而完全抹杀其他。泛科学主义亦是如此。讲到此即知吾人之讲法既非泛道德主义，亦非泛政治主义。他们要如此说，只是他们不好学。失之在“荡”而己。
理性之架构表现与理性之运用表现，说到此大体已告一段落。吾人讲这些问题，一面为贯通时代，一面也为了解中国文化之特性以及其缺憾，以期开出一条文化生命之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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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人文讲习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