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注疏之<公孙丑章句下>第2章

孟子将朝(cháo)王。王使(shǐ)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zhāo)将视朝(cháo)，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cháo)。”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是齐宣王。昔者，是昨日。孟子于齐处宾师之位，未尝委质为臣，故在齐，王当就见，不当召见。在孟子可往朝，不可应召。其礼与臣下自不同也。

○孟子一日将朝齐王，王初不知，乃使人来召孟子说：“寡人初意，本要自来就见夫子，只因偶有寒疾，不可以当风，故不能来。明早将欲视朝，不识夫子肯来使寡人得一见否？”齐王托疾以召孟子，是以臣礼待之，而非能屈己以下贤者也。孟子知其意之不诚，亦托疾以辞之说：“我初意本欲朝见，但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盖不敢显言其非，而又不欲往应其召，孟子以道自重如此。然又恐齐王不悟而以为真疾，则此意终无以自明矣。故次日便出吊于齐大夫东郭氏之家。公孙丑疑而问说：“夫子昨日方以疾辞，今日便以吊出，则是明为托疾矣，无乃不可乎？”孟子答说：“昨日有疾，故不能造朝，今日疾愈，可以往吊，如之何不吊乎？”盖孟子之意，正欲使齐王知其非疾，而自悟其召见之非，与孔子不见孺悲取瑟而歌之意相似。惜乎门人弟子，犹有所未喻也。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cháo)。 今病小愈，趋造于朝(cháo)，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yāo)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cháo)。”

○采薪，譬如说打草，采薪之忧，是言疾不能采薪，盖谦词也。要，是拦阻。

○孟子既出吊于东郭氏，齐王不知，以为真疾，乃使人问之，又遣医来诊视。是徒谓殷勤仪节之间，可以虚縻贤者，而不知尊德乐道之诚，正不在此也。乃孟仲子不以实告，而又权辞以对之说：“昔者以王命来召，适吾夫子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恐违王命，乃趋造于朝，不识此时能至朝否？”孟仲子既饰辞以对使者，恐孟子不知，乃使数人要之于路，说：“请必无归而造于朝。”欲以实已之言也。夫孟子辞疾出吊之意，本欲使齐王知之，有所感悟。乃公孙丑既疑其不可，而孟仲子又从而为之辞，则孟子以道自重之意，虽其门弟子亦不能知，而况齐王乎！此孟子所以不得不曲明其意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wū)，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 我非尧 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是齐大夫。恶，是叹辞。

○孟子辞疾出吊，本欲警悟齐王。乃孟仲子不以实对，而要其必朝，则尽失孟子之本心矣。孟子既不能显言其意，又不欲趋造于朝，乃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盖欲示意于景丑，而使转闻于齐王耳。景丑乃责备孟子说道：“人之处世，内而家庭，则有父子；外而朝廷，则有君臣。此是天下之大伦，自有生民以来，不可废也。父子以情相爱，故主于恩；君臣以礼相接，故主于敬。人人各有当尽的道理。今丑见王之待子，可谓致敬尽礼矣，乃未见子之所以敬王，其如君臣大伦何哉？”孟子因晓告之，叹息说道：“子以我为不敬王，是何言也？大凡人臣敬君，不在仪节上周旋，只在大道理上明白。如今齐人都无以仁义告王的，岂是以仁义为不美的事，其心以为，王但知有功利，志趣卑陋，不足与言仁义云尔。这是以常人待其君，轻忽侮慢，不敬莫大乎此。若我则以尧舜望于王，平日所言，都是仁义，都是尧舜治天下的道理。若权谋功利，与尧舜之道不相似的，即不敢陈说于王前，是欲吾王扩充仁义，以致唐虞之盛治也。我不以庸君待王，而以大圣人望于王，则齐臣之中，岂有如我之敬王者哉？子乃以我为不敬王，是不知事君之大道矣。”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cháo)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qiàn)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zhǎng)民莫如德。恶(wū)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是心有所不足的意思。

○孟子以陈善责难为敬，而不以趋走承命为礼，正是以宾师自处之意也。景丑不达，终是以臣礼责备孟子，乃应说：“不然，我以子不敬王者，非此之谓也，谓于礼有未尽耳。《礼经》上说，人子闻父有召命，则唯而无诺；人臣闻君有召命，则不俟驾而行，是急趋君命者，乃礼之当然也。今子本将朝王，既闻王命，乃称疾不往，此与不俟驾之礼，若有不相似者。我以子为不敬王，盖以此也。”孟子晓之说：“闻命则趋，固人臣事君之常礼，而以道自重，乃君子立身之大节。吾今所言，岂谓是与？昔曾子尝说，晋楚大国，其富诚不可及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当之，不禄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当之，不爵而贵，是天下之至贵者在我也。在晋楚非有余，在我非不足，吾又何慊乎哉？曾子之言如此，这岂不合于义而言之乎？是别有一种道理，超乎势分之外者。这道理为何？盖通天下之所尊的，凡有三样。爵位尊贵的，是一样；年齿高大的，是一样；道德完备的，是一样。在朝廷之上，以贵临贱，以卑承尊，那时只以爵为重，名分一定，莫敢僭逾，此爵所以为达尊也。在乡党之间，长者居上，少者居下，那时以齿为重，先后次序，莫敢违越，此齿所以为达尊也。至如辅佐一世，而成治安之功；长率万民，而致雍熙之化。此惟有仁义之德者能之，那时只以德为重，在朝廷不敢与之论爵，在乡党不敢与之论齿，此德所以为达尊也。今王虽富有齐国，南面称孤，其爵诚尊，然不过达尊之一耳。若论齿论德，则我有其二，安得以彼之一，而慢我之二哉！然则王之不当召我也明矣。”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孟子承上文说：“我谓王不当召我者，非故自为尊大也。亦以人君图治之要，只在尊德乐道而已。故自古帝王，将欲兴建太平，而大有为于天下，则必屈已下贤，隆礼待士，而有所不敢召之臣。如于君德治道，欲有所咨询；于民情政体，欲有所商确，则必枉驾就见，而亲访其谋猷，此所谓不召之礼也。夫以王公之尊，岂故屈身于匹夫之贱哉？只为尊敬其德，爱乐其道，欲使仁贤效用，治化有成耳。苟尊德乐道不如是，则任贤之心怠，望治之志荒，乌足与有为哉！此大有为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王乃欲召我，岂未欲大有为于天下耶？”

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wàng)；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jiào)，而不好臣其所受教(jiào)。

○丑，是类。尚，是过。

○孟子承上文说：“自古大有为之君，行王道而王者，莫如成汤，行霸道而霸者，莫如齐桓公。这二君都有所不召之臣，伊尹、管仲是也。成汤三聘伊尹，知其志在于觉民，即从而受学焉，然后任之为相，号曰阿衡。故伐夏救民之事，伊尹皆以身任之，七十里而为政于天下，汤遂不劳而王矣。桓公一见管仲，知其才可以托国，即从而受学焉，然后任之为相，称曰仲父。故尊王攘夷之事，管仲皆以身任之，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桓公亦不劳而霸矣。一王一霸，功虽不同，要之尊德乐道，可与大有为则一也。今天下诸侯，以地则相类，以德则相等，莫有能建立王霸之业，而超过当时之君者。此无他故，只为列国之君，都以富贵骄人，不肯屈已下士。有一等趋走承顺，为我所教诲的，便喜欢用他，过为亲厚；有一等抱道怀德，我所从受其教诲的，便不喜欢用他，反致疏远。求如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者，不可复见矣。既无不召之臣，又安能成大有为之业，所以地丑德齐，终莫能相尚也。然则齐王欲大有为，岂可复蹈时君之习，而不以汤、桓为法哉！”

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孟子直以不召之臣自任，说道：“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学而后臣，欲有谋焉则就之，未尝敢召之来见也。夫伊尹为元圣，其不可召，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耳，尚且不可召，而况不屑为管仲者，顾可召而见之乎？盖我所志者，伊尹之志所学者；曾子之学。辅世长民之德，无慊于晋楚；尧舜仁义之道，独陈于王前。方将卑管仲于不足为，而顾托疾以召之，是待我不如管仲也，我岂可轻于往见哉？”孟子此言，非故自为高亢，盖有见于人君治天下之道，当如是耳。盖人君与贤者共治，若恃其富贵爵禄，可以奔走天下，则其待士轻。待士轻，则其任之必不重，仕何由行其道乎？故君能降志于其臣，而后士重；士能亢志于其君，而后道行。上可为成汤、伊尹，下不失为桓公、管仲。此《易》之泰卦所以取于上下之交也。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