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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之吾兄：
两示均奉悉。《人生》第一五八期，亦于今日收到。仁厚同学及兄文与彼商量学统政统函，亦同阅到。仁厚所述，大体本弟意撰成。虽不甚差，亦诚如彼言“简略而不周洽”，亦有不妥当处。三统之说，乃弟就中国文化生命之发展并关联着今日时代之症结而开出。详述原委，俱见拙作《历史哲学》，以及<政道与治道>﹑<理性之架构表现与运用表现>诸文(今按，此二文已编入《政道与治道》一书)。此是就客观的历史文化之发展与时代症结之问题作一义理上的疏导与解答，非就过往史实陈迹“随机”说，亦非就当今特殊事件作“作用”说。故多显得曲折而抽象。然吾人今日实届徹底反省之时，此步工作亦不可少。
说中国只有道统而无学统，此“学统”一名之提出，实为解答科学一问题而提出。说中国本有学统，这当然是真的。但为了彰显科学之为学的意义以及其基本精神，遂把“学”之一词限在科学一面，即“知识之学”；而中国本有之学的意义以及基本精神则限于“道”一面，亦即“德性之学”。如在科学一面说学统，则在“德性之学”一面自可说道统。此只是名词意义之限定，只要声明一句就够了。本不至起误会。这样分限一下，说“中国只有道统而无学统”，当然可以。其事实就是没有发展出科学。但科学亦是一种学，它有其本性与基本精神，而且源远流长。它亦不能充当或代替德性之学。以学统名之，所以使人正视其本性与基本精神，亦所以限定其分位与层序，且所以彰“德性之学”之特殊也。故此若名曰学统，则中国“德性之学”之传统即名曰“道统”(西方道统在基督教)。此只是名词的分限。如离开此问题而泛言“学”，则虽是“道”是“教”，亦可言“学”。如弟此处即言“德性之学”。佛教亦可言佛学，儒教亦可言儒学。而宋明理学，乃至“心性之学”，亦皆可言学。如就适所限定之“学统”一名言，则中国亦本有学统之端绪，即羲和之官是。
羲和传统是中国的学统，古天文律历数赅而存焉。然只停在原始形态(感觉的﹑实用的)，未能发展至“学之形成”的境地。此即未发展至科学形态也。从认识主体方面说，即“智”未发展至足以成“知识之学”之“知性形态”也。而希腊精神则先脱离那原始形态，而向“学之形成”一路走，虽云科学是近代的事，然希腊精神要已具备“学之形成”之重要的一面，则是人所共认者。科学是希腊为学精神所演变出的，故名希腊精神传统曰“学统”。科学非一旦偶然出现者，乃源远流长，演续而来，故就其为学，而曰“学统”。
统者贯穿承续义，故曰垂统，亦曰统绪。羲和之官是中国学统之开端，然其“学之为学”之精神，略显端倪而枯萎，则学统亦斩。学统，在西方，虽说是希腊精神的传统，虽说是源远流长，然从文化生命之发展方面说，究非西方所可独占。一切学术文化，从文化生命发展方面说，都是心灵的表现，心灵之创造。学统之成是心灵之智用之转为知性形态以成系统的知识(此即学之为学)所发展成。自知性形态以成系统知识言，这是无国界，无颜色的。故科学就其成为科学言，是无国界无颜色的。这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生命在发展中所应视为固有的本分事。(注意这是说发展出科学是固有的本分事，不是说我们已固有科学了。)如是，科学虽先出现于西方，其心灵之智用虽先表现为知性形态，然吾人居今日，将不再说科学是西方文化，或西方文化所特有，而当说这是每一民族文化生命在发展中所共有，这亦如佛教所谓“共法”，非“不共法”也。既是每一民族文化生命在发展中所固有的本分事，则由自己文化生命之发展以开出学统(开出科学)，并非是西化，乃是自己文化生命之发展与充实。西化不西化不在这里说。这意思，弟近来始注意到。毅然确然这样认定，可省得许多无谓的缠绕与争论。因为现在无人反对科学，这已由“共法”而成为“共许”了。既是共许，为什么不知其是“共法”，而单谓其属西方，一说科学即意指其是西方文化呢？既谓其属西方，而又是共许，为什么又不赞成西化或全盘西化的呢？这里只说的是科学，当然不是全盘西化。下面还要说民主。
弟视民主亦与科学同，俱视为每一民族文化生命发展其自己之本分事，不在这里说西化。如是，纵使一民族发展出科学与民主，亦不是西化，或全盘西化。从这里说全盘西化是无意义的。因为这都是“共法”。从这里说西化或全盘西化必引起许多无谓的心理上的缠夹。人们对于科学与民主无异辞，那么问题只在对于中国文化以往所发展至的之态度上。若单从科学与民主看西方文化，或科学与民主单归属于西方，为西方所特有，那么我们要科学与民主就是全盘西化了。然而这是不对的。(说不对，不是不要科学与民主，乃是这看法不对。)又，若以为中国文化已往所发展至的没有科学与民主，便认为无道理，无意义，根本无所谓中国文化，这便是全盘否定，这更不对。那么，问题只在对于中国文化已往所发展至的之了解上。了解一民族的文化，不能从其过去没有后来所需要的，便作全盘否定。后来之需要无穷，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在一时全全具备了。所以了解一民族的文化，只应从其文化生命发展之方向与形态上来了解，来疏导，以引出未来继续的发展或更丰富更多样的发展。
以上是关于学统。至于“政统”一名，则弟所私立。仁厚言不知其所自始，此是其读书之不审。古人言“正统”，是就得天下正不正说。无言“政统”者。弟提“政统”一词，意指“政治形态”或政体发展之统绪言，不单指“民主政体”本身言，是通过客观实践中政体之发展而言今日民主建国乃理之所当然而不容已，且是历史的所以然而不可易。在客观实践之发展中言今日民主建国，而客观实践是前有所自，后有所继，而垂统不断的，故曰政统。了解如何从贵族制转至君主专制制，如何从君主专制制再必然地要转至民主制。转至民主制是转至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之建立，这是一民族自尽其性的本分事，不是西化的事。
民主政体有其基本精神，并有其自成一系的基本概念。在民族自尽其性以建国中，必须真切认识这一系的基本概念，体之于自家生命中以为客观实践之忠实理想，并且必须真切认识这体制中所函的国家政治法律是什么意思。关此，弟所言者已不在少。这一体制之建立，是站住自己，亦是道德心灵在客观实践中政体发展转变之统绪，正视今日民主建国之不可易。如是，则今日种种别扭乖错可以顺适调畅。(弟只言中国以前没有民主政体，不言没有政统。此与“知识之学”之学统不同。)言民主﹑自由，应扣紧民主政体建国说，既不应空头泛讲，亦不应成为忌讳而不敢讲。吾人既对自己文化负责，对自己国家负责，便不能不大其心量，大开大合，澈底疏导，以豁醒自己，立住自己。
说中国过去有其学术与政治，谁能否认？弟疏导文化，开出三面，岂能背此事实？中国文化不但有其学术与政治，而且是一最有原初性与根源性的文化，而且其根最纯而无异质之驳杂，自尧舜三代起直至秦汉，实为一根之发展，而且为一“构造的综合”之发展。由其最根源的心灵表现之方向(由此认取文化生命)，在现实历史趋势中，衍生学术，构造政治，实为谐和统一之一套，在“构造的综合”中而为一体。周公制礼实是一大创造(此所谓构造的综合)亦是一大关键。汉帝国之建立，虽由秦之一曲而来，亦表示是一构造的综合。惟自东汉崩解以后，佛教输入，以至隋唐五代，遂有异质之掺入。然佛教并无助于建国创制，是以佛教之输入，徒表示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不合一，乃一长期之破裂与曲折。宋儒兴起，表示文化生命之归位，而宋之民族生命弱。中经元之一曲，而明兴。有明三百年是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一的，然于建国创制仍是以前形态之持续。(中间政制官制之斟酌损益并非无有，然此非弟之论题所注意者。)而王学所代表之文化生命亦并不于建国创制上显其用。满清三百年是华族发展入近世来之大不幸。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一起受摧残受曲折，曲折颠倒而有今日之局。中国文化生命为构造的综合，至东汉而止。此后为持续状态，政治形态与社会形态大体已定。学术为佛教与宋明儒学。西人谓为停滞，然吾人自己则不应如此说。弟则谓为长江出三峡，乃一长期之曲曲折折，乃一大器晚成之历史。命中注定要有这些磨折与魔难。此为弟在《人文讲习录》中所常说，谅邀吾兄所鉴及。
然无论在构造的综合中，或在曲折的持续中，于学术方面，总是未孳生出“知识之学”来，于政治方面，总是停在君主专制之形态。未孵生出“知识之学”来，则在经过曲折蕴酿步步逼至之今日迫使着要孳生出。此“迫使”，表面观之，好像是外在的，然若深一层看，内在于自己文化生命而观之，则是内在的：文化生命开展之必然要求，心灵开展之必然要求。此内在地迫使着要孳生出“知识之学”来，是自己文化生命发展中固有之本分事，不是西化。此“学统”一名之所以立。
至于停在君主专制形态中，并不表示就是漆黑一团，亦不表示在那形态下的政治皆无合理的安排与合理的措施，亦不表示无好皇帝，无好宰相。这是根本处属于政体的政治形态问题。吾人总不能说君主专制形态与家天下为合理，吾人亦总不能不承认，在君主专制形态下，儒者理想是受委曲的，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是就家天下之曲而求伸的。(关此，徐复观先生多有切感。又熊先生“原儒”，虽有迁就，亦多驳杂，然大处亦慨乎言之。为争孔子，虽历贬群儒而不惜，吾知其心甚苦甚痛，吾书至此，不禁泪下。望兄善读，并善于决择。)吾人于此不必有所顾念与回护。(当然内在于历史串中述史实，则是另一事，而从贵族制进至专制制亦是进一步，则亦是另一事。)本此认识以逼出民主政体建国之大业，乃是华族自尽其性之本分，不是西化。此即“政统”一词之所以立。
民主政体与科学是共法，不是西方所独有，虽然从他们那里先表现出来。弟这样疏导是大开大合。大开是撑开那以往的“构造的综合”与“曲折的持续”而提炼凝聚那根源的文化生命，此即“道统”之所在。凡由此“根源的文化生命”(即根源的心灵表现之方向)所演生的事象，无论是在构造中的或是在曲折中的，都已成陈迹，让它过去。然而那根源的文化生命则并不过去，恒万古而长存。你说既没有科学与民主，便是一无所有，那虚玄的空洞的“根源的文化生命”有何用呢？又算是其什么呢？若是“一无所有”，便让它“一无所有”吧！可是那虚玄的空洞的“根源的文化生命”却正是创造一切的根源，此即孔孟的智慧与生命，宋明儒者的智慧与生命。弟以为把这点能提炼凝聚得住就行了。此之谓“大开”；在大开中立大信。由此根源的文化生命来孳生出的“知识之学”，来创造出“民主政体”，此之谓“大合”；在大合中兴大用。
科学与民主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可以拿来的，乃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中生出来的。这是要展开自己之心灵的，要多开出心灵之角度与方向的。孔孟与宋明儒者所开之心灵是就德性人格而言的，是就成圣成贤而言的。此是本源形态。然心灵不只是此一形态与角度，没有理由只把心灵限制到这里来。建国创制是心灵的表现(即黑格尔所谓客观精神)，“知识之学”之形成亦是心灵的表现(即所谓知性形态)。这两种心灵的表现，没有理由说它与那本源形态相冲突而不相容。即孔孟程朱陆王复生于今日，亦不会说它们相冲突不兼容。(关此，弟在<理性之架构表现与运用表现>，<自由与理想>，<政道与治道>，乃至<王阳明致良知教>中，都有说明或涉及。所谓“智暂脱离仁”，与兄所谓“仁不可须臾离”，实不至生问题。弟那些说法是套在一个义理疏导的全系统中说的，不可从表面直接反应。仁厚寻章摘句，是以弟文为根据，而未加解析与注明，亦是他的信赖心。然天下不皆曾读拙文者。知者知其据弟文陈述，不知者则生疑矣。)
凡论文化，有是欣赏之态度，如胡兰成先生之《山河岁月》。有是客观同情的了解而就各方面亟发其蕴，如唐君毅先生之《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即如此，而此书于后几章言中国文化之改造，亦提出十字架形的撑开，否则由圆而缩至点，归于无矣。弟之思路，三统之说，亦在展示而完成此义。)有是随机随时即事说，有是作用说，有是感情维护说，有是感情排斥说。而弟则是就文化生命发展之大动脉，关联着时代之症结，未来之途径，予以理义骨干之疏导。这是客观的，负责的，积极的，没有私情，没有作用，既不躲闪，亦无忌讳。吾人不反对提倡科学，只反对以科学之“知识之学”为唯一之学，为唯一之真理之标准，此即所谓“科学一层论”。(用在中国文化上，从业绩上说没有科学与民主便一无所有，这也可以，但不应把“德性之学”也否定，把“根源的文化生命”也抹杀。)吾人更不反对自由民主，只反对空头泛讲的自由民主，反对那“反对通着文化生命以讲自由民主”。诚如唐先生所说，吾人只反“反”。科学一层论者，泛科学主义者，是无德性的人；不准通文化生命讲自由民主的人，是吃现成的人。此辈狂妄无知，根本不足道。其蓄意菲薄只是狂吠，只示其卑贱。何足顾及？
吾兄若问科学与民主既是共法，是每一文化生命发展中之本分事，然则西方文化之独特处而成其为西方者，当从何处说？不就科学与民主而言中西文化，然则中西文化之相融相即而又不失其自性者，当就何处说？曰：西方文化之独特处而成其为西方者，扼要言之，当就基督教说。西化不西化，亦当从这里说。中西文化之相融相即而又不失其自性者，亦当就中西各自的“道统”说。
吾人不反对基督教，亦知信仰自由之可贵，但吾人不希望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真正替中国作主的炎黄子孙相信基督教。传教者每以“宗教为普世的”为言，然须知宗教虽是最普遍的，亦是最特殊的。上帝当然是最普世的，并不是这个民族那个民族的上帝(犹太人独占上帝是其自私)。然表现上帝而为宗教生活则是最特殊的(上帝本身并不是宗教)。孔子讲“仁”当然不只对中国人讲，仁道是最普遍的。然表现仁道而为孔子的“仁教”则有其文化生命上的特殊性。(至于各个人表现仁道则更是最特殊的，个个不同。)因为无论宗教或仁教，皆是自内在的灵魂深处而发。各个人之宗教生活或仁教生活是最内在的，而一个民族之相信宗教或相信仁教亦是源于其最内在的灵魂。这里既有普遍性，亦有特殊性。其普遍性是具体的普遍性，其特殊性是浸润之普遍性的特殊性。故吾人不能抽象地只认普遍性一面，(如是，便是抽象的普遍性，而不是真正宗教之具体的普遍性。)而谓中国为何不可耶教化。一个人当然有其信仰自由。但是一个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不顾其文化生命，而只从信仰自由上信耶教，其信亦只是情识地信。一个民族，如无其最原初的最根源的文化生命则已，如其有之，便应当直下就此而立其自己之大信。(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北方诺曼民族涌出来，以接受耶教表现其原初的内在灵魂。)这里因为有普遍性，故可以相即相融而不相碍，亦因为有特殊性，故应各自立信，不舍自性，以保持各民族文化生命之创造与发展。吾人固不愿耶教化，同样亦不希望要西方耶教民族必放弃其所信而信仰孔教。但可以相融相即以各充实改进其自己。弟以为居今日而言中西文化之同异以及相融相即而不失自性，当推至此层说，不应落于科学与民主处说。此是文化之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弟将专文详论之。兹略提及，虽不能尽，想兄已洞见之矣。
吾兄谦怀恳笃，倦倦不忘师友之相督责，凡心所不安，有所疑难，每以流于情识为惧。此种心情，至为可贵。任何人不敢自谓能免于情识。然能反证此戒惧之心而生明，则即可渐免于情识而不溺。依释迦说法，缘无明有行，缘行有识，缘识有名色，等等，是则识即是随生命之无明盲动而起之印执了别。简括言之，实即心陷于无明盲动之纷驰中而随其纷驰﹑起伏﹑流转以印执，即为识。随其纷驰起伏流转以印执而有喜怒爱憎忧患恐惧，即曰情识。依此推之，凡有意见，陷于胶着，不能顺理以畅通，即为情识。即如此文化问题，随顺世俗名言﹑爱憎，而多顾忌，不能只成浑沦含糊之一堆，只成为回护之对象，而无可动转之以畅通其生命，此亦是陷于情识之胶着。
弟觉三十四十年来，凡维护中国文化者，皆步步落后着，并不明其所以，只是一胶着之情。一落实际，便全无途径，只说些空泛话。只在对遮而显其维护之情。维护之情越胶着，则反动者即起而一笔抹杀之。反之，诟诋中国文化者越趋于一笔抹杀，假定此为主动，则维护之情即为反动，亦越胶着。胶着之情总落后着。作文言文者，即以其所爱之文言文而维护中国文化；善画画者，即以其所欣赏之文房四宝而维护中国文化；玩古董者，即以其所玩之古董而维护中国文化；贪官污吏，武夫悍将，居权位而恐人作乱，亦讲道德仁义而维护中国文化。此皆情识之维护，此维护中国文化者之所以惹人生厌，驯致遂以言中国文化为忌讳也。而狂悖之徒即越逞其凶悍，而肆无忌惮矣。故今而言中国文化，一﹑不可落于三家村气，二﹑不可落于文人气，三﹑不可落于清客幕僚气。直下对孔孟之文化生命负责，对创制建国负责，不回护，无禁忌，有认其有，无认其无，坦然明白，争取主动，反反以制狂悖。孟子曰：“药不瞑眩，其疾不瘳。”此超拔于“情识”之道也。吾兄如此自察，则无疑于三统之立矣。言之不尽，惟望契于言外。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刊于人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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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生命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