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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这好多次的讲法都是注重疏导，希望一层层的逼上去，找到立脚点(即所谓立场)。从此翻出来，再展开来，和一切接上去，然后才能有文化理想。不过，这需要把精神凝聚起来，从内在深处发出来的力量才是。马克思在英国图书馆里闷上了多少年，他所发出来的大套思想，力量多大! 讲学问须和生命接触，须发于独，不能纯从客观事物的排比上发。我们现在总要常存悲悯之感(即Cosmic feeling) ，要有时代意识和文化意识才行，这是把多次来所讲的总起来再说一说。
（二）今天我再顺着上次王道荣同学问的问题，我曾说到“道德的我逻辑的我都是先天的我”，这层意思再详细为大家一讲。我这几次的疏导，即是要在生命中有一个肯定，肯定普遍的道德心灵，消除理智与意志的对立﹑理性与生命的对立。生命有生物的生命，有真实的生命。所谓最后的立场，即是生命中提一下，肯定普遍的道德心灵，这即是Kierkegaard所说的“主体性即真理”。主体上才有决断，才有肯定。这一个肯定﹑一个立场﹑一个态度，即是真理。这是真实，不是虚幻，这也就是真我。而生理的我，乃是假我。认识了真我，才认识生理的主体是假我，才能杀身成仁。若从生理的主体进一步而讲到意识与情感之流里的我，这也是假我，这是心理的我，亦即经验的我。这是主观的，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没有普遍性。若以普遍的道德心灵为主体，则是客观的我。陆象山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以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此心同，此理同，即道德的我。这是从仁义之性上说的，这即客观的意思(这里的客观和客观对象之客观不同) 。是以“理”与“法则”来规定，它本身全是“理”与“法则”，所谓道德的我，即完全是由心灵之理性化与法则化而成，所以说“此心同，此理同”。(逻辑的我，则整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而成。) 这非要从生理的主体与心理的主体纠缠一关中解放出来不可。这种生理与心理的纠缠，即佛家所说的“生死海”，即“真我”(普遍的客观的我) 没有透露出来。从前理学家讲学，总是要将这真我透露出来。这即是耶稣所说的“这就是光”。这就是生命之依靠。有了这个，才能有古人所说的“壁立千仞”，“八风吹不动”。过去理学家，都是用心于此。至于逻辑的我，中国从前却未注意及之，因为中国不甚注意知识。这在西方讲得比较透澈，但也不是所有思想家都能接触到这点，只不过是某些学派的思想家达到这种境界。例如英国经验主义的洛克﹑休谟﹑米尔，直到罗素，这一派的人所了解的我，都是经验的我。罗素虽讲逻辑，但他不向里收，却是向外推出去了。他只向心理学上看主体，即由感觉﹑知觉﹑想像﹑联想﹑记忆而言。(讲心理都是与生理连的。) 由此也可进到理解(understanding)。但真正的理解还不够，这只能说是经验的理解，并不是逻辑的我，还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光是经验的我，主观的我，则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不可得。我们若不向外推而向里收，再从主体上透进一步，那就是欧洲大陆上的理性主义了。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这个“我”，即是“逻辑的我”。“我们须知我们身体的我，乃是经验的我”，变化无常，并无客观性与普遍性。他从“思”上说我，是以思想为主体，不是以生理为主体，也不是心理学的意义所说的思想，(心理的主体，如喜怒哀惧爱恶欲，都是心理现象，都是佛家所说的八识流转的业识，变化不定。) 而是以逻辑法则所规定的思想。它一面是动用，一面是贞定。所以说是“逻辑的我”。因为逻辑的我，所以是客观的。因其有理在内，所以才能客观化。这逻辑主体的思想加上经验材料，即成科学知识。纯粹的思想，即是逻辑数学。(前面所说的道德的我，是从生理的心理的生命中提鍊出来的，比较以纯粹思想为主体的逻辑的我更高一层。) 但英国人对德国人的思想总是反对，他们不採取德人的讲法。不过，现在英国的罗素，也知道逻辑﹑数学是先天的，不是经验的。但是，还不知道这个先天是落在那里。他所谓的先天，只是的架空的﹑逻辑的﹑是虚的﹑是飘浮的，只是形式主义。若是要从此进一步落实，则必须进到理性主义，落在逻辑的我上才行。今天的人，偏怕讲理性主义，只停在形式主义上。笛卡儿讲“我思故我在”，即逻辑的我，但未说出罢了。及至康德讲纯粹理性的批判，讲自然科学如何可能，即在透出这个逻辑的我。有理性﹑有法则，才能客观化。康德有所谓十二范畴。每一范畴，即代表一法则，都是纯粹的概念。这都是由逻辑的我自发出来的。(他有自发性﹑主动性。) 这些法则都是成功科学知识的形式的(先天的) 条件。如此，科学知识才可能。你去观察﹑归纳，必须后面有这些法则去贯串，去使其有条理，才有可能，否则不可能。感觉经验只是些材料，必须有因果律，才成知识。但因果律却看不见，拿不到。休谟曾批评因果律是不能证明的。总之，科学须靠归纳，而归纳须有因果律，但因果律只是习惯的联想，没有理由。如“吃砒霜可以致死”，“吃砒霜”与“死”，本无关系，但吃砒霜常常可以致死，是因联想而谓其有因果关系，实则只是主观的联想。故休谟相信因果律，等于相信上帝。若果如此，则科学知识没有根据。康德出来以后，则不从经验主义上答覆这一问题，而以逻辑的我自发出来的范畴为成科学的法则。这些法则是如网状的结构，感觉经验落在这网状的结构上，故归纳为可能，因之能成为科学。总之，康德是落在逻辑的我上。现在的人不喜讲理性主义，即由于不知逻辑的我。我现在讲这些，即是要大家从生理的心理的生命中超拔出来，肯定“道德的我”﹔肯定“逻辑的我”。这是二大骨干，从此才能接触真生命，讲真学问。现在的人，只是西方现代的风气，只认识客体，不认识主体，而主体是被忽视的荒凉的，(生命的荒凉) ，现在中国人所谓的科学，所谓的吸收西方学问，至多只不过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态度，并不知道理性主义所认识的科学(其实康德最认识科学) 。我们所谓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之可说，须先从生命上将“道德的我”透显出来(如透显逻辑的我一样) ，有明德然后才能讲是非善恶。我个人对于这方面的了解，是先了解逻辑，后了解康德，再了解孟子。要了解超越的东西，必须要反显，要将生活上的习气链子通通摔掉，然后当下即是。要想透露主体，非如此不可。这样才能讲价值之源。这总不能顺着触觉向外取，必须打回来，无所得。(有所得，则不可得。) 以前的人不注重知识，即缘此故。中国近三﹑四十年来(西方十九﹑二十世纪) ，因科学有成就，大家讲学问，都只是向外取，都被蒙蔽得死死的。过去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希腊，讲学问都是“逆之”的路，所以才能认识真理，才有所肯定，才有态度，才有立场。大家对于这种道理，要是从学究上去了解，却比较麻烦，若从生活上去体验，则比较容易。
（三）大家在目前总要正视人生，总要有一点痛苦的感觉与悲悯的意识，才能领会我所说的道理，否则我所讲的都是废话。我们讲这些都是有一个“愿”，重对内，不重对外，我们这讲词，要向外寄，必须是先与我们发生了人的关系才可，不要随便寄出。我们这许多年来已不知写了多少文章发表了，可是看的人也只当文章看了，假使没有人的关系，其心灵上没有根本的转变，仍把我们所讲的当做文章看，变成完全不相干，那有甚么用呢？ 我总喜欢心思开朗的人，有性情的人，不喜观自我封闭的人。大家如有感觉，肯用心，正视人生，正视时代，则人品学问始可有立。
讨 论：
吴自苏问：怀疑论与悲观主义有甚么关系？
先生曰：怀疑论是从哲学上讲的，悲观主义是从生活上讲的。可是哲学上的怀疑论，如若怀疑到底而无肯定，则生活上不是悲观主义，即是玩世主义，所以需要从哲学上透出最后的肯定来。这类问题，看起来很专门，其实并不如此，倘照中国从前的人的讲法讲起来，则感到很容易﹑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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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人文讲习录》。
